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料到美国这次的大选，最先出圈的，竟然是一张照片。
几天前，特朗普在演讲时遭遇刺杀，而一个名为埃文·武奇的美联社摄影记者迅速反应过来，抓拍了多张照片。
因为其中一张照片的构图和情绪都与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颇有相似之处，所以这张照片迅速走红网络，并被人断言有望拿下今年的普利策奖。
而这也让网友关注起了新闻摄影师这一职业，他们好像永远冲在新闻前线，用镜头向观众讲述故事，表达观点。
但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也有优秀的新闻摄影师，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陈庆港。
2009年，他凭借在汶川地震时拍摄的《走出北川》，成为了首位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最高金奖——荷赛突发类新闻一等奖的中国摄影师。
而他和埃文·武奇的区别在于，他的镜头，不是对准庙堂之高的政坛，而是对准江湖之远的民生。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28，中国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发生了里氏8级的地震，举国震痛。
其中就包括当时在《杭州日报》担任摄影记者的陈庆港。
他立即决定，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前往震中拍摄现场！
可是，受地震影响，杭州飞往成都的航班全部取消，陈庆港只能再想其他办法，最后，他硬是从重庆转道，通过各种交通方式在2天内进入了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
尽管做了心理准备，但震中的场景远比他想象得可怕。
废墟之上是一望无际的废墟景象，树倒屋塌，废墟之下则传出着时断时续的哭喊声和求救声，他从未闻到过如此浓腻焦糊的死亡气息。
“仿佛所有的感官都爆炸了，人间地狱大抵如此。”
但人命攸关，再震恸也要立马投身到救援行动中，于是他一边跟活着的人抢救伤员，一边抓拍各种现场照片。
2008年5月16日，他在四川省安县茶坪乡拍到了一个男孩与母亲在路边为被落石砸中去世的父亲举行葬礼。
2008年5月17日，一个男人叫住背着相机的陈庆港，指着废墟，想让他给自己和妻孩拍一张最后的合影。
“我每天都来这儿找她们，已经第六天了，估计是没啥希望了吧。”
2018年5月18日，陈庆港拍下了绵阳市九州体育馆外十几张寻人启事。
一开始，陈庆港还是在受灾现场偷偷地哭，但等到从灾区回去的第一个晚上，他像是从梦魇里惊醒，开始嚎啕大哭。
陈庆港至今没有办法描述当时的情绪，既有对同胞受难的悲伤，也有对大地之怒的恐惧，还有对逝去之人的怜悯，但更多的，是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恐慌。
“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需求，我需要一个信仰。”
而当他整理照片时，发现自己俯拍的一张一群士兵在巨石缝隙中运送伤员的照片，平和而又神圣。
当时他在一个塌方地带迎面遇到了8名抬着伤员的解放军战士，因为通道被石头围住变得狭窄，士兵出来他就不能进去，于是陈庆港就避让到了旁边一块石头上。
这时，士兵正要从他的脚下路过，陈庆港意识到，这个画面应该被记录下来，可因为站在石头上，脚动不了，所以就只能将相机举起来，举高，让镜头尽可能地大范围拍下眼前场景，为此，他甚至都没看着取景器构图。
没想到，正是这张照片，让他站到了世界新闻摄影的最高领奖台上。
2009年5月4日，这张名为《走出北川》的照片被评为了第 52 届世界新闻摄影奖荷赛奖的突发新闻类一等奖，而这个奖项的含金量相当于奥运会中的男子百米金牌，陈庆港还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摄影师。
时任《杭州日报》专刊新闻中心副主任邵双平觉得这张照片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反差。
“在这样一个大的事件之下，他拍摄的《走出北川》其实是一张非常安详的照片。”
中国美术学院摄影系主任薛华克则更注重这张照片所表达出得情绪：“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作品，被抢救的伤员的那张眼睛。”
陈庆港后来自己也说，那个伤员的目光甚至安慰了自己。
“在当时，几乎每个人的目光中都充满了不安与慌张，而他的眼神是那么平静与坚定，像看穿了一切。那一刻他似乎已经脱离了自己所处的苦痛境地，见到了自己最终的归宿。”
按下镜头可以是摄影师长久的策划，也可以是瞬间的直觉，显然，这张照片是陈庆港凭借直觉迅速拍摄的。
