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需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一方面，外部地缘形势日趋严峻。另一方面，内部经济面临转型的阵痛期。如何利用好政策空间，特别是把握好财政发力节奏，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纵观人类历史，当外部地缘风险出现上升趋势时，存在战备不足、战备过度和战备适度三种情况。
战备不足的案例——晚清和甲午战争
1888年，清政府正式宣告北洋水师成立，结束了有海无防的历史。凭借从西方采购的铁甲舰，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很多西方媒体也将清朝视为列强之一。
在甲午海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吉野舰”：
清朝海军的崛起深深刺激了日本，为了对抗北洋水师，日本制定了大规模军舰采购计划。为了筹措军费，天皇带头捐款，每年拿出皇室收入1/10的帑银用于支持海军建设。受此鼓舞，日本朝野掀起了向海军募捐的热潮。1888年—1894年，日本海军添置了12艘现代化军舰，其中包括由法国设计，专门用于对付定远、镇远舰的“三景舰”；以及由英国建造，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速射炮的“吉野舰”。不仅如此，日本工程师还发明了以苦味酸为主要成分的“下濑火药”，这种火药在爆炸时可以引起上千度的大火，能够烧穿钢板。相比之下，北洋水师采用的炮弹装的是黑火药，威力远远不如“下濑火药”。
号称永不沉没的颐和园“石舫”：
就在日本勒紧裤腰带发展海军的时候，清政府却在国防上“躺平”。随着北洋水师成军，清政府认为外患已不足为惧，开始骄傲自满起来。恰逢黄河发生水患，修筑河堤需要耗费上千万两白银，户部尚书翁同龢便以“国库空虚”为由，暂停了海军的武器采购计划。不仅如此，慈禧太后为了迎接60大寿，下令重修“三海”（南海、中海、北海）工程和颐和园，海军部门的军费累计被挪用了1100万两白银。由于经费紧缺，1888年—1894年，北洋水师未添一舰一炮，设备老化严重，清朝海军建设陷入停滞。
事实上，1888年—1894年这6年里，世界海军技术突飞猛进，军舰航速大幅提升，速射炮和无烟火药也得到普及。像致远号、靖远号等军舰，在刚下水的时候性能还算先进，仅隔6年之后就已经落后于时代（同为高速巡洋舰，“致远号”航速18节，“吉野号”航速23节）。在1888年的时候，北洋水师实力远强于日本；可到了1894年，北洋水师无论火力、吨位、航速等指标均落后于日本。在甲午海战中，尽管北洋水师的官兵拼死抵抗（炮击命中率高于联合舰队），但由于武器性能的差距，清朝依然输给了日本，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就此破产。
甲午战败后，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向日本“赔偿”2.3亿两白银，如果清政府早有战备的觉悟，这笔钱可以建造十支北洋舰队。不仅如此，中国还被迫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为台湾与大陆上百年的分裂埋下伏笔。
甲午战败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事实上，清朝的GDP是日本四倍，但由于没能建立现代财税体制，财政汲税能力严重不足，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略高于日本政府。不仅如此，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年里，清政府大部分财政开支都流入非军事领域，全国大量修建河堤、园林等工程。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讲，这些工程虽然能带动不少就业和GDP，但挤占了国防建设资源，在备战时期不能解燃眉之急。
清政府犯的错误，在于低估了战争风险，没有正确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矛盾，导致战备严重不足，为全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战备过度的案例——星球大战与苏联解体
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球阵营对抗出现升级的趋势，很多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在东亚，中国和越南爆发战争。越南与苏联曾签署军事同盟协议，为了对越南提供支持，苏联向远东地区大举增兵，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局势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中亚，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西方趁机介入，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武器援助，并与中国联手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在中东，伊朗和伊拉克爆发旷日持久的战争，双方互相袭击对手油田和商船。不久之后阿拉伯国家也纷纷卷入，这场战争演化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大战。
在拉美，阿根廷和英国爆发马岛战争，英国皇家海军大举远征，虽然击败了阿根廷军队，但自家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也被“飞鱼”导弹击沉。趁此机会，以色列主动挑起“第五次中东战争，”不仅占领了黎巴嫩南部，还摧毁了叙利亚耗时十年建立的防空系统。
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奉行强硬的反苏战略，为此制定了“星球大战”计划，号称要开发由卫星、激光武器、电磁轨道炮组成的反导系统，削弱苏联核威慑能力。
