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北者”又称“逃北者”，指那些无法适应朝鲜政治体制和生活环境而从该国逃亡出来的人。从前，韩国人将其称作“归顺者”，现在称其为“北韩难民”或“朝鲜难民”。
1990年，韩国的“脱北者”只有9人。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脱北者”人数激增。1999年，“脱北者”人数首次超过3位数，为148人。
出逃之前：故土难存，抛家弃国
1996年，一群韩国记者在军官的护卫下，举着相机，因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他们时不时低头交谈一二，然而，随着远处那个身影越走越近，他们的议论声渐渐歇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那是一个面黄肌瘦却面带笑容的男人——仔细一看，他的笑容中带着明显的讨好，喉管里挤出来的两声“万岁——万岁——”中掺着颤音。
男人名叫朴哲浩，在他抵达韩国的前后，亦有许多从朝鲜叛逃至韩国的“脱北者”，韩国政府和媒体显然对这批人很感兴趣，在最初的礼待之余，也致力于从这群惊惶不堪的人们口中挖掘出所谓的“朝鲜辛秘”。
“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工资,只发少量的生活费,一般人员每月在一百朝币左右,所以个人基本没有积蓄。朝鲜政府以居民的出身和阶级层次来安排个人的工作单位。”
“朝鲜是高度的计划经济,一切国有,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仍实行供给制。成年人、大学生每人每月17公斤粮食,中学生16公斤,小学生15公斤,农民不管打多少,每人每年留300公斤,其余全部上交,卖的钱可按劳分配。由于实行供给制,商店很少,商品也很单一,大部分是样品。在大会期间平壤市政府下了通知,本地居民不准去商店,保证外宾供应。”
朝鲜政府对人民在经济上进行管制的目的是为了掌控对一般国民基本的生存手段。
他们一边说，韩方人员一边面容严肃地记录着，这和他们此前所知晓地并没有太大的出入，但是在“脱北者”口中得到确证，还是觉得有几分不可思议。
“城市街道很宽,但汽车很少,苏联产嘎司51车仍不时见到。人除坐电车外,主要靠步行,自行车更很少见到。在平壤市没有商业广告牌……”
进入90年代，朝鲜结构上的政治体制危机全面表现出来，韩国将朝鲜比喻成“故障飞机”，其是否会“软着陆”成为各方关心的焦点。
1994年7月，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突然病逝，朝鲜政府随即停止了启动不久的经济调整。
1995-1997年，朝鲜又连年遭受历史罕见的严重洪涝和干旱。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朝鲜经济急剧滑坡, 粮食年产量连续三年仅为常年的1/3-1/2，能源和原材料极度短缺，民用消费品生产完全停滞，居民生活遭遇严重困难。
朝鲜在严重的体制危机下逐渐把权力转移到金正日手上。此后，与其说朝鲜进行了改革开放，自力更生建设梦想中的“强盛大国”，不如说通过“宪军政治”体制把精力集中放在了维持政权上。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金日成逝世以后经济建设的极速没落，以及社会制度的混乱导致部分朝鲜居民通过毗邻中国的鸭绿江国境线逃离到中国，亦或是冒着被杀死的风险前往韩国投奔亲友。
从90年代中期开始，寻找粮食的暂时性的脱北，对北韩社会体制的绝望等种种动机成为了脱北者数量在90年代之后剧增的主要原因。
“脱北者“群体形成：冒死越境，险象环生
作为小有名气的“脱北者”,朴哲浩刚刚抵达韩国之时，几乎全身上下都被搜查过，面对并不温和的搜身，朴哲浩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反而高举双手，十分配合。
当被闻到是怎么来到韩国之时，他的笑容深切到近乎悲怆：“我一直躲在草丛里，没有人能发现我，我是花了大力气的啊……”
随后，朴哲浩向韩国军人和记者展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麻布袋，布袋呈现暗淡的土黄色，那沾带着泥灰的袋子和麻绳几乎和这个男人的肤色一致了。
众人暗自猜想朴哲浩的麻布袋里会装着什么，传家宝？能让他在韩国站稳脚跟的秘密文件？还是家人的贴身物品？
天光打了下来，围观的人群似乎有些失望——那只是一个棕色的旧气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激增的“脱北者”中只有少数人取道中国进入韩国,大部分仍滞留在中国境内。
但来自朝鲜的“脱北者”无论最终目的地如何，其若想逃离朝鲜,唯一的方法就是非法跨越长达1334公里的中朝边境。图们江中游由于水浅且江面窄，涉水通过非常容易。
图们江右岸咸镜北道为山区,农作物耕种条件较差,粮食供应困难。而且由于中朝两国在边境线较少设卡，因此，图们江中游开山至凉水一线便成为朝鲜人非法越境进入中国的主要江段。
朴哲浩似乎是瞟见了周遭人群疑惑、不以为意的表情，只是微微一笑，他向众人介绍道：“这是我用来保命的东西。”在渡河之时，他可以用气囊支撑自己的身体从而漂浮起来。
从前，若是军人，可从军事边境线(三八线)到达韩国，若是平民，则可集体乘船偷渡。
后来，出现了专门为意图“脱北”的人群提供帮助的援助组织和中介人，他们为越来越多的朝鲜难民提供条件，让他们从蒙古和东南亚、中国、俄罗斯等第三国进入韩国。
每个“脱北者”要向中介人支付数百万韩元(130韩元约合1元人民币)至1000万韩元不等。从泰国等国家绕道进入韩国的中介费为300万~500万韩元。