但或许正是这个想要记录的直觉，才是他获得荣誉的原因。
因为不管是长久的策划还是瞬间的直觉，都是摄影师的表达，技术和情怀的双重输出。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陈庆港以对新闻的敏感性和对民生的责任感拍下了这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一时刻，所以才被我们感知到。
而每当我们再次看到这张照片，都会想到2008年，一个国家对生命的尊重、温暖和鼓励，灾区军民为抢救在生命时的“不抛弃、不放弃”，以及举国人民在面对巨大灾难时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而这，也是新闻照片的意义。
把时间拨回到58年前，1966年，陈庆港出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户普通人家。
他人生接触到的第一架相机，是在外地工作的哥哥手中的一台“海鸥双镜头”。
每次逢年过节，哥哥都会用这个神奇的黑匣子为家人拍很多照片，这让当时还小的陈庆港开始对摄影有了兴趣。
这也促使了他大学报考了南京师范大学摄影专业。
在学校，老师教的更多的是技术，课程也是大多关于操作和参数的：暗房、光线原理、相机的解体……
可早就接触摄影的陈庆港却已经认知到，技术只是辅助，更重要的，是摄影师的拍摄理念。
真正决定你照片高度的，是你选择拍什么，以及用什么方式看待和表现这个世界。
就比如他感兴趣的就是一些纪实类别作品，像世界著名摄影记者卡帕拍摄于 1936 年的成名作《共和军战士之死》，世界著名摄影师萨尔加多的代表作《劳动者》，当代新闻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的名作《水污染下的疾病》……
陈庆港喜欢这些这些照片所表达的思想，他看到了那些摄影师对苦难的关注，而这也为他日后的摄影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毕业时，陈庆港毫不犹豫地选择当一名新闻摄影记者，他也想像自己喜欢的摄影师一样，用相机让世人看到那些活在苦难及伤害下的人们。
“实际上从内心深处就是渴望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甚至就是牺牲在战场也在所不惜，就像卡帕那样。”
于是，他自然而然将目光看向了国人曾遭受到的战争伤害，一开始，他拍摄了“细菌战调查”这一专题，而后，他又关注到了中国慰安妇这一群体。
从2002年起，陈庆港就开始调查全国范围内曾在二战期间被迫成为慰安妇的幸存者。而采访的第一站，就是海南。
1940年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乌牙峒，并在当地设立了慰安所，许多少女甚至儿童都被抓进慰安所，最大的年仅18岁。
但尽管陈庆港在当地文史资料馆里找到了慰安妇幸存者的线索，但很多人却根本不愿提起那段惨痛的过往。
普阿白是陈庆港在三亚找到的一名幸存的慰安妇，当时90岁的她，靠在街上卖槟榔为生。
“天气非常热，中午的时候市场的所有东西就卖光了，几乎没有人卖菜了，只有她，还有几个好像卖其他东西的，就住在这个烈日下面，弄一个匾子，里面摆着槟榔在那卖。”
面对陈庆港的询问，老人始终保持着沉默，陈庆港明白老人的顾虑，于是也没说话，就坐在一边陪着。
二人大概僵持了几分钟，普阿白突然起身，收起槟榔走了，陈庆港就跟在她身后。
但跟着跟着陈庆港发现，她不是回家，而是往一个海滩的方向走。
原来，海滩方向是一片墓地，她曾经被日本人抓去，被日本人糟蹋之后，回来就生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就葬在这片墓地里面。
普阿白把陈庆港带到墓地，找那个孩子的坟，然后就开始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这样的采访多了，陈庆港开始意识到，其实老人们并不是不想说，只是人言可畏，所以才闭口不谈。
如果说日本人的伤害是短暂的剧烈凌虐，那么外人的围论则是漫长的苦痛折磨。
可当岁月将晚时，她们开始意识到，再不说就要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反倒更有倾诉欲。
这也让我们在陈庆港的照片中看到很多情绪激烈的老人。
杨阿布，1922年出生，海南保亭县保城人，18岁时被日军多次强奸并怀孕，自那之后，杨阿布的身体就一直伤痛。
陈庆港找到她时，她住在一间墙上吊满霉斑的小屋里，知道陈庆港的来意后，她盯着陈庆港，用方言不断地倾诉，还抓着手做出狰狞的样子。
可陈庆港一句也没听懂。
直到晚上陈庆港与杨阿布儿子聊天才知道，杨阿布是在描述自己被日本人抓去的场景。
而更让陈庆港难忘的，是杨阿布磨刀的场景。
一个90岁的老人，用磨刀石一下一下地磨着刀。
原来，自日本人迫害之后，杨阿布几乎每晚都会梦到日本人来抓她，因此年近九十了，还要抓着一把刀才能入睡。
