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ss Douthat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 慧诺(编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詹姆斯·戴维·万斯（J.D. Vance）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现年78岁的特朗普曾表示，自己最看中副总统候选人是否能在他结束第二个任期后“接班”；“80后”万斯虽然政治资历浅，却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主张的最激进捍卫者之一，尤其在外交、贸易和移民政策主张方面。因此有评论认为，万斯只是特朗普团队的一个年轻附庸。然而，鉴于特朗普已“年事已高”，39岁的“副手”万斯很可能成长为美国政坛和MAGA事业的重要人物，他的背景和立场值得进一步思考。
本文指出，曾经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投行家万斯虽然政治理念与特朗普相仿，但在内政外交政上依然有着强烈的精英色彩，并展现出律师/政客的老练“风格”与特朗普显著不同。事实上，万斯最早在2016年因其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出名，并且一度猛批特朗普，是众多自由派的精英的宠儿。然而，“特朗普当选后的执政表现”，以及左右建制派精英“更糟糕表现”，改变了他的想法。
在经济政策方面，万斯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方案，认为这是解决美国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最核心是要提高美国工人的工资。在外交领域，万斯指出美国应该遵循“现实主义”理念，更多依赖工业和军事实力，将战略重心放在东亚，持续降低对乌援助并启动对俄谈判。
回顾2020年的大选结果，万斯认为最大失误还是在于共和党，因为其没有积极预防和应对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对选举规则的操纵——这都是民主的一部分不用抱怨，但这次选举中他们将吸取教训。此外，万斯也在访谈中暗示，在特朗普执政还是即将卸任时，美国军方始终对特朗普“阳奉阴违”，这一点特朗普已清晰认识，并可能在新任期进行整顿。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十七，编译自美国《纽约时报》今年6月对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的专访（What J.D. Vance Believes）。小标题为译者自取，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万斯的信仰
（《乡下人的悲歌》之后）我逐渐被用作一种工具，用来传播一些“刻板印象”，却没有激发人深入了解，成为了自由派建制的一部分。我越认为到这个问题，就越感到有必要坚决地与它划清界限。
2016年，詹姆斯·戴维·万斯（J.D. Vance）的畅销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让他成为解读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关键人物之一。在书中，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工人阶级的动荡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自从首次当选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万斯便成为了美国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特朗普支持者：他不仅是特朗普的忠实盟友，也是对国内外政治建制派共识的尖锐批评者，甚至被认为是副总统的潜在候选人，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民粹主义政策的积极推动者。
八年前，万斯曾因其对民粹主义的深刻见解而受到特朗普反对者的广泛赞誉和感激。然而，如今他似乎已被许多原本支持他的人所唾弃和畏惧。他的政治立场转变，成为特朗普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其影响甚至在特朗普卸任后仍可能持续影响共和党的政治格局。
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我与万斯深入探讨了他的政治观念如何演变，他与美国精英阶层以及特朗普本人的关系，他对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看法，以及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立场。此外，万斯还对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后的行为进行了坚定的辩护。
▍自传畅销后，为何转变立场？
问：我第一次意识到您写的《乡下人的悲歌》将引起轰动是在2016年8月。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可以肯定，那家小书店里买书的顾客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派人士，他们对特朗普现象感到困惑，他们欣赏你的书，不仅因为它的文学价值，更因为它让他们看到了一个人，既同情特朗普选民，又强烈反对特朗普。为何你今天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你的观点是如何演变的？
答：《乡下人的悲歌》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人们确实在努力理解他们不熟悉的这个国家的另一面。但同时，它也暴露了一个问题：人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解释特朗普的选民，却从未真正要求他们挑战自己的成见，或重新审视他们对这些人的看法。
我逐渐被用作一种工具，用来传播一些“刻板印象”，却没有激发人深入了解，成为了自由派建制的一部分。我越认为到这个问题，就越感到有必要坚决地与它划清界限。