苏联“81军演”：
苏联也不甘示弱，里根上台后，苏联举行了“81军演”，这场军演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按照设想，苏军“钢铁洪流”会用三天的时间占领西德，并在一周以后抵达英吉利海峡。为了保障计划顺利进行，苏联甚至考虑在必要的时候用核弹开路，在美国来不及反应之前摧毁西欧军队。
站在80年代初的时点上，世界并不太平。资本主义国家依然面临经济“滞涨”的问题，全球各地也爆发代理人战争。出于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担忧，苏联高层作出一个判断：“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很难避免。”在此背景下，苏联决定大幅上调军费，国防开支占GDP比重飙升至30%以上。大量社会资源流向军工部门，导致苏联农业部门和轻工业部门生产严重不足，作为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苏联竟然出现民用物资紧缺的现象，民众被迫排起长队买面包。
不仅如此，80年代中期OPEC国家大幅增产石油，导致油价一落千丈。苏联经济严重依赖原油出口，这使其财政雪上加霜。除了苏联外，印度、越南、东欧等亲苏经济体也制定了较高的军费比例，这延缓了其市场化转型的步伐。
苏联和中国历年国防开支占GDP比重：
在80年代，尽管周边地缘形势错综复杂，但中国作出了跟苏联截然相反的判断。苏联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要以战备为中心。”中国则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苏联转向战备体制的同时，中国却大幅削减军费，并推行“百万大裁军”政策，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下降至2%。省下来的钱则投入到民用领域，财政发力重点转向基建领域（当时有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
80年代世界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境地。一方面，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爆发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另一方面，由于成本原因，全球掀起第四轮国际产业转移。与印度、越南等经济体相比，中国市场化改革最早、基础设施最完善，因此占尽了先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转移至中国，出口成为拉动GDP的关键因素。
苏联之所以解体，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错误估计了世界形势，把局部战争当成世界大战的信号。以至于把财政的发力重心从民生领域转向国防领域，白白浪费了太多资源。80年代后期，莫斯科已经无力向加盟共和国提供财政转移支付，也很难再负担东欧卫星国的驻军成本。戈尔巴乔夫被迫执行收缩战略，这使从波兰到波罗的海三国形成大片真空区，为苏联解体埋下伏笔。
正所谓“国虽大，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战备不足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战备过度也会产生严重负担。
战备适度的案例——二战前英国的开源节流
1929年，世界爆发大萧条，各工业国陷入严重衰退。面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各个国家选择了不同道路。
在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衰退后，美国选择拥抱凯恩斯主义。在全国范围兴修基建，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失业人群发放救济金。“罗斯福新政”放弃了传统的财政平衡理念，在短期内使美国经济强劲反弹，但代价是美国财政赤字率节节攀升。到了1938年，财政政策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美国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失业率飙升至两位数。
无担保的信用货币“梅福券”：
1933年，在经历了对传统中左翼政党的失望后，德国民众选择了纳粹党，希特勒成为新一任德国总理，并强行通过《授权法》，使政府可以绕开国会制定财政预算。希特勒上台后，选择沙赫特作为经济部长，实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筹措资金，德国一方面以经济危机为借口，赖掉了大部分凡尔赛赔款；另一方面高举反犹主义，从富裕的犹太人手里掠夺财富。由于外汇短缺，沙赫特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与亚非拉国家做贸易，比如向中国出口武器换取钨矿。不仅如此，德国发行“梅福券”作为表外融资渠道，并设定了4%的高利率来防止挤兑。
德国依靠修路和军购拉动经济增长：
在筹集到钱后，纳粹政府大量兴修基建并重整军备，德国高速公路里程迅猛增长，带动了汽车产业的繁荣。海量的军购订单则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工厂出现招工热。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有800万失业人口；四年之后，德国基本实现充分就业。虽然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带来短暂繁荣，但这种庞氏骗局的借债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大部分社会资源都投入到不产生实际利润的军工部门，经济系统无法正循环。到了1938年，德国财政严重入不敷出，政府资金链断裂，甚至连利息都无法支付。为了解决债务危机，德国选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于次年入侵波兰，通过战争的方式向外掠夺资源。