而同样让人疑惑的，还有这张照片，老人嘴里咬着一个木棒，伸出双手冲着镜头。
陈庆港说，这个奇怪的动作，其实是老人在重现她被日本人残害时的样子。
当时她因为被强暴，一直叫喊着，日军就把一根木棒塞进她嘴里，还用绳子绑在脑后。
老人原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但因日军的暴打虐待导致终身伤残，脖子陷进了胸腔里，只能一直佝偻着。
而陈庆港就这么坐在床上，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画面。
“这个镜头，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很真实地反映了老人内心世界的那种挣扎和痛苦。这个我能准确地感觉到。”
但这些还只是幸存下来的，而更多的慰安妇，不是痛苦地死去，就是在日本人的蹂躏恣虐下精神失常。
在经过大海捞针般地寻找，以及坚持不懈地劝说后，陈庆港一共采访了38位幸存的慰安妇老人，拍摄了上千张照片，写成十几万字的采访笔记，是第一个完整记录中国慰安妇当年苦难和目前生存状况的摄影记者。
在《中国慰安妇》摄影合集中，我们发现陈庆港一改之前内敛、克制、疏离的摄影风格，而是特意使用了一种非常直接和夸张的拍摄方式，这其实是因为他所看到听到的情绪太过浓烈。
在面对这些刚懂人事时就经历蹂躏，因此不仅心理上终生被惨痛和屈辱迷漫，身体也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甚至残缺的老人时，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而是更想通过照片，让观者感受到这其中所压抑的悲痛愤怒的情绪。
“这是一段非常残忍的历史，残酷得一塌糊涂。”
可哪怕陈庆港所拍摄的《中国慰安妇》获得了首届国际新闻摄影大赛金奖，照片里的这些人，这些故事，也从未被日本承认。
“后来我到普阿白他家去的时候，他的儿子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是不是找到他了？’当时我很不理解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可能是在问，‘是不是找到了当年侮辱他母亲的那个日本人了？’他们可能一直在等着一个结果，可能就是一句话，但他们一直没有等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随着受害者的逝世，慰安妇的历史真相越来越混沌不清。
在三亚，陈庆港还得知了一个二战期间被日军带到中国的韩国慰安妇，她在抗战胜利后留在了中国，并被政府安排了公路养护站的工作。
最后，陈庆港仔三亚公路养护站的一个档案室里找到了她的资料。
可当陈庆港把档案从文件袋里抽出来才发现，这份资料上的一寸照片因为被水浸泡过，因此根本辨认不清。
就这样，这位韩国慰安妇的资料，再也无法追溯，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没人知道她是孤独一生还是有结婚生子，在中国的余生中，她有没有怀念自己的故国，有没有回去过，还有没有和她一样被抓到中国的韩国同胞……
“慰安妇的历史也是这样，他们没有留下真实的面目，我们永远看不清了。”
时代不仅是大叙事的辉煌与覆灭，更有无数被绞杀的个体，而这些个体的并列延续，就是难以忽视的伤痕。
陈庆港在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些伤痕。
正如上面所说，新闻摄影师更重要的是社会责任感，事实上，除了突发事件所拍的《走出北川》、回顾历史的《细菌战调查》《中国慰安妇》，陈庆港还有一个跨越十年的摄影计划——
《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2000-2010）》
1997年的时候，陈庆港因为感兴趣剪纸、秦腔等传统艺术前往了陕北采风，去到了陕北佳县一个贫苦的农户家。
为了帮助当地村民，在回到杭州后他和几个朋友弄了一个展览做募捐，并将捐款寄到了陕北。随后陈庆港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拍摄更多的贫困人家，记录下他们的变迁。
于是，他给民政部写信，希望能提供当年中国所有贫困县的名单，结果民政部果真给他回信了，提供的材料也很完备。
据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向民政局要这方面的资料。
整理后，陈庆港发现这些贫困县大多集中在中国西部，就是“第二台阶”的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山西、宁夏等省份。
因为公职在身，时间有限，陈庆港最终规划出一条相对效率最高，采访成本最少的线路，一共串起了14家。
虽然这已经算交通相对便利、易于到达的路线，可全都走上一遍也得花两个月左右时间。
