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探险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一位74岁的老人。
老人名叫宗同昌，他须发皆白，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身体矫健得像个年轻人。
有人说他是最大胆的探险家。
塔克拉玛干北纬39°线，世界上最凶险的线路之一，他穿着一双15块钱买的布棉鞋，74天跋涉1500公里沙海，创下了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的世界纪录；
阿里无人区古格王城遗址，他爬进堆满干尸的洞穴，拍下一幅幅珍贵的古壁画，让失落的文明重现人间；
72岁，他又自驾5000多公里，从北京到雅鲁藏布江狮泉河源头考察。
“死亡之海”罗布泊、楼兰古城、太阳墓地、巴里坤古城……他参与过各种各样的考古探险活动。
人们称他为“当代徐霞客”“藏地摄影第一人”，他却说：
“我只是个行者，到过一些一般人不容易到的地方，见过一些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风景。我希望把它们拍下来，为不曾前往的人带去视觉享受。”
很多人将探险视作挑战自我、征服自然。
但对宗同昌而言，探险从来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了解自然，用手中的镜头，把大自然的雄伟瑰丽、把古文明的遗迹展现给世人。
宗同昌出生于1949年的河北保定，与新中国同岁，早年曾是北京二轻局的一名普通工人。
由于喜欢摄影，他把工作赚来的钱，相当一部分都买了胶卷，还拜著名摄影家黎朗、黄翔先生为师，学习了全套的彩色照片暗房技术和画意摄影。
上世纪70年代，普通人家照张黑白照片都是新鲜事，宗同昌已经把彩色照片玩得贼溜，这也成了他日后改变命运的一技之长。
1977年，28岁的宗同昌调到《美术》杂志社，担任摄影师。
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多，接触到了许多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让他大开眼界，对构图、色彩的认知都有了质的飞跃。
凭借出色的摄影技术，宗同昌被调入故宫博物院，成了一名专业的文物摄影师，由此踏上了人生的“巅峰”。
故宫180余万件文物，宗同昌见过、摸过的保守估计有几十万件。
他在故宫有一个摄影工作室，里面什么文物都拍，书画、玉器、青铜器，每天没完没了，一茬接一茬地拍。
被送来拍照的文物往往价值连城，很多文物就连故宫里的专家平时都难得一见。
有时候赶上专家们感兴趣的文物，他们会专程跑到宗同昌的工作室，借机把这些文物仔细地看一看。
一次，著名文物专家耿宝昌先生听说宗同昌要拍摄一批瓷器，便早早来到工作室。
等待的过程中，耿宝昌又是扫地又是收拾桌子，还把地上杂乱地线束整理了一遍，以防有人搬着文物绊倒，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宗同昌站在一旁，尴尬地无地自容。
“那么大的专家，跑过来给我打扫卫生，这一下子就给我教育了。从那以后，我不管给谁拍东西，都会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拍摄的文物多了，宗同昌渐渐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例如在拍摄国宝《清明上河图》时，他加入咖啡色滤镜，并适当延长曝光时间，拍出的照片比原作更干净、更清晰，层次也更加明显。
研究人员用他拍的照片去做研究，比看原作还要清楚。
此外，宗同昌还对故宫的建筑进行拍摄。
故宫8700多座宫殿屋宇，无论对外开放的还是未开放的，他几乎踏遍了每个角落，对这些建筑的外景内景、装修装饰进行详尽的拍摄，为故宫留下了一套史上最完整的图片资料。
每拍一处，他都会把建筑里里外外看个遍、琢磨个遍。
他说：“作为文物摄影师，必须学会和文物交流。一件好的文物，需要利用最好的光线和角度去表现，让观众看到这张照片时，引导人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
靠着故宫“御用”摄影师的头衔，宗同昌在业内逐渐享有盛誉。
1985年，国家文物局首次决定对西藏古格王城遗址进行考察。
古格王城遗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这就要求随队的摄影师不仅要有丰富的文物拍摄经验，还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
36岁的宗同昌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宗同昌没有半句推脱，当即跟随考古队赶赴西藏。
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这一去竟险些丢了命。
进藏之路险象环生，从拉萨到阿里，1700公里几乎没有路，中间需要穿过一个几百公里的无人区。
他们历经14天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古格王城。
展现在眼前的景象震撼了考古队的每一个人。
几百年的风沙侵蚀，早已让古格王城残破不堪，但林立的宫殿、佛塔、寺庙、房屋，都见证着这段文明昔日的辉煌。
王城内随处散落着盔甲、弓箭、兵器、甚至干尸，印证了古格王城毁于战争的传言，也向人们无声诉说着战争的残酷和惨烈。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宗同昌说：
