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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探险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一位74岁的老人。
老人名叫宗同昌,他须发皆白,但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身体矫健得像个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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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是最大胆的探险家。
塔克拉玛干北纬39°线,世界上最凶险的线路之一,他穿着一双15块钱买的布棉鞋,74天跋涉1500公里沙海,创下了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的世界纪录;
阿里无人区古格王城遗址,他爬进堆满干尸的洞穴,拍下一幅幅珍贵的古壁画,让失落的文明重现人间;
72岁,他又自驾5000多公里,从北京到雅鲁藏布江狮泉河源头考察。
“死亡之海”罗布泊、楼兰古城、太阳墓地、巴里坤古城……他参与过各种各样的考古探险活动。
人们称他为“当代徐霞客”“藏地摄影第一人”,他却说:
“我只是个行者,到过一些一般人不容易到的地方,见过一些一般人不容易看到的风景。我希望把它们拍下来,为不曾前往的人带去视觉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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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将探险视作挑战自我、征服自然。
但对宗同昌而言,探险从来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了解自然,用手中的镜头,把大自然的雄伟瑰丽、把古文明的遗迹展现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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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同昌出生于1949年的河北保定,与新中国同岁,早年曾是北京二轻局的一名普通工人。
由于喜欢摄影,他把工作赚来的钱,相当一部分都买了胶卷,还拜著名摄影家黎朗、黄翔先生为师,学习了全套的彩色照片暗房技术和画意摄影。
上世纪70年代,普通人家照张黑白照片都是新鲜事,宗同昌已经把彩色照片玩得贼溜,这也成了他日后改变命运的一技之长。
1977年,28岁的宗同昌调到《美术》杂志社,担任摄影师。
他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多,接触到了许多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让他大开眼界,对构图、色彩的认知都有了质的飞跃。
凭借出色的摄影技术,宗同昌被调入故宫博物院,成了一名专业的文物摄影师,由此踏上了人生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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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180余万件文物,宗同昌见过、摸过的保守估计有几十万件。
他在故宫有一个摄影工作室,里面什么文物都拍,书画、玉器、青铜器,每天没完没了,一茬接一茬地拍。
被送来拍照的文物往往价值连城,很多文物就连故宫里的专家平时都难得一见。
有时候赶上专家们感兴趣的文物,他们会专程跑到宗同昌的工作室,借机把这些文物仔细地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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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著名文物专家耿宝昌先生听说宗同昌要拍摄一批瓷器,便早早来到工作室。
等待的过程中,耿宝昌又是扫地又是收拾桌子,还把地上杂乱地线束整理了一遍,以防有人搬着文物绊倒,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宗同昌站在一旁,尴尬地无地自容。
“那么大的专家,跑过来给我打扫卫生,这一下子就给我教育了。从那以后,我不管给谁拍东西,都会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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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的文物多了,宗同昌渐渐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例如在拍摄国宝《清明上河图》时,他加入咖啡色滤镜,并适当延长曝光时间,拍出的照片比原作更干净、更清晰,层次也更加明显。
研究人员用他拍的照片去做研究,比看原作还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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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宗同昌还对故宫的建筑进行拍摄。
故宫8700多座宫殿屋宇,无论对外开放的还是未开放的,他几乎踏遍了每个角落,对这些建筑的外景内景、装修装饰进行详尽的拍摄,为故宫留下了一套史上最完整的图片资料。
每拍一处,他都会把建筑里里外外看个遍、琢磨个遍。
他说:“作为文物摄影师,必须学会和文物交流。一件好的文物,需要利用最好的光线和角度去表现,让观众看到这张照片时,引导人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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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故宫“御用”摄影师的头衔,宗同昌在业内逐渐享有盛誉。
1985年,国家文物局首次决定对西藏古格王城遗址进行考察。
古格王城遗址位于西藏阿里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这就要求随队的摄影师不仅要有丰富的文物拍摄经验,还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
36岁的宗同昌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宗同昌没有半句推脱,当即跟随考古队赶赴西藏。
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这一去竟险些丢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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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藏之路险象环生,从拉萨到阿里,1700公里几乎没有路,中间需要穿过一个几百公里的无人区。
他们历经14天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古格王城。
展现在眼前的景象震撼了考古队的每一个人。
几百年的风沙侵蚀,早已让古格王城残破不堪,但林立的宫殿、佛塔、寺庙、房屋,都见证着这段文明昔日的辉煌。
王城内随处散落着盔甲、弓箭、兵器、甚至干尸,印证了古格王城毁于战争的传言,也向人们无声诉说着战争的残酷和惨烈。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宗同昌说:
