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曲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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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关于明成祖朱棣的军事才能，在网络上存在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方认为朱棣打靖难之役靠朱允炆心软，对蒙古战绩一塌糊涂，对于这种观点，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朱棣棺材板盖不住了，打垮3万瓦剌具装骑兵，却被《大明风华》黑》已经有所驳斥。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朱棣能够以区区燕地对抗整个大明，军事实力还要在唐太宗李世民之上，这种过度夸大朱棣军事能力的观点，也是值得纠偏的。
朱允炆时期的大明中央，通常被认为拥兵百万，李景隆在白沟河的兵力，也常常被认为多达50-60万战兵，而且都是“朱元璋时代留下的精锐之师”。这种观点其实是相当站不住脚的。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天下都司共有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21个，内外一共有329个卫，按照一卫5600人估算，约有军队184.24万人。这是理想情况。
《明太祖实录》：計內外武官兵馬總數在京武官二千七百四十七，員軍二十萬六千二百八十人，馬四千七百五十一匹，在外武官萬三千七百四十二，員軍九十九萬二千一百五十四人，馬四萬三百二十九匹。
事实上，由于逃亡、缺额，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军队总数为120万人（不计可以征发的土司兵）。则建文初年全国兵数在120——180万之间。
《大明会典》：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缓為差。又令少壮者守城。老弱者屯种。餘丁多者亦许、其徵收则例、或增减殊数、本折互收。皆因时因地而异云
《明史·食货志》：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份，给耕牛、农具，教种植，复租赋。
由于朱元璋是一个爱惜民力的君主，因此希望通过军屯制来养兵，以减轻百姓负担，自豪地声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此一来，实际上大部分的军队都必须从事屯田工作，国家拥有的野战军数量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庞大。
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徐达所部损失了战兵万余人，加上李文忠、冯胜部损失，可能达两万以上，就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明军自是希出塞矣”，直到王保保去世之后，明朝才大规模重启北伐行动，遂有捕鱼儿海之捷。
即使考虑到军马的严重损失也是洪武朝暂停大规模北伐的重要原因，但精锐野战军对于洪武时代的大明而言，显然也是稀缺的资源。
我们用0.2-0.3的比例，乘以120-180万的兵额，可以得出建文朝的战兵数量在24-54万，由于24万看起来实在过少，我们且取50万为额。
那么，朱棣的叛乱以及控制宁王的北平行都司，则使得建文朝廷失去了10万军事经验丰富的战兵。
《宁献王事实》称“王所统封疆数十城，广千余里，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视诸王最雄”。朱权的宁藩位于草原之上，不利屯种，大部分都是战兵。因此朱棣利用朱权的犹疑，不战而控制宁藩，对于靖难成功有极大的意义。
在控制宁藩之后，朱棣统率的燕宁联军野战兵力不比远道而来的中央军弱太多，而素质远在其上。毕竟，即使朱允炆为了征讨朱棣而扩军，仓促补充的野战军，质量也很难保证。
因此，燕军数次会战中浮夸的歼敌数量，以及李景隆号称多达50万、60万的战兵数量，都是相当存疑的。