大萧条对日本的影响同样深远。作为资源匮乏、内部市场狭小的国家，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然而30年代全球掀起的关税战，使日本出口企业遭遇毁灭性打击，大量商品积压在港口。再加上滨口雄幸内阁坚持“金解禁”政策，执意恢复金本位，日元汇率被高估，日本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极右翼势力抬头。1931年，为了转嫁国内矛盾，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军国主义势力受到鼓舞，主张与英美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实则是改军事入侵为经济掠夺）的币原主义陷入破产。为了遏制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美国向中日两国发出外交照会，不承认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即“史汀生主义”，日美关系出现裂痕。
1933年，因不满“李顿调查书”，日本退出国联：
高桥是清组阁后，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央行购债的方式为政府部门融资，并多次下调利率。高桥是清的宽财政政策虽然短暂提振了日本经济，但由于缺乏优质投资标的，大部分资金流入低效率的旧部门，不仅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还导致财阀进一步做大，和军部互相勾结。日本的经济问题并未得到根治，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极右翼思潮成为社会主流，大正时期的民主风气荡然无存。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主张与对英美强硬的舰队派逐渐压倒主张与英美协调的条约派，1935年，日本退出《伦敦裁军协定》，与英美关系走向破裂。1936年，日本爆发“二二六兵变”，正式拥抱法西斯主义，为亚洲邻国带来巨大灾难。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斯大林决定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
随着德国和日本极右翼势力上台，斯大林觉察到了世界大战的信号。他以铁腕的手段在苏联实施“斯大林模式”，通过计划的手段推动国家高速工业化。作为农业国，苏联的底子非常弱。为了筹集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苏联执行“农业集体化”政策，以极低的成本向农民征收粮食，用于出口创汇。这一政策遭到富农抵制，农村生产效率大幅下降，拥有黑土地的乌克兰甚至爆发饥荒，上百万人饿死。为了压制反对势力，斯大林开启“大清洗运动”，并坚持将大部分资源投入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了获取先进技术，苏联搁置意识形态主动与美国合作，借美国之手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
客观地说，斯大林模式使苏联仅用了十年时间就从农业国一跃发展为工业国，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但斯大林模式导致内部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官僚盛行，并忽视了市场和价格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苏联依靠工农业剪刀差来积累财政资金，农民的剩余价值被压榨殆尽。以至于苏德战争初期，乌克兰的农民纷纷加入德军，试图推翻苏联统治。
上个世纪20年代，凭借汽车产业和战后重建，整个欧美迎来了消费市场的繁荣。法国经济快速复苏，财政出现盈余。“大萧条”后，凭借丰富的黄金储备，法国决定维护金本位制度，坚持法郎不贬值。结果导致法国工业品出口竞争力受到削弱。为了提振经济，法国政府推行减税政策，不仅收效甚微，还造成了财政赤字。雪上加霜的是，一战后法国多出数百万退伍军人，他们的养老金压力在30年代逐渐释放，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提升。
二战前欧洲各国GDP：
与右翼政党的减税政策相比，左翼政党提倡的高福利政策对法国财政伤害更大。长期的入不敷出导致法国政府欠了一屁股债，尽管法国很早就意识到纳粹德国崛起带来的危害，但受预算限制，法国无力筹措足够多的军费来抗衡德国。1936年，德国借口法国与苏联签署《苏法互助条约》，悍然出兵进驻莱茵河西岸。一方面受党争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捉襟见肘，法国选择消极策略，任由德国撕毁《凡尔赛协议》。可以说，法国财政的失败间接导致外交上的失败。
凡尔赛赔款和道威斯计划：
一战后，英国从债权国沦为债务国。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协约国在凡尔赛会议上要求德国赔偿2000多亿金马克，这笔钱将被全部用于偿还协约国欠美国的贷款。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德国被迫勒紧裤腰带搞出口，靠贸易顺差赚来的钱还债。即便如此，德国依旧无力偿还赔款，以至于魏玛政府不得不走上印钞的道路，酿成史诗级的通货膨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24年美国出台“道威斯计划”，向德国提供贷款，促使德国工业恢复。在具备财政造血能力后，德国重新向英法支付赔款，在收到钱后，协约国欠美国的贷款得到兑付。