让我给你讲个故事：2018年，我受邀参加了商业圆桌会议的一个活动，那里有很多我尊敬和喜欢的人，但后来也有很多人对我恨之入骨。至少当时，每个人都对我赞不绝口。但在晚宴上，我坐在了一家全球连锁酒店集团的CEO旁边。他几乎成了一个典型的企业高管，抱怨他不得不给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
他说：“劳动力市场非常紧张。特朗普在边境的政策完全迫使我改变了与员工的互动方式。”然后他转向我：“好吧，你和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这些人只需要振作起来，做好自己的工作。现在，因为我们不能雇佣那么多移民，我们必须以更高的工资雇佣这些人。”
这位CEO居然认为我会同情他的问题，而不是工人的问题。这让我意识到我正坐在一辆陌路狂奔的火车上，我必须下车，否则十年后我会非常讨厌自己变成了什么样子。所以我决定下车，我觉得我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疏远和冒犯那些喜欢我书的人。
问：对于精英自由主义者以及反特朗普的共和党商业人士，您这些年的看法有显著变化吗？
答：都有变化，但我难以断言哪一方对我影响更大。我的成长背景迥异，从与送餐员争分夺秒的祖母，到在太阳谷与亿万富翁为伍，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变。
我曾对左翼的政治观点持有开放态度，尤其是那些被标签为“伯尼兄弟”的年轻人（译者注：Bernie Bros，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创造的一个名词，用来形容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支持伯尼·桑德斯的那些年轻的、白人、进步的男性，该名词沿用至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在主流媒体中或含贬义）。但我发现，无论是表现出色的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存在一个共通的盲点：无法真正建立一个“为民众服务”的体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想与那些不支持桑德斯的人站在一起。反特朗普的保守派之所以反对他，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对他们一直享受的利益构成了威胁。
回顾2016年的选举，人们可能会说特朗普并没有真正批评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共识，他只是利用这一点来获取政治利益。但事实上，在特朗普出现之前，美国从未真正质疑过两党共识的错误，尤其是在右翼，没有人对小布什的政策失败提出质疑。
和许多其他精英一样，我之前过分关注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而忽略了他在外交政策、贸易和移民等重大问题上提出的实质性观点差异。对很多我认识的共和党人来说，支持特朗普并非因为赞同他的所有观点，而是觉得自由派对手的表现更让人无法接受。
卡瓦诺大法官的听证会确实触动了很多人，让他们意识到必须站出来支持特朗普。我妻子曾为卡瓦诺工作，她对他评价很高，从不相信那些指控。这让我们开始反思，如果他们能这样对待卡瓦诺，那他们也能这样对待任何人。（译者注：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被指控在上世纪80年代性侵了一名女性，这场9个小时的听证会成为彼时两党攻讦的重要缩影）。
2019年和2020年，我开始深思自由主义的本质。这些人似乎都读过卡尔·施密特的书，认为没有法律，只有权力，自由派的本质目标就是要夺取权力。无论是在卡瓦诺事件还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这一点都表现得很明显。
许多有社会意识的人内心都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们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但在2020年，这个声音变得极其专制。你几乎不被允许表达任何可能冒犯他人的观点。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说："我们受够了。我们不想被控制，不想被限制我们的思想和言论。"
对特朗普的许多支持其实都是这种社会压力的体现。如果你承认特朗普的某些观点有道理，就会遭到过度反应。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开始反思，是不是我们内心的声音在告诉我们该说什么，该支持谁。到了2020年，这个声音显然已经失控。
问：换个角度来看，保守派之所以信任特朗普，是不是因为他敢于挑战精英自由主义的常规？有人甚至认为，你在参议院竞选时也在做类似的事情，通过激怒自由派来赢得共和党选民的信任。你怎么看？
答：我并没有刻意去激怒任何人，但在决定参选之前，我和妻子讨论过，如果我要真诚地表达我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一些关系。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一些老朋友可能会因此而对我产生负面看法。
比如我的第一个电视广告，通常这类广告都是由顾问团队撰写的，但我亲自写了那个广告。我发现很多人对移民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却不喜欢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于是我决定做一个直接对镜头说话的广告：“你是种族主义者吗？你讨厌墨西哥人吗？”然后我说：“不，我们不是。这就是我们关心边境问题的原因。”这个广告效果非常好。我在做这个广告时，只是有意识地不想被他们过滤掉。
我第一次见到特朗普是在2021年。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些将军如何通过改变中东地区军队重新部署的时间来误导他，让他以为军队人数在减少，实际上他们只是在调整短期内的人数波动。
媒体可能会认为特朗普的这种行为是出于个人的不满，尤其是在1月6日事件之后不久，他谈到最多的是：“我是总统，我告诉将军们做点什么，但他们没有做。”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比我想象的要精明得多。而且我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不满。这简直是对民主的威胁——将军们不听从美国总统关于部队重新部署等问题的意见。
▍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什么？能否奏效？
