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官员火箭般的升迁，并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很容易让自己陷入绝境和包围之中，也很容易在阿谀奉承之中，迷失自己的本心，走入无法回头的歧途。
在特殊历史时期，有许多青年干部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比如山东的王效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1914年2月，王效禹出生于山东益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益都民风彪悍，曾是义和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即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也有数千民众自发组成了红枪会，专门和官军作对。
抗日时期，日军一路南下，势不可当，但山东民众并不甘于臣服。不久后，八路军在山东敌后发展了根据地，王效禹就是在这时了解到了马列主义。
1938年初，中共益北特别支队书记王宗东来到了益都，宣传抗日主张，认识了王效禹，并发展他入党。王效禹自此加入了党组织，走上革命的道路。
那时，王效禹在家乡就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领着家乡将近100多位青年，拉起了一支小队伍。
到了四十年代，王效禹已经是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了。可以说，他的发展还是顺遂的，组织上对于这样的无产阶级干部也相当信任。
到了1945年，侵华日军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可越是这样，日军越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也越发猖狂。5月份，清河日军指挥官下川纠集了5000多人（包括伪军）包围了陈户。
王效禹指挥部队，下达了分开突围的命令。突围过程中，王效禹英勇奋战，同敌人斗智斗勇数回合，才带着36人逃出生天。可以说，王效禹还是一个称职的干部，坚守了自己的使命，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
1947年，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也为了践行意识形态。中央派遣康生于11月到渤海区搞土改，结识了王效禹。期间，康生十分赞赏王效禹，还在大会上表扬过王效禹，这段经历也为后来的“火速提拔”埋下了伏笔。
建国后，王效禹熟悉山东的一草一木，便继续在山东留职，担任山东省检察院副院长，成为了一个厅级干部。
反右运动的风气刮到了山东。王效禹的属下，办公室刘佩侠等4名干部被打成右派。王效禹却唱起了反调，不认为他们是右派，受到了牵连。其地位也是一降再降，成了德州国棉一厂副厂长，工资也低了三级。
所谓时来运转皆同力，从六十年代开始，王效禹又重新回到了山东政坛。1964年，王效禹惩罚被一扫而光，升为青岛市副市长。在青岛这个海滨城市，王效禹结识了康生的儿子——张子石。
虽然张子石只是一个教育局局长，但康生位高权重，也知晓王效禹。因此，王效禹坐上了升迁的快车道，掌握了山东的大权，成功出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
1967年，王效禹授意“山东造反派”，将舒同（曾任山东省第一书记）从陕西带回山东，进行批斗。王效禹亲自来到批斗现场，亲自讲述了舒同的“罪恶历史”。
山东“造反派”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王效禹的推波助澜。早在1966年，王效禹就号召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面对“造反”和“保皇”两派，王效禹毫不犹豫站在“造反”派这边。山东的经济紊乱、百业凋敝和王效禹脱不开关系。到了1967年末，王效禹还想动摇国家的根本——军队，妄图染指北海舰队和67军。
可是爬的高，也终有跌落的一天。九大召开以后，多名军队高管对其表达了不满。尤其是南京军区的许世友。两人结怨，主要是王效禹想过问徐州的军队事务。军头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都认为王效禹“过了火”。
经过商议，1971年3月的一天，王效禹被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东北一农场进行改造，成了第一个倒台的革委会主任。
改革开放后，王效禹遭到了更加严厉的处罚，1979年被开除党籍。不过王效禹还算高寿，一直活到了1995年，终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