1925年，英国重建金本位，全球形成“美元—英镑”双货币体系。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拥有最高的工业产出。英国则控制了南非的金矿，在某种程度上拥有铸币权。纽约和伦敦一直在争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大萧条后，德国以经济危机为借口停止支付凡尔赛赔款，英国重新面临被动缩表的局面，财政赤字攀升，工业陷入衰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31年，英国主动放弃金本位，任由英镑贬值，以促进出口。
面对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英国朝野出现了两种路线：一种是以古典学派为代表的减税路线，主张降低企业税负，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种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大政府路线，主张实施财政扩张，以基建为抓手推动经济复苏。然而时任财政大臣张伯伦既没有减税，也没有搞基建，而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
二战前英国执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世界大战风险：
一方面，张伯伦对外加征保护性关税，并驳回了议会的减税要求。此举违背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经济政策，但张伯伦的出发点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以尽快恢复财政平衡。不仅如此，张伯伦还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精简公共部门，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压缩债务。大萧条后，很多国家都走上了凯恩斯主义的道路，但英国并没有依靠大规模财政赤字来推动经济增长，反而限制央行购买债券，将政府债务长期控制在较低水平。
作为保守党人，张伯伦的同侪纷纷要求减税，这是保守党维持了上百年的传统。作为经济学者，张伯伦非常清楚财政政策可以迅速推动经济重回扩张轨道，让英国走出通缩陷阱。但张伯伦更清楚一点：“大英帝国所面临的地缘环境堪称百年未见，凶险的外部形势不容许英国出现持续性的财政赤字。”
上个世纪30年代，英国同时面临德国、意大利、苏联、美国、日本的竞争。随着极右翼势力上台，德国人的复仇主义情绪愈发强烈。意大利则试图染指地中海，将英国势力赶出直布罗陀海峡。苏联一直有输出革命的想法，在世界各地掀起工人运动。美国则打算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想从英国手里夺走各大海峡的控制权。日本则想利用英国衰落的机会，蚕食其在远东的利益。
不仅如此，与德国相比，英国产业空心化问题极其严重。由于长期奉行“金融立国”政策，大部分社会资源都投向第三产业，英国缺乏足够多的熟练工人，制造业份额占全球比重不断缩水。英国只能大力发展尖端科技，试图依靠科技代差来维持自身优势。
为了应对外部竞争，英国被迫执行战略收缩。比如召开伦敦海军会议，呼吁各国停止军备竞赛。在新加坡修建要塞，放弃马六甲海峡以东的区域，挑拨美日矛盾（代价是澳、新倒向美国）。在欧洲推行绥靖政策，试图祸水东引，让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苏联火拼。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英国长期恪守财政纪律，拒绝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为潜在的战争风险预留政策空间。
1937年，张伯伦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此时德国依靠举债的方式完成了整军计划，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第一军事强国。日本也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打算占领长江中下游区域。张伯伦非常清楚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此时英国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武器从研发到投入生产至少需要三年时间。对英国来说，最宝贵的是时间，绥靖政策是当时的无奈选择。
雷达技术的完善是英国打赢不列颠空战的关键：
但好在之前保守的财政政策，使英国有充足的预算来维持军备扩张。张伯伦刚担任首相的时候，英国的飞机和坦克产量不到德国一半。但到了1940年，在引入流水线作业后，英国的战斗机产量已经超过德国。不仅如此，张伯伦执政的三年里，英国完善了雷达技术，并利用计算机技术破译德军密码，这些成为英国打赢不列颠空战的关键。
对比二战时期英国和法国的表现。法国由于在战前没有控制债务上限，战争来临时财力捉襟见肘，只能实施消极防御策略，结果被德军一波打穿。英国在大萧条后顶住了加杠杆的诱惑，留下了健康的资产负债表，为世界大战争取到宽松的财政空间。二战后期，英国不仅向苏联提供大量援助物资，帮苏联挺过最艰难的时刻；还对德国大后方实施战略轰炸，大幅削减德国战争潜力，加速了盟军的胜利。
结合各国在大萧条后的财政政策，总体来看。德国模式最不可取，这种竭泽而渔的财政扩张模式短期内虽然效果显著，但实则透支未来潜力。当大量债务到期后，纳粹德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政府破产，希特勒被迫下台；要么发动战争，通过搜刮国外财富维持自身存续。