（一）民粹主义经济议程
问：让我们先讨论政策问题。您认为存在一个全面性的民粹主义经济议程吗？
答：战后美国的全球化秩序主要依赖于廉价劳动力，无论是通过贸易还是移民。这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贸易涉及海外的廉价劳动力，而移民则是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它们都对从医疗服务到住房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价格上涨的压力。
在我看来，民粹主义的愿景恰恰相反：我们应尽可能提高工资水平，同时降低人们所使用的服务成本。过去40年，我们的创新太少，而劳动力替代现象太普遍。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经济学界对移民和关税的看法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关税确实可能推高价格，但我认为这种影响被夸大了。当你开始更多地利用国内的劳动力时，会带来许多积极的动态效应。
举个例子，如果最低工资被提高到每小时20美元，有时会有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坏事，担心麦当劳会用自动售货机取代员工。但我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让留下的员工获得更高的工资，自动售货机发挥其作用，而整体工资水平的提升实际上会带动所有人受益。真正糟糕的是，用每小时挣15美元的移民取代了在俄亥俄州米德尔敦每小时挣17美元的麦当劳员工。我认为这是精英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承认。
以酒店业为例。如果你不能雇佣非法移民，那么你就得从数百万失业的美国中年男性中找到员工，想办法让他们重新就业。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我实际上非常同意自由主义者对监管制度的批评。“如果没有这些移民，我们就无法经营我们的业务，因为我们找不到愿意做这份工作的人。”但是我的回答是，如果有适当的激励，会有美国人愿意做这些工作。
（二）那么，财政的钱从哪里来？
问：特朗普任期内虽然提升了底层工资，但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挑战，比如低利率和低税收。您认为当前的民粹主义议程有何不同？
答：经济不可能长期承受巨大的结构性赤字。在监管方面，我们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简化核设施、天然气管道和住房建设的审批流程，这些措施不仅能节省成本，还能创造收益。
然而，非民粹主义的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强调财政纪律。无论长期经济结构计划如何，社会保障都需要调整。民粹主义者通常排除了削减福利支出的想法，那么民粹主义者能否提高税收？我们认为，关税实际上也是一种税收。
社会保障的财政问题根源更深。工作年龄的人群需要抚养婴儿和老年人。如果主张削减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在提议将支付老年人费用的公共问题私有化。我不认为简单地让老年人自力更生就能解决问题。
以那七百万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黄金年龄男性为例，这些人通常依赖公共资源。如果能让这些人从失业转为就业，全面提高工资，提高关税，我认为我们获得的收益将远超十年。关税可以带来收入，但更多的收入来自于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更高的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提升。
在哲学上，我不反对提高税收。但我们必须问，提高的是什么税，这些税从何而来？比如，如果将边际税率提高到42%，这实际上能增加多少收入？提高中产阶级的税收，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想法，原因显而易见。虽然可以从提高富裕美国人的税收中获得一些收入，但在人口结构日益恶化、经济结构性增长率仅为1%左右的情况下，仅靠向富人征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必须解决根本问题。
▍新外交政策应该是什么？
（一）外交政策概览
问：您如何概括您的外交政策立场？如果不用“亲普京”这个词，您会怎么描述它？
答：我可能有很多不足，但外交政策上的亲普京倾向绝不是其中之一。我倾向于使用“现实主义”这个词，我认为21世纪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应该基于三个核心原则：
首先，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国家划分为“好”或“坏”，而应基于它们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来决定与它们的交往方式。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道德考量，而是要诚实地评估我们打交道的国家，这是我们许多外交政策机构目前没有做到的。
其次，我们必须记住二战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军事力量依赖于工业实力。虽然我们目前仍然是世界军事超级大国，这得益于我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工业基础，但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大国，其军事力量在未来20年将变得更加强大。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盟友的支持，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应对东亚，特别是中国，它将是未来二三十年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二）战略重心向东移
问：关于台湾，美国是否应该派兵出击？
答：我们的政策本质上是保持战略模糊性。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措施，使得任何进攻行为都难以实施。如果他们真的发起进攻，我们会设法应对。我们现在能做的是提高对方行动的成本。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们把武器都送往了乌克兰，而不是台湾。
