濮存昕差点死在1985年的一场空难中。那时的他，还在空政话剧团百无聊赖地上班，香港导演方翔到大陆拍武侠片《大漠紫禁令》，相中了他当男二号。剧组到乌鲁木齐取景，飞机翱翔在那上空时，突现故障，起落架放不下来了。当时的机舱内，乘客都是喊叫哭叫，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写遗书。
幸亏，十几分钟后随着“咔嚓”一声巨响，起落架到底还是给甩下来了，大家劫后逢生，逃过化为灰烬的命运。那年濮存昕28岁，第一次“触电”拍影视剧，忙了8个月，挣了400块片酬。这部片子一年后上映，现在还能看到，豆瓣6.7分，比较糟糕的片子，获得过当年“年度最差影片”第6名，以至于有人看主演是濮存昕都会很意外。其实，更突兀的是，这部片子连日后名声大噪的“舞蹈界仙子”杨丽萍也参演了，不过只是惊鸿一瞥的“路人甲”。
那个年头，电影还是稀罕物，大家普遍认为，拍影视剧比演话剧“格调”高太多，感觉自己能进到片子里，“就会流芳百世一样”。也许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演员濮存昕此后不断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1987年，大导谢晋要拍《最后的贵族》，内定第一女主是林青霞，而男一号他需要那种“正气凛然”的小生，盘来盘去就相中了濮存昕和张宏民这两个人选。由于张宏民是《新闻联播》主播，央视不放行，最后拍板濮存昕。一切都是命，张宏民与演艺之路擦肩而过。
而这样的安排，则意味着，濮存昕作为新人刚出道不久，就可以与“华语国际巨星”林青霞演对手戏了。这让濮存昕激动到走路回家都全程飘飘然。可惜，最终合作流产：那时对岸还严禁岛上人来大陆，违规就要重罚，林青霞秘密到上海呆了几日，回去登机时让海关检查了出来，并且造成了机场旅客的大围观。香港《大公报》记者恰好在场，次日就在报上曝光此事，回去后的林青霞迫于压力，只好无奈退出拍摄。
接替林青霞出演富家女李彤的，是当时国内也很火的女星潘虹。日后，关于林大美女，濮存昕还透露过一个细节，当日林秘密潜住上海，剧组作为地陪到处陪着玩乐。当乘快艇游苏州河时，林青霞曾特意走到甲板，让濮存昕为她拍了一张与“飘扬的五星红旗的合影”。濮存昕揣测，林青霞是很期待在大陆发展的，也晓得大陆粉丝群体的庞大，似乎已经有完备的策划，可惜事与愿违。
这部片子要到美国取景两个月，主要演员也都是纽约演员工会推荐的。这是濮存昕第一次出国，也正是这次拍摄，让他看到“美国专业演员也不过如此”，从此多了自信。电影拍摄期间，有一位正在纽约大学电影专业在读的华人学生，曾慕名前来跑龙套，濮存昕看他仪表不凡，还在一个角落里找他聊了一会天。可惜日后拍成剪辑时，导演谢晋觉得这个小龙套演的不好，果断给剪掉了。
若干年后，谢晋返回看片，才重新发现了这个跑龙套的学生。他追悔莫及，因为这个龙套演员日后很有名，比他还有名，他就是导演李安。同样的，当时整个剧组并没人会预料到他这么一个“领饭盒”的龙套，日后会是如此辉煌。
濮存昕真正“爆红”，是在1995年出演电视剧《英雄无悔》里的高天。这个剧，让全国的观众都认识了他。好几年后，他去新疆旅行，在大街上买哈密瓜，摆摊大叔还认出了他，坚决不要钱。这个时候，濮存昕才真正确认，自己确实“红”了。
也是这个剧，让他第一次“发财”：原定的近60集，每一集片酬2000多，意味着这部戏他整整收入12万。这在那个年代，无疑也是“天价片酬”级别了。事后，他和妻子去北京西单的一个地方取钱，是扛着一麻袋现款回家的。他说，小两口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一路上都很忐忑，左顾右盼，生怕半路杀个程咬金出来，给劫财了。利用这笔钱，他购买了人生的第一部汽车，二手的日本皇冠出租车，总额11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就这车，显然是辆故障车，电路有问题，时不时得熄火，一家人经常被叫下去帮着推车。
《英雄无悔》火了以后，“大众名人”濮存昕在生活中反倒颇为尴尬。他那个时候，还蜗居在单位空政话剧团分的老房子，在大院的一角，是平房，不仅鱼龙混杂，而且生活极其不便，还一点隐私没有，与邻居就隔着一堵墙，什么动静都犹在耳边。房子很潮湿，他老婆宛萍为此经常受潮腰痛，每次濮存昕都得骑车载着她病急乱投医。而且，这房子没有厕所，拉屎拉尿都得跑到外面的公厕，冬夜冷得不敢出面不说，每次还得排队。有很长一段时间，濮存昕每回刚拉完屎，站起来身来准备系裤腰带时，边上的人都会大叫：“高天，你怎么跑这拉屎啦！”
经历过这些尴事，让当年“妇女之友”NO.1濮存昕精神上很崩溃，卯着劲要干一票大的：“拍戏！挣钱！买房！”很快，他在五环外买了房子。事业也蒸蒸日上。徐静蕾的荧屏处女作《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高圆圆的第一次“触电”作品《爱情麻辣烫》，找的男主角都是濮存昕。当今两大“文艺女神”徐静蕾与高圆圆的成名，也可以说是他带出来的。
