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下乡插队，被安排住在寡妇家隔壁，两年后她却成了我媳妇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2年，我响应号召下乡插队，由于队里没有多余的空房间，便把我安排到了寡妇春花家隔壁那间破旧的茅草房里。没想到两年后，春花竟然成为了我的媳妇，还给我生了一个大胖闺女。这段经历，成为了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篇章。

我叫李建国，195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在我记事的时候，父亲李大山是纺织厂的一名机修工，母亲张巧云则在街道工厂做缝纫工。我们一家五口挤在厂区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里，虽然拥挤，但却其乐融融。

记得小时候，每到周末，母亲总会变着花样给我们做些可口的饭菜。油炸花生米、拔丝山药、糖醋里脊，这些如今看来并不算什么的菜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却是难得的美味。父亲虽然不善言辞，但总会默默地给我们夹菜，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那时候，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父母的勤劳和善良让我们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我刚上初中那年，父亲在一次检修机器时不慎被卷入其中，虽然最终保住了性命，但从此落下了残疾，再也无法正常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刺耳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夜的宁静，母亲颤抖着接起电话，随即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那一刻，我们的生活天翻地覆。

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父亲卧床期间，我经常看到母亲独自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赶工，深更半夜还能听到缝纫机有节奏的响声。那个瘦小的身影，仿佛要把整个家的重担都扛在肩上。从那时起，母亲不得不一个人支撑起生活，既要照顾卧床的父亲，又要抚养我们三个孩子。

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身影和父亲痛苦的表情，我暗自发誓要尽快长大，为家里分担重任。那段时间，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去街头卖冰棍、擦皮鞋，希望能为家里增加一些收入。虽然赚的钱不多，但看到母亲欣慰的笑容，我感到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我度过了初中和高中时光。虽然生活艰难，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每天早出晚归，晚上挑灯夜读是常态。高中毕业时，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但遗憾的是，我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推荐名额。

正当我为前途迷茫时，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为我指明了方向。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下乡插队，一方面是响应号召，到农村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记得我提出要下乡时，母亲眼中闪过一丝不舍，但最终还是支持了我的决定。临行前夜，她熬夜为我缝制了一个老式帆布背包，里面装满了我的衣物和一些干粮。

1972年盛夏，我和同届的几十名学生一起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在闷热拥挤的硬座车厢里，我们满怀激情地讨论着未来的生活，憧憬着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而，当列车驶出熟悉的城市，驶向未知的远方时，我的心里不免泛起一丝惆怅。

经过近两天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西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火车站只有一个简陋的站台，周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我们被安排在当地一所废弃的小学里临时休整。躺在坚硬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时断时续的虫鸣，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离家的孤独。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坐上了摇摇晃晃的解放卡车，沿着崎岖的山路向更深处进发。汽车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扬起的尘土迷了我们的眼。透过车厢的缝隙，我看到两旁是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偶尔能看到几棵孤零零的柳树。这与我记忆中的城市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让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经过大半天的颠簸，我和其他六名知青终于被分配到了山沟里的杨家村。当汽车停下时，我的双腿已经麻木，腰背也因长时间的颠簸而酸痛不已。然而，这些身体上的不适很快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淹没。

杨家村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全村不过百来户人家，最富裕的人家也不过是三间砖瓦房。蜿蜒的泥泞小路、低矮的土坯房、清一色的田地和果园，构成了这个村庄的全部景象。村口有一棵巨大的老槐树，枝繁叶茂，树干上盘根错节，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泥土、粪便和柴火的味道，这是我从未闻过的农村特有的气息。远处的山坡上，几只山羊悠闲地啃食着野草，不时传来咩咩的叫声。村子里安静得出奇，偶尔能听到几声狗吠和女人们的谈笑声。与城里的生活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壤之别。初来乍到，我不禁感到一阵茫然和不适。

村支书王大伯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但眼神却十分慈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脚上踩着一双老式的黑布鞋，站在村口迎接我们。在简单的欢迎仪式后，他开始安排我们的住处。

由于村里房屋紧张，四个女知青被安排住在一起，我们三个男知青则要分开安置。其他两个男生是同学，便住在了一起，而我则被安排到了村头的一间破旧茅草房。当王大伯领着我来到那间茅草房时，我的心不禁沉了一下。

这间茅草房孤零零地立在村头，周围是一片荒草地。屋顶的茅草已经有些稀疏，有几处地方甚至能看到里面的木梁。墙壁是用泥巴和秸秆混合砌成的，上面的泥皮已经剥落了不少，露出了里面的草秆。门是一扇破旧的木门，上面的红漆已经斑驳不堪，推开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然而，推开门后，眼前的景象却让我眼前一亮。屋内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家具简陋，但床铺、桌椅、火炉一应俱全。床上铺着一条粗布床单，虽然有些褪色，但洗得很干净。靠墙的地方摆着一个木头箱子，想必是用来存放衣物的。房间正中央放着一张方桌和两把木凳，虽然有些年头了，但擦拭得很干净。角落里还有一个简易的土炉，旁边整齐地码着一些柴火。

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艾草香，这种清新的味道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窗户虽然小，但被擦得一尘不染，阳光透过窗纸洒进来，给这个简陋的房间增添了几分温馨。

王大伯告诉我，这间房子是村里特意收拾出来的。虽然外表破旧，但住起来并不差。他还特意叮嘱我，要爱惜这个来之不易的住处。随后，他指了指隔壁的院子，说那是我的邻居杨春花家。

王大伯介绍说，杨春花是个年轻寡妇，今年二十四岁。她的丈夫在两年前因病去世，留下她一个人生活。不过春花为人热心，干活也麻利，在村里很受尊重。王大伯叮嘱我，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春花帮忙，她会热心相助的。

安顿下来后，我开始打量这个暂时的家。房间虽然简陋，但的确收拾得很干净。我把从家里带来的几件衣服和书本小心翼翼地放进木箱，然后坐在床边，一时不知该做些什么。

第一个夜晚，我躺在陌生的床上，久久无法入睡。微弱的月光透过窗纸洒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四周寂静得可怕，只有不时传来的虫鸣声和远处的狗吠声提醒着我并非独自一人。我翻来覆去，想起远在城里的父母和妹妹们，不知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思绪万千中，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去。

第二天一早，刺耳的公鸡啼叫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一时间有些茫然，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来到了农村。推开门，清晨的凉风扑面而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天边泛起鱼肚白，村子已经开始苏醒，远处传来牛羊的叫声和农具碰撞的声音。

我匆匆洗漱后，跟着其他知青一起去田里干活。站在田埂上，放眼望去，大片的农田在晨曦中泛着金色的光芒，稻田里的秧苗正随风轻轻摇曳。然而，这美丽的画面很快就被艰苦的劳动所替代。

农活对于我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城里孩子来说着实不易。弯腰驼背地在田里劳作，没过多久，我的腰就酸痛难忍。手中的农具虽然不重，但重复的动作却让我的手臂很快就酸软无力。不到半天，我的双手就磨出了水泡，后背也被烈日灼烧得生疼。

正当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跟不上节奏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回过头，看到一个身材瘦小、肤色黝黑的年轻女子。她戴着一顶草帽，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粗布衫，下身是一条灰色的工装裤，脚上穿着一双沾满泥巴的胶鞋。尽管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打扮，但她的眼睛却格外明亮，嘴角挂着友善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