这是我与拜登政府最大的分歧所在。我认为支持乌克兰进行反攻将是一场灾难，我们的行动更多是基于道德主义，而非战略考量。俄罗斯在许多方面已经做出了深刻的调整。当你在保密的环境中与我们的军事领导交流时，他们会非常怀疑乌克兰能否取得任何战略性的突破，这一点非常明显。
我想做的，也是我认为在美国的领导下可以实现的——当然，在对话之前你永远无法确定——就是将领土边界冻结在接近当前的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既要保证基辅的独立，也要确保它的中立。这是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提出的基本要求。我知道俄罗斯在很多方面并不诚实，但中立显然是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第三点是，从长远来看，美国必须提供一些安全援助。我相信这三点是完全可行的。
（二）如何解决俄乌冲突？
问：您和其他反对进一步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人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向俄罗斯证明我们对乌克兰的持久承诺，那么俄罗斯就没有动机去实现和平。但如果俄罗斯认为他们已经赢了，而我们又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普京为什么会同意和我们达成协议呢？
答：我们对俄罗斯的优势并不在于能让乌克兰无限期地维持成功的防御。我要明确指出：以我们的能力，加上俄罗斯目前的行动，我们不可能永远阻止他们。
但是，我们手中有两张王牌。第一，俄罗斯可以占领乌克兰，但治理乌克兰则是另一回事。现实是，俄罗斯若要有效地治理好乌克兰这个国家，需要派出数十万军队。第二，战争经济有其内在的动因。目前，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他们已经将经济结构调整为围绕战争而非改善民生。长期来看，俄罗斯自己会有各种严重问题。
顺便说一下，如果俄罗斯在未来五年内继续维持战时经济，这同样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这样会使他们变得更加军国主义和侵略性。
▍2020年大选结果和“国会山”事件，你是什么立场？
（一）2020年，共和党没有为各种“变化”做好准备
问：让我们回到特朗普的话题。首先，您对2020年大选的合法性有何看法？
答：我认为特朗普的“风格”，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其实是一种优势，而不是弱点。正如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指出的，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深知这一点，并且我也相信，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这种不可预测性对美国是有利的。
对于2020年的大选，我有两个基本的批评点，同时对特朗普的一些做法也些一点批评。
首先，2020年的选举中，许多机构参与者、科技公司以及各种形式的言论审查，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动员起来，抵制任何可能改变选举结果的“十月惊奇”（译者注：“十月惊奇”是美国政治术语，通常指在11月大选前发生的有可能改变选举结果的事件）。在美国民主中，无论是否认可拜登，这都应该让选民来决定。然而，针对特朗普的各种信息封锁，实际上是对美国基本民主意愿的一种阻碍。我不认为远程投票改变了最终的选票结果，但民主意愿确实受到了损害。
其次，选举的规则在过程中被改变了。比如在宾夕法尼亚州，选票必须在何时邮寄到达才能被计入？规则的改变是因为新冠疫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疏忽——我们没有做好准备，而民主党则做好了准备，并利用了这一点。
这就引出了我要说的第三点，我认为1960年的选举存在问题，2000年的选举也有争议。挑战和质疑选举的合法性实际上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但我不支持“窃取选举”的说法。其实，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7月打电话给我，警告我因为许多改变的投票规则可能导致选举结果被窃取，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本应对此作出回应却没有做到，这是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失职。
（二）美国缺乏对2020年选举问题的反思
问：如果选举结果已经确定，那么再去改变它还有意义吗？
答：我相信，如果当初我们真正努力提供替代的选举人名单，并引发了一场辩论，那么2020年之后的情况会好很多。这样对我们国家来说会更有益。拜登现在还会是总统吗？有可能。但至少我们会有一场真正的辩论。
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共和党内一些人上演的法律闹剧，并没有围绕选举本身进行真正的辩论。现在每次提起这个话题，人们都会说，“是的，他们对所有这些提起了诉讼。”但这不是司法诉讼能解决的；这需要政治辩论。我们从未就2020年大选进行过真正的政治辩论。
对我而言，当时的宪法危机并不是特朗普利用宪法程序呼吁军队支持，而是他作为总司令命令军队采取行动，而军队却没有执行。我想明确一点：我不认为特朗普在这里做了什么根本性的坏事。
在选举公正性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进展，比如佐治亚州的选民身份证法。如果没有共和党的努力，这些进步是不会发生的，我们需要诉诸大规模的政治辩论。否则，不管你如何看待特朗普，当时美国处于一个真正的愤怒时刻，而“国会山事件”正是这种愤怒情绪的最糟糕表达。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美国之变的想象与真实”之十七，编译自美国《纽约时报》今年6月对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的专访（What J.D. Vance Believes）。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