濮存昕是理所当然那个年代的“男神”，是“大妈”们的最爱，胡歌出现以前中国影视圈最无可争议的头号一线小生。和如今的胡歌一样，只要是濮存昕参演的影视剧，基本就是票房\收视率的保障。他的相貌与气质，又英俊又“安全”，尤其招女观众喜欢。
濮存昕这么顺风顺水，自然与他的家庭脱离不了关系。他本是“星二代”。他父亲苏民（原名濮思荀，被迫改名苏民）也是人艺资深演员。后来，老人一直很羡慕自己儿子，认为他才是真正赶上了好时代，居然能靠一部戏赚到买房买小汽车的钱，如此轻而易举地名利双收，他一辈子都不敢想。
濮存昕也坦言为了挣钱接过不少“烂片”。他那时趁着年轻，但凡影视剧，几乎来者不拒，觉得“一个晚上能有千万的观众”，太值得了！为此，他经常是上午拍完了这个，就赶下一部片场，乐此不疲。到了1995年，他的电影片酬，最低已经高达4万一部，还是快去快回的那种，俨然代表着当时国内男星片酬顶端。为了挣钱，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大漠紫禁令》，都是豆瓣评分不过6.0左右的“烂片”，他照接无误。
而他当时，还是公职（空政话剧团、人艺）在身的，这样不顾一切地走穴，自然不免引来很多非议，讽刺他“为了五斗米折腰”。但濮存昕应该算得上大陆演员中最早“活明白过来”的那一批，觉得做人就要“富裕，过上好日子”，区区“五斗米”折个腰又有什么呢？所以钱挣得很坦然，观众批评再厉害他们也不会替你养家糊口。他还试水接拍商业广告，第一单生意是日本的一个电器品牌。在上海外滩十字路口拍了一上午，人家直接给了10万酬金。
1990年代中期，社会观念还在慢慢融化状态，普遍比较保守，对于明星们一天多少万的“天价片酬”也生出了反感。1995年的1万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万，10万半天能抵得上如今的200万了，这吸金能力也难怪人民群众眼红。由于“拼命”挣钱，濮存昕一时间也成为话题人物。当时社会上讨论“明星集体缺钙”，首当其冲的“带头大哥”之一就是濮存昕。有一次开会，有位记者甚至公开质疑他：这样的“暴发户”，是不是哪里不对？濮存昕很是尴尬，又不好发作，只悻悻然问对方是哪个媒体的，又底气不足地回怼了几句。
但不好的社会影响显然悄然种下了。一次他参加北京市的活动，台下领导小声叮嘱他，说你这样“给点儿钱就参加广告宣传，也要负社会责任呀”，且暗示“上面”也有关心。甚至谢晋也托人传话，让他“少拍广告为好”。濮存昕立即明白了，很多看着有风险的广告也就不接了，而且开始致力于慈善。
钱差不多挣够了，濮存昕也收心了，开始比较专注于人艺的事务，以及话剧舞台。演而优则仕，“演员”濮存昕也开始转换角色为“领导”濮存昕。
两代“国民小生”
2003年，他当上了人艺副院长。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更看好他，觉着他前途无量，平步青云指日可待，可濮存昕自己不这么想。他认为这是“思退”，是从热闹中回到冷清，是要以另一种心情安排“人生下半场”。他在自传中感慨，“2004年的我，人到中年，有一种人生如爬坡的感觉。人的生理机能真的有一个高点，然后开始走下坡。我自认为我在这个曲线上我开始走下坡，我知道不可能什么好事都是我的”。他说，他做不到“完全淡泊名利，但努力平复心情，不要太重视。他出演李叔同与鲁迅后，感觉生命得到了洗刷。
60岁以后，他最渴望成为“学者型演员”。为此，他自练书法，他投入很多的时间去阅读。他年轻时没有机会上学，到农村当知青一干就是8年，有一种文化上的自卑感始终如影随形，老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够，需要恶补。现在很多人喜欢把他和后辈胡歌联系起来比较，新时期前后辈的当红小生里，他和胡歌确实是最像的，无论是形貌，还是气质，亦或是在精神追求上。
他至今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他父亲似乎一直都不太认可他。他演艺生涯数十年，获奖无数，妥妥一代“国民大叔”，可他父亲只夸过他一次。那是2012年出演契诃夫独幕剧《天鹅之歌》时，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老父亲，全程看完后，对他说了一句，“好！你现在是文武昆乱不挡了”，说完就走了。濮存昕猝不及防，心潮澎湃。此外，他父亲惜墨如金，从来不当场表扬他，始终都是个严父角色。2015年7月，即他父亲苏民去世的前一年，濮存昕高票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会后他回家看望父母，母亲凑前大声对丈夫说，“存昕当剧协主席了”，可苏民明明听到了，却毫无反应，头都没抬。
濮存昕在边上待着，感觉脖子直冒汗。知父莫若子，他明白父亲是怎么想的：那个位置，是前辈先生田汉曹禺们的位置，是我老友李默然尚长荣的位子，你算老几，是你能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