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懋功会师后，为了加强红军队伍的团结性、确保长征胜利，一部分中央红军干部及部队，被编入了“左路军”，即后来张国焘擅自带着南下四川的队伍。朱德与刘伯承两位中央重要首长就在左路军中，他们处境微妙，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做了坚决而持续的斗争。
两大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后，张国焘逐渐暴露出个人野心，自恃嫡系部队兵力雄厚，想要压制中央、攫取整个红军的领导权。他也果然做出了拒绝北上、南下四川的错误决策，与四川军阀争夺地盘。这样的做法完全背离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初衷，在军事战略上也是失策的。但比较奇怪的是，既然朱、刘等中央红军元勋给他造成了阻力，为何一向狠辣的张国焘，却没有对这两人采取极端措施呢？
真正的军事谋略，并非张国焘的强项；但在心机权谋、政治手段方面，他的对手却不多。张国焘深知：朱老总和刘帅，这两人动不得。懋功会师后红军决策北上，张国焘迫于压力及人心所向，在开会时并没有公开反对，他本人甚至还举了手、表示同意。这样一来，后期“变卦”、擅自南下四川抢地盘便很不占理，张国焘若再为此目的加害红军重要首长，会更加影响自己在军中的威信，无益于南下作战行动。
由于左路军把原属中央红军的部分队伍收编在内，所以除了朱老总和刘帅外，有一批中央红军的将领和老兵被迫南下。朱、刘对这些官兵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张国焘不敢擅自处置他们，以免南下部队出现哗变，影响了他的计划。另外朱德与刘伯承都是四川人，特别是刘伯承，早年在川军担任要职，对其军官和队伍有所了解。张国焘考虑南进过程中，也许他俩能发挥一些实际作用；毕竟自己已经军权在握，对于朱、刘二人，留着也无妨。
除上述现实考虑外，张国焘非法“另立中央”，是一种政治野心的体现。名不正言不顺，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怕下属官兵不服，急需确立自己的所谓“正统性”。朱德是整个红军的总司令、威名赫赫，刘伯承则是红军总参谋长；张国焘需要捆绑、裹挟这两位红军关键人物，以体现自己的权威和“度量”，哪能轻言加害？他甚至把朱、刘列入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中，可谓用心险恶、算计得也很精明。
但朱德与刘伯承拒绝张国焘拉拢，坚决反对左路军南下，为此找了许多干部谈话、希望能挽回危局。张国焘对这些情况自然是清楚的，却不能加害他俩。尽管如此，他对于朱、刘二人的言行感到十分不满意，曾经当面威胁刘伯承：若你不是南昌起义时的参谋长，我就枪毙你！1936年2月，张国焘下令撤去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改任没有军权的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朱老总事实上也被孤立。这项人事命令，事实上是非法的：张国焘虽担任红军总政委，军职高于刘伯承，但不经中央研究同意，总政委无权直接免掉刘伯承的职务。
二人受了不少气，张国焘不敢杀他们，但四方面军内有一些给张国焘抬轿子的干部，经常找各种理由为难两人。在如此困难的个人处境下，朱、刘两大元勋没有任何屈服，甚至做了武装反抗的准备。当时朱德与刘伯承，两人及警卫人员一共才只有7支枪，却表现得毫无畏惧，足见革命家本色。
后来随着四方面军作战损失严重，徐向前、陈昌浩等干部都质疑部队南下的决定；加上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贺龙、任弼时等重要首长的坚决表态，迫使已成“孤家寡人”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真正的中央会合，最终革命形势好转。时隔8个月之后，刘帅得以重新出任红军总参谋长。朱德与刘伯承在整个过程中不顾个人安危，展现出的坚定意志及党性令人敬佩；而分裂红军的始作俑者，也受到了严厉批判与合理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