“这场仗大约发生在300多年前,但你感觉就是在不久前才结束的。干燥恶劣的气候条件,将战后那一刻永远定格下来,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的那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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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处洞穴中,宗同昌发现了层层叠叠的许多干尸,由于年代久远,气味很难闻。
为了抵御腐败气味,他把口罩洒上白酒,戴着口罩爬进去拍摄。
不料白酒把口罩的孔隙堵住了,一会就喘不上气来,最后只好摘掉口罩,强忍着气味坚持拍完。
古格王城遗址中,有很多精美异常的大型壁画和雕塑,画风自成一体,堪称荒漠中的明珠,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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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每一处雕塑、每一张壁画都拍下来,宗同昌抱着相机,穿梭在庞大的古建筑群内。
他用木头绑成架子,把解放车的闸板卸下来,搭在架子上当平台,爬上去拍摄壁画细节,拍完一张后再爬下来,挪动架子去拍下一张。
设备环境的限制,只能用大量的体力消耗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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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的工作,加上海拔高、空气稀薄,几天下来,宗同昌发起了高烧。
在高原上发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小小的发烧很容易发展成肺水肿等,若不及时救治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当时队里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宗同昌只能迷迷糊糊地硬撑。
“那时觉得自己很可能醒不过来了,把自己的一生像过电影一样想了一遍,想得差不多了,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他连续高烧了3天,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几碗绿豆汤,最后奇迹般地撑了过来,并坚持完成了剩余的拍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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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结束后,宗同昌返回北京,然而他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藏区广袤的天地、独特的人文自然风光,仿佛有着一种魔力,时刻吸引着他的心。
在他看来,古格文明无论遗址规模还是气势,都不亚于楼兰,里边的一些壁画甚至可以与敦煌壁画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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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古格却远没有楼兰和敦煌的知名度。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现得太晚了。
敦煌学已经100多年了,而古格学才刚刚开始。
宗同昌想,在祖国的西部大地上,到底还有多少这种被遗落的文明呢?
于是,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之余,他开始频繁前往西藏、新疆等地,挖掘并记录更多的历史文化遗迹。用手中的镜头,拍下大自然的雄奇风光,以及千年前文明遗留下来的瑰丽建筑、壁画和雕塑。
2004年1月,中日联合举办沿北纬39°线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探险活动。
这是世界上最凶险的线路之一,早在1895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便曾尝试穿越这片死亡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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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失败了,除了他和另一名队员侥幸活了下来,其余17名队员和8峰骆驼全部葬身沙海。
此后,北纬39°线成了探险家的禁忌,百年来虽偶有各国探险家来冒险,但均以失败告终。
宗同昌得到消息时,距离探险队出发日期已不足半个月,他收拾了几件抗风保暖的衣服,路边买了双15块的布棉鞋就去报了名。
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一身“破烂装备”的55岁老头儿,最后竟成了唯一的成功者。
74天跋涉1500公里,体重下降足足27斤,当他穿着那双已经走烂的鞋子步出沙海时,所有人都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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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日两国很多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宗同昌成了有吉尼斯认证的“世界上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北纬39°线第一人”。
当被问起是如何完成这一壮举时,宗同昌说,他的成功得益于多年的野外考古探险经历,这种实实在在地摸爬滚打,让自己无论体力还是意志力、耐受力,都比一般人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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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宗同昌作为领队,带领一支车队重走丝绸之路。
他们总行程3.1万公里,沿途经过14个国家,访问参观了72个博物馆和重要遗址,为传播丝路文明、促进中华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1985年踏足西藏阿里至今,30多年走南闯北,让宗同昌成了世界级的探险家、摄影家和考古专家。
一路拍下来,他经历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但他始终乐在其中。
2023年,宗同昌将30多年来拍摄的照片,精挑细选400多张,汇集成首部关于阿里的考古摄影集——《天涯人迹》。
图文并茂地解说阿里古代文明,带人们跨越时空,回溯那个千百年前的遥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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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文物拍摄工作之余,宗同昌常会作为领队,带着年轻人外出探险。
他会带他们去一些有历史遗迹的地方,教他们用镜头拍摄文物和古迹,用心去感受历史的温度。
他说,“历史是一本无比厚重的书,而我的工作,就是给历史做一些小小的插图。”
在他看来,让更多人通过他拍摄的照片,触碰那些浮沉于岁月长河中的故事,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哪怕九死一生,也乐此不疲。文/牧龙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