很多人又以为仅仅辽东地区的杨文，即拥兵十万以上，对朱棣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然而洪武时代接手的是元朝残破的辽东，经过朱元璋移民屯垦，人口仍只有50万左右，采取军事化管理，绝大部分人口是屯垦兵及其家属。辽东实际战兵数量，应当相当有限。
在明初，辽东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与内地比例相同。当时辽东的野战需求也不高，当时女真尚未反叛，左翼蒙古也未东迁，边防压力很小，情况与明末大不相同。北平都司和行都司两个强藩苫蔽了来自蒙古的压力，因此辽东在明初受到的蒙古威胁极小，主要需要防备的对象是倭寇和有可能背叛大明的李氏朝鲜。因此，明初的辽东必然是不存在大量战兵的。
加上耿炳文迎战朱棣之时，还从辽东带走了一部分军队（按照邓士龙《国朝典故》，带走的兵力多达浮夸的20万人，“自辽东率众二十万援真定”，事实上绝不可能），杨文拥有的战兵必然是捉襟见肘的。
明太宗实录记载“辽东杨文等引军围永平出游兵万余掠蓟州遵化诸郡县所得人民无老少皆烹食之有年百十岁者亦被杀军士竞贯婴儿于槊末为戏纵恣淫刑百姓苦之”，如果这段记载不是污蔑，则证明由于辽东的贫瘠，杨文所部补给极为短缺，不但需要以游兵劫掠补给，甚至到了吃人当粮食的地步。
由此看来，朱允炆的大明中央，面对士卒精锐、骑兵骁勇的燕宁联军，根本不存在什么碾压性的优势。
朱棣最大的问题在于地盘太小，无法供养强大的军队，但是在李景隆的“英明指挥”之下，于郑村坝、白沟河两战送给了朱棣军足以使用三四年的粮草、军备等物资，更是损失了巨量的战马，大量优秀骑将，如瞿能等人，在白沟河之役战死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失。
随后在山东地区的拉锯战中，平安、盛庸、吴杰等部又配合上出现了偏差，更因为缺乏骑兵往往被朱棣打时间差，各自为战，朱棣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在以强打弱，但即便如此，朱棣仍然有过几次败绩和不利，但最终在夹河、藁城两战中予以盛庸、平安所部重创，使得建文朝廷的野战力量进一步削弱。
在朱棣的角度，则应当用机动力和精兵持续获取补给，朱棣是兵强但地盘不足以供应，所以应机动劫掠。建文一开始急于取胜估计也有怕朱棣四处游荡的原因，想快点打完然后再恢复经济，但结果李景隆送给了朱棣海量的物资。
实际上，朱棣的藩王身份，是其反叛能够取胜的重要因素。白沟河会战之后，山西、甘肃、陕西恐怕都有观望情绪了，除了大同有点动作，西北未发一兵一卒勤王，足见朱棣的皇室血统和军功派领袖身份优势太大了，作为军功分子对北边诸将很有吸引力，而建文帝息兵养民会导致北边诸将缺乏建功机会。
建文三年年末，朱棣能够长驱南下，本身亦建立在建文朝廷的野战力量已经遭受重创，京畿空虚的基础上。当然，可能也有朱棣自李景隆处缴获的物资已经消耗将尽的缘故。从朱棣南下后，于建文四年五月被盛庸阻挡于浦子口竟然一度起北归之心来看，朱棣南下并非凶险的敌后穿插，反而是倚仗强兵的闲庭信步。
由于此前的灵璧之战，朱棣又摧毁了何福、平安军团，并生擒了二将，因此即便浦子口之战盛庸成功阻挡朱棣迫其北返，已经在淮北劫掠了大量物资的朱棣，恐怕也要在下一年的卷土重来中，彻底摧毁建文朝廷，而建文朝廷在长期的败战中，恐怕也已经让各边区彻底对其失去信心了。
面对朱棣的南下，建文朝廷令平安、徐辉祖北上迎战，已经是不智之举，面对朱棣的绝对骑兵优势，打赢了也未必能顶着骑兵追击回来。
事实上，虽然平安一度凭借精锐的步兵挫败朱棣，但在何福接过指挥权之后，没能及时转移到淮河边上依水防御和获取粮运，被燕军骑兵切断补给线，遂招致这支野战军在灵璧会战中被朱棣所摧毁。
当时的情况，如果选择守稳江淮，利用江南物资丰饶的优势，争取时间训练新军，强化其战斗力，同时命令铁铉等人利用山地地形守好山东，则反攻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当朱棣击败盛庸，长驱南京之时，建文朝廷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可战之兵，当时是否有人开城门，实际上对大局影响都不大了。
综上所述，朱棣的靖难之役，并非从头到尾都在以弱胜强，实际上在后半部分，在许多单个战场上，朱棣的军队战力反而是占优的，朱棣确实是优秀的统帅，但也不必过度拔高。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太祖实录》
《明太宗实录》
《奉天靖难记》
《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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