“这场仗大约发生在300多年前，但你感觉就是在不久前才结束的。干燥恶劣的气候条件，将战后那一刻永远定格下来，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那种状态。”
在一处洞穴中，宗同昌发现了层层叠叠的许多干尸，由于年代久远，气味很难闻。
为了抵御腐败气味，他把口罩洒上白酒，戴着口罩爬进去拍摄。
不料白酒把口罩的孔隙堵住了，一会就喘不上气来，最后只好摘掉口罩，强忍着气味坚持拍完。
古格王城遗址中，有很多精美异常的大型壁画和雕塑，画风自成一体，堪称荒漠中的明珠，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
为了把每一处雕塑、每一张壁画都拍下来，宗同昌抱着相机，穿梭在庞大的古建筑群内。
他用木头绑成架子，把解放车的闸板卸下来，搭在架子上当平台，爬上去拍摄壁画细节，拍完一张后再爬下来，挪动架子去拍下一张。
设备环境的限制，只能用大量的体力消耗来弥补。
高强度的工作，加上海拔高、空气稀薄，几天下来，宗同昌发起了高烧。
在高原上发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小小的发烧很容易发展成肺水肿等，若不及时救治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当时队里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宗同昌只能迷迷糊糊地硬撑。
“那时觉得自己很可能醒不过来了，把自己的一生像过电影一样想了一遍，想得差不多了，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连续高烧了3天，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几碗绿豆汤，最后奇迹般地撑了过来，并坚持完成了剩余的拍摄工作。
考古工作结束后，宗同昌返回北京，然而他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藏区广袤的天地、独特的人文自然风光，仿佛有着一种魔力，时刻吸引着他的心。
在他看来，古格文明无论遗址规模还是气势，都不亚于楼兰，里边的一些壁画甚至可以与敦煌壁画相媲美。
但古格却远没有楼兰和敦煌的知名度。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现得太晚了。
敦煌学已经100多年了，而古格学才刚刚开始。
宗同昌想，在祖国的西部大地上，到底还有多少这种被遗落的文明呢？
于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之余，他开始频繁前往西藏、新疆等地，挖掘并记录更多的历史文化遗迹。用手中的镜头，拍下大自然的雄奇风光，以及千年前文明遗留下来的瑰丽建筑、壁画和雕塑。
2004年1月，中日联合举办沿北纬39°线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探险活动。
这是世界上最凶险的线路之一，早在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便曾尝试穿越这片死亡之海。
但他失败了，除了他和另一名队员侥幸活了下来，其余17名队员和8峰骆驼全部葬身沙海。
此后，北纬39°线成了探险家的禁忌，百年来虽偶有各国探险家来冒险，但均以失败告终。
宗同昌得到消息时，距离探险队出发日期已不足半个月，他收拾了几件抗风保暖的衣服，路边买了双15块的布棉鞋就去报了名。
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一身“破烂装备”的55岁老头儿，最后竟成了唯一的成功者。
74天跋涉1500公里，体重下降足足27斤，当他穿着那双已经走烂的鞋子步出沙海时，所有人都震惊了。
当时，中日两国很多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宗同昌成了有吉尼斯认证的“世界上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北纬39°线第一人”。
当被问起是如何完成这一壮举时，宗同昌说，他的成功得益于多年的野外考古探险经历，这种实实在在地摸爬滚打，让自己无论体力还是意志力、耐受力，都比一般人强不少。
2015年，宗同昌作为领队，带领一支车队重走丝绸之路。
他们总行程3.1万公里，沿途经过14个国家，访问参观了72个博物馆和重要遗址，为传播丝路文明、促进中华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1985年踏足西藏阿里至今，30多年走南闯北，让宗同昌成了世界级的探险家、摄影家和考古专家。
一路拍下来，他经历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但他始终乐在其中。
2023年，宗同昌将30多年来拍摄的照片，精挑细选400多张，汇集成首部关于阿里的考古摄影集——《天涯人迹》。
图文并茂地解说阿里古代文明，带人们跨越时空，回溯那个千百年前的遥远时代。
完成文物拍摄工作之余，宗同昌常会作为领队，带着年轻人外出探险。
他会带他们去一些有历史遗迹的地方，教他们用镜头拍摄文物和古迹，用心去感受历史的温度。
他说，“历史是一本无比厚重的书，而我的工作，就是给历史做一些小小的插图。”
在他看来，让更多人通过他拍摄的照片，触碰那些浮沉于岁月长河中的故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哪怕九死一生，也乐此不疲。文/牧龙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