苏联模式虽然能快速积累财政资金，但代价是压榨农民的剩余价值。市场调节的作用被忽视，使苏联经济体制走向僵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虽然短期内有效果，但长期来看，宽财政的作用只是暂时的，到了1938年美国经济再次探底。如果不是二战爆发带来的订单激增，美国可能会重新走向萧条。更重要的是，美国之所以能放心大胆推行凯恩斯主义，是因为美国跟欧洲隔着大西洋，受到的战争威胁较小，可以将发展置于安全之上，高举孤立主义搞经济建设。
相比之下，二战前英国的财政模式具备一定参考价值。总的来说，英国奉行审慎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长期维持财政平衡，不搞大水漫灌。尽管代价是经济复苏比美国缓慢，但英国的财政政策是健康而可持续的。如果爆发世界大战，英国拥有充足的财政空间上调军费，可以迅速转入战备状态。如果世界维持和平，英国也能继续维持经济增长，而不必担心被债务负担压垮。
为什么要保留合适的财政空间？
站在当下的时间点，世界大战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2022年以来，俄乌战争不断升级，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允许乌克兰用西方武器直接攻击俄罗斯本土。作为回应，俄罗斯与朝鲜签署军事同盟协议，整个东亚都被卷入其中。
在中东，以色列和伊朗的代理人战争持续升级，从海洋（红海危机）转移到陆地（黎以冲突）。以色列的背后有美国支持，伊朗则打算与俄罗斯签署军事同盟协议，伊以冲突可能会演化为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
在欧美，随着债务问题愈演愈烈，极右翼势力持续抬头。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大国反移民、反全球化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不仅如此，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的概率也出现上升之势，全球有重演上个世纪30年代关税战的可能。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谁也没有办法保证未来的世界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冷战似乎是不差的选择，但如果是热战，那财政将成为最重要的事项之一。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取决于这个国家可以动用的财政空间，这比单纯的GDP更有参考意义。
以俄乌战争为例。西方国家的GDP是俄罗斯20倍，但战争持续三年来，俄罗斯依然与西方处于持平状态，其经济并没有因为遭受制裁而崩溃。为什么会这样呢？
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的政府杠杠率远低于西方平均水平。在俄乌开战前，凭借高油价时期带来的财政盈余，以及2018年养老金改革带来的支出削减，俄罗斯政府杠杠率不到20%，拥有充足的举债空间。相比之下，西方在2008年之后走上了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G7国家政府杠杠率均超过100%。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很难向乌克兰提供与其GDP规模相匹配的援助。
2008年以来美国长期透支财政空间：
以美国为例，尽管美国GDP是俄罗斯15倍，但由于政府债务率过高，还本付息压力过大，援助乌克兰600亿的法案在众议院卡了半年才得以通过。欧洲国家亦是如此，英国和法国GDP高于俄罗斯，但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英法纳税人不支持政府向乌克兰提供过高援助。财政问题成为英法政党轮替的重要原因。
凭借充足的财政空间，以及价值上千亿美元、可以用于外贸支付的黄金储备，俄罗斯并没有被持久战拖垮，反而通过局部动员建立了战时经济体制，工厂获得大量军购订单，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从开战到现在，俄罗斯的PMI从48.6%上升至54.9%，重新转入扩张区间；失业率则从4.1%下降至2.6%，基本实现充分就业。
更宽裕的财政空间是东罗马帝国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
公元4世纪，匈奴人和日耳曼人大量涌入罗马帝国境内，史称“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无论人口还是军队都不亚于东罗马帝国，还掌握着西班牙的金矿，拥有铸币权。但前者却日益衰落，走向败亡；后者则挺过了蛮族入侵的黑暗时刻，成为中世纪欧洲的文明中心。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东罗马帝国拥有更充沛的财政资源。西罗马帝国以农耕为主，在庄园经济崩溃后，西罗马帝国的税基遭到侵蚀，中央政府无力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面对武器装备更差的蛮族，西罗马帝国始终无法完全将他们赶出国境线。东罗马帝国则以商业为主，凭借发达的海洋贸易，东罗马帝国能雇佣一支强大的军团，守卫帝国的疆土。事实上，东罗马帝国的命运取决于对海权的垄断，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东地中海的商路被威尼斯人垄断，东罗马帝国失去了最重要的财税收入，自此一蹶不振。
不同时期欧洲各国人口对比：
17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的主旋律是英法争霸。尽管法国的人口是英国4倍，拥有更高的物质产出。但英国总是能压制住法国，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实际支配者。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英国奉行“离岸平衡”的外交战略，喜欢联合普鲁士、奥地利、荷兰、俄罗斯等国共同遏制法国，让法国始终不能吞并比利时和莱茵河西岸。另一方面，英国长期遵守“财政平衡”的规则，政府融资能力远强于法国，这使其在战争时期能筹措更多军费用于作战或支援盟友。