2007年，东方卫视给陈庆港拍纪录片，两个年轻记者跟陈庆港走了一趟，“前后一个月，用尽所有可能的交通工具：卡车、拖拉机、人力车、骡子……盘山小路上步行累到直打跌”，但也只是走了十四家的一半。
可即便如此麻烦，陈庆港在2000年至2010年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还是不时前往当地，与那十四户农家同吃同住同劳作，并用镜头记录下了他们的生存状态，艰辛悲喜，以及命运流变。
我们都在电视剧《山海情》看过当地的90年代西海固人民的贫穷。
一年三百六十日，顿顿吃洋芋；
全家一条裤子，兄弟俩一个出门另一个就只能在床上待着；
而《十四家》镜头里的人家也曾有过这种艰辛。
史银刚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夺一只窝窝闹得不可开交。
王天元的两个女儿，为一块补裤子的蓝布补丁争得面红耳赤。
除了拍摄这些艰苦的画面，陈庆港也记录了很多即便在苦水之中，也彼此真情相待的细节。
蒋传本和妻子汪继英、女儿蒋原孝外出打工，提前一个小时坐到客车上。因为蒋原孝一直望着车外烤摊上的油饼咽口水，在车即将出发的瞬间，汪继英奔下车去给女儿买了一个。
王天元和罗文秀的小女儿王小妹嫁人，没要彩礼也没有嫁妆，送亲当日，罗文秀看着女儿女婿走远，直到看不见身影，忽然想到什么，买了一块钱红头绳追了上去，为小女儿扎了个蝴蝶结，而后说：“走吧。”
这些故事，远比直接表现贫穷的画面更触动人心，如果不是长时间与他们相处，是很难想象到并记录下来的。
在拍摄过程中，陈庆港的胸怀是悲天悯人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情感是真挚克制的。
更难得的是，作为旁观者，他看向这些底层人民的目光依旧是平等的。
因为他不仅记录了他们作为人的艰辛和努力，还拍了他们身为人的善良与美好。
就比如过年、盖房、买车、娶亲等场景，在长期的苦难生活中，农民也有生活的奔头，难得的奢侈、火红的希望。
幸而，正如《山海情》的故事发展，随着时代发展，国家宏观实施了环境保护、精准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等政策，帮助西部人民摆脱贫困。
就在《十四家》完结的第二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权蓝皮书》称，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5677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2175万人。
而就在《十四家》完结的第十年，贵州省宣布剩余的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宣告我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
而在这条脱贫的路上，陈庆港所拍的这些照片，不就是推力之一。
正是他的记录和展现，才让前行的人们看到了那些没搭上时代快车，甚至在车轮的底层人民，从而扶起他们，带领他们。
而这，正是新闻摄影师的职责所在。
之于陈庆港自己，他一开始还只是出于对西部农民生存状态和生存命运的关注，但慢慢地，竟被当地人的生活韧性打动。
他们的生活当时虽然艰辛，环境虽然恶劣，地位虽然卑微，但从没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从未停止对命运的抗争。
陈庆港说自己始终记得有年冬天，他在黄土高原一个老乡家过年，窑洞外还能望见黄河，山舞银蛇，野渡无人。
老乡家的年夜饭没有菜，只有每人一碗搓搓面，以及一瓶酒，对坐无言后，老人忽然对陈庆港说：“我唱首信天游给你下酒吧。”
接着老人便仰起头涨红脸吼了起来：“这么长的辫子哟，探不上天；这么好看的妹妹哟，见不上面；这么大的烫锅啊，没有两粒米；这么旺的火焰哟，烧不热你……”
滚烫的陕北民歌让原本昏暗的窑洞瞬间满屋生光，那个除夕，老人唱了一夜，陈庆港也跟着吼了一夜。
可以说，这十四家农户的遭遇和命运，也是当时中国农民生活一个小缩影，而他们的奋斗与抗争，最终带家庭脱离贫困，过上幸福生活，也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最真实的体现。
陈庆港就这么不畏辛苦，坚持不懈，用最平实、最全面的镜头语言记录着，讲述着。
而除了关注细菌战、慰安妇和西北贫困家庭，他还拍过《灰度空间—抑郁症》《外省人—农民工生存调查》《密林深处的母系氏族》，无一不是泣血之作。
从对知名纪实摄影师的敬仰到自己也站上了摄影之巅，这一路帮助陈庆港的，不是多么昂贵的器材，也不是多么高级的摄影技巧，而是他不变的，对弱势群体的看见，对苦难洼地的共情。
身为新闻摄影师，他身负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不忘身而为人的良善和真诚。
所以，拥有这样的新闻摄影师，何尝不是所有中国人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