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懋功会师后,为了加强红军队伍的团结性、确保长征胜利,一部分中央红军干部及部队,被编入了“左路军”,即后来张国焘擅自带着南下四川的队伍。朱德与刘伯承两位中央重要首长就在左路军中,他们处境微妙,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做了坚决而持续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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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后,张国焘逐渐暴露出个人野心,自恃嫡系部队兵力雄厚,想要压制中央、攫取整个红军的领导权。他也果然做出了拒绝北上、南下四川的错误决策,与四川军阀争夺地盘。这样的做法完全背离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初衷,在军事战略上也是失策的。但比较奇怪的是,既然朱、刘等中央红军元勋给他造成了阻力,为何一向狠辣的张国焘,却没有对这两人采取极端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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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军事谋略,并非张国焘的强项;但在心机权谋、政治手段方面,他的对手却不多。张国焘深知:朱老总和刘帅,这两人动不得。懋功会师后红军决策北上,张国焘迫于压力及人心所向,在开会时并没有公开反对,他本人甚至还举了手、表示同意。这样一来,后期“变卦”、擅自南下四川抢地盘便很不占理,张国焘若再为此目的加害红军重要首长,会更加影响自己在军中的威信,无益于南下作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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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路军把原属中央红军的部分队伍收编在内,所以除了朱老总和刘帅外,有一批中央红军的将领和老兵被迫南下。朱、刘对这些官兵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张国焘不敢擅自处置他们,以免南下部队出现哗变,影响了他的计划。另外朱德与刘伯承都是四川人,特别是刘伯承,早年在川军担任要职,对其军官和队伍有所了解。张国焘考虑南进过程中,也许他俩能发挥一些实际作用;毕竟自己已经军权在握,对于朱、刘二人,留着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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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现实考虑外,张国焘非法“另立中央”,是一种政治野心的体现。名不正言不顺,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怕下属官兵不服,急需确立自己的所谓“正统性”。朱德是整个红军的总司令、威名赫赫,刘伯承则是红军总参谋长;张国焘需要捆绑、裹挟这两位红军关键人物,以体现自己的权威和“度量”,哪能轻言加害?他甚至把朱、刘列入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中,可谓用心险恶、算计得也很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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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德与刘伯承拒绝张国焘拉拢,坚决反对左路军南下,为此找了许多干部谈话、希望能挽回危局。张国焘对这些情况自然是清楚的,却不能加害他俩。尽管如此,他对于朱、刘二人的言行感到十分不满意,曾经当面威胁刘伯承:若你不是南昌起义时的参谋长,我就枪毙你!1936年2月,张国焘下令撤去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改任没有军权的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朱老总事实上也被孤立。这项人事命令,事实上是非法的:张国焘虽担任红军总政委,军职高于刘伯承,但不经中央研究同意,总政委无权直接免掉刘伯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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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受了不少气,张国焘不敢杀他们,但四方面军内有一些给张国焘抬轿子的干部,经常找各种理由为难两人。在如此困难的个人处境下,朱、刘两大元勋没有任何屈服,甚至做了武装反抗的准备。当时朱德与刘伯承,两人及警卫人员一共才只有7支枪,却表现得毫无畏惧,足见革命家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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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随着四方面军作战损失严重,徐向前、陈昌浩等干部都质疑部队南下的决定;加上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贺龙、任弼时等重要首长的坚决表态,迫使已成“孤家寡人”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真正的中央会合,最终革命形势好转。时隔8个月之后,刘帅得以重新出任红军总参谋长。朱德与刘伯承在整个过程中不顾个人安危,展现出的坚定意志及党性令人敬佩;而分裂红军的始作俑者,也受到了严厉批判与合理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