英国的优势/法国的劣势在于：
1、英国拥有更广阔的海外殖民地，控制关键航道，可以大量征收商业税；法国经济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战争时期税收极不稳定。
2、在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拥有向社会各个阶层征税的权利，税基得到扩大；法国贵族和教士拥有免税权，随着特权阶层膨胀，法国汲税能力走向枯竭，国家财政被掏空。
3、英国奉行财政平衡，在和平时期追求财政盈余；法国王室挥霍无度，财政经常超支，以至于政府屡屡破产。
4、英国政府拥有较好信用，在战争时期可以通过英格兰银行大量发行国债，在国际国内筹措战争经费；法国没能及时建立现代金融系统，遇到战争和自然灾害只能选择加税。
可以说，从1688年—1815年，“离岸平衡”和“财政平衡”是英国能以1/4的人口体量，屡屡击败法国的关键。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也是英国最重要的两个职位，很多首相出自这两个职位。
近几年美国通过宽财政的方式，使经济增速暂时恢复至潜在产出水平。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政府欠下大量债务，但美元毕竟是全球货币，美国既可以向海外融资，也能大量增发货币，让全世界承担通胀的成本。这套模式是大多数国家没办法复制的。
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财政政策视为根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宽财政只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日本之所以会陷入“失去的30年”，根本原因并不是财政问题，这里面既有美国打压的因素（限制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也有中韩产业追赶的因素（包括家电、汽车、造船、电子等领域）、还有人口老龄化的因素（消费端的萎缩和养老金支出压力）。事实上90年代日本也实施过宽财政，但很多资金都流入公路和港口等传统基建项目，最终并没有产生太多经济效益，反而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
事实上，财政政策的优点在于见效快，可以迅速拉动经济增长，在短时间内走出通缩陷阱。但财政政策也有很多缺点，一味地强调大水漫灌，会加剧贫富差距问题，因为富人不仅拥有资金优势，还有信息优势。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每一轮大放水富人都能享受到最多好处，通胀带来的社会成本则由大部分穷人承担。美国之所以会在2009年后会产生民粹主义思潮，正是因为QE政策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另一方面，持续性的宽财政也会导致产业结构扭曲，僵尸企业迟迟不能出清，长期来看会削弱经济效率。拉动经济增长最终还是得靠技术创新和结构性改革。
对我国来说，未来的外部形势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尽管和平依旧是当下的时代主题，但战争风险也在不断增多。参考晚清和苏联的经验，战备不足和战备过度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在这种背景下，最务实的策略就是保留政策空间，开源节流，为过冬储备粮食和弹药，待地缘政治出现确定性趋势后再制定下一步计划。如果世界支持和平的力量上升，那就以发展为中心；如果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那只能坚持安全至上。
参考俄乌战争的经验，在持久战的背景下，中央财政保留的加杠杆空间，占GDP比重至少要达到20%，这样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另一方面，美国大选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会执行强硬的反华政策。无论是去风险还是脱钩，都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小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政策更应该相机抉择，提前做好对冲准备，避免经济出现剧烈波动。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有以下建议：
一、开辟新的、更稳定的税源，征税基准从增量端向存量端倾斜，以对冲土地出让金下滑带来的压力。建立可持续的财政模式，为迎接人口老龄化做准备。
二、在兜紧兜牢民生底线的前提下，合理规划支出节奏，提升财政利用效率。继续推进地方债务置换，降低利息成本，有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三、严控债务上限，不搞大水漫灌。拓宽政府融资渠道，探索在海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模式。外汇储备多元化，大力增持黄金。
总之，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应该参考外部地缘形势变化。未来1-2年全球预计仍将处于动荡期，在此期间应保持战略定力，预留政策空间，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等到2026—2027年，如果全球地缘风险下降，比如：中美关系改善、俄乌战争停火、台海局势缓和，届时再出台大规模需求端刺激政策会更加稳妥。自古以来，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应辩证处理二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