在颇有名气的纪录片《逃离北朝鲜》（又名《逃离《乌托邦》）中，所谓的韩国“人权活动家”金牧师就担任着这一掮客角色，他负责帮助两家人从朝鲜逃亡至韩国。
一户是一家五口，一对中年夫妇，上有八旬老母亲，下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他们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在两年前成功脱北，而他们一家作为家属，早已上了流放名单，从逃亡到“脱北”，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过程。
另一个家庭只有一名少年，他的母亲是早年间成功逃脱的“脱北者”，此次委托金牧师将自己的儿子接至韩国团聚。她深知逃亡的危险，所以恳请金牧师一路留影——倘若“脱北”失败，她至少能留下一张儿子的照片。
两家人做了两手准备，他们一边收拾行囊，一边将毒药悄悄放进来背包，他们认为如果被抓，丢去改造，不如自我了断干净利索。
最后，他们一路躲藏，转移，终于抵达了韩国。而这，只是离乱年代里“脱北者”家庭的一个小小缩影。
由于要通过第三国进入韩国，因此许多“脱北者”都滞留在第三国，等待机会入韩。据分析称,大约有5万名“脱北者”滞留在第三国,而且其中七成为女性,这些女性在滞留期间多数人都遭到过不同程度的人身买卖和性侵犯。
如果说，“脱北者”中选择出逃并留在中国者大多是因为在中国东北有亲属可以投靠——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聚居着数十万与朝鲜人同宗同源的中国朝鲜族居民。
那么，选择出逃至韩国者，除了同样是在韩国有亲属可以投靠,更多的人出于对韩国富裕物质生活的向往。
但多数人抵达韩国之后，发现所谓的“文明、富足、开放”的生活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般美好，他们意图从一个乌托邦跳至另一个乌托邦，但总不能如愿以偿。
南北终殊：独在异乡，独为异客
韩国并没有使这些“脱北者”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的失业、受歧视和犯罪成了韩国社会的一大心病。
“脱北者”进入韩国后，被韩国政府设置在首尔市内的保安设施“大成公社”收容。这是一个“联合询问机关”,“脱北者”在这里将接受国家情报院和搜查当局大约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联合调查,包括其动机、家庭关系和在朝鲜的生活情况，以及是不是伪装成“脱北者”的朝鲜间谍等。
“大成公社”隶属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目前工作人员数量大幅增加。
经过详细审查,“脱北者”被移交到位于京畿道安城的韩国定居支援设施“花院”，并必须在那里接受大约10周的教育,以使他们适应韩国的生活。
“花院”是一座包括地下室在内的3层建筑，可以收容约100人。由于朝鲜法律和所使用的朝鲜语与韩国语不同,因此,“脱北者”要学习购物等与生活消费相关的语言。
在“花院”学习后，脱北者就可以获得政府颁发的居民登记证,并开始作为韩国公民的生活。他们可以得到政府每月50万韩元、共计6个月的定居援助金。
由于从第7个月开始,政府不向他们提供援助金,因此，许多“脱北者”可能去接受半年至一年的职业训练。
在接受职业训练期间,每月可以得到20万韩元的奖学金,训练结束还可以得到240万韩元的奖励。如果完成了为期一年的技能大学课程学习，就可以得到200万韩元的奖励,而取得资格证书则可以得到200万韩元的额外奖励。
另外,“脱北者”参加工作一年可以获得450万韩元奖励、参加工作两年可得到500万、3年550万韩元的奖励。这样算来,每位“脱北者”从接受政府定居援助金直到工作三年后，共可以得到政府2140万韩元的资金支援。另外，他们还得到韩国警方为期两年人身保护。
然而，随着进入韩国的“脱北者”人数不断增加,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两国社会体制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导致许多“脱北者”无法很好地融入韩国社会，而最主要原因是韩国社会对“脱北者”的歧视和偏见。
1995-2010年，“脱北者”的孩子在学校遭到虐待的现象愈演愈烈。这些孩子在学校由于发音不同而被发现是“脱北者”后，就会遭到“肮脏的家伙”、“滚回朝鲜去”等言语污辱,还会受到歧视和被群殴凌辱。
韩国KBS电视台的编辑兼作家在他的书籍《脱北以后是怎样的韩国人》中有对“脱北者”的采访记录。
朝鲜来韩人士恩英遭受了恶劣的校园暴力，她的奶奶哭诉道：“在网络上有的同学骂道:‘疯女人去死，不要来我们学校，会成为抹布(韩国对女性的恶劣的骂语)。”
“‘小心点，通过聊天工具会约那个男人，不约的话会杀了你(...)’，因为孩子在学校受到这样的语言暴力，所以我们不能再呆在韩国了。因为孩子长相比较漂亮，所以我们怕受到伤害…。甚至连班主任也建议让孩子退学。”
据韩国统一省称,2006年“脱北者”的孩子的退学率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增加，分别为小学3.5%、初中12.9%和高中28.1%。最令人头疼的是，这些孩子的犯罪率也在增加。
许多朝鲜年轻女性在韩国为了生活得更轻松一点，会误入风俗业。此外，一些“脱北者”还因盗窃和走私毒品而被捕。
当多数人渲染“脱北者”在朝鲜的凄苦生活，挖掘他们渡河越境的惊险之时，却少有人关注这一群体“出走”之后的故事。
那或许是一片天地，又或是一圈新的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