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四清运动”从1963年8月之后由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一线指挥，在此之前是老人家主导。然而从这之后，“四清运动”随着全国铺开出现了种种问题，强制命令取代了调查研究。最终运动的方向由单一的清经济，演变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而随着斗争对象的分歧，两人的冲突逐渐公开化。

时间轴：1963-1966

1963年8月之前，“四清运动”主要是老人家主导。

对于“四清运动”，相比之前的“三反”和“五反”运动，老人家采取了谨慎的做法，强调先试点再铺开，分批分期进行，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不急于求成，要总结经验，不要一哄而起，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老人家特别强调，“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前期对于“四清运动”的态度，一线领导与老人家一致，就是要清理地方存在的有问题的干部，方向大家都认同，接下来就是清理的具体方法。

1963年8月之后，一线领导挂帅直接指挥“四清运动”。

此时老人家对于“四清运动”的方法和策略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

然而一线领导指挥下的“四清运动”方向发生了变化。

1963年9月，一线领导在前十条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法。

前十条和后十条，从方向和方法上都给了“四清运动”较为完善的方案，但实际执行中并不一样。

1963年11月14日，老人家再次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也就是对前十条和后十条的解释说明，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够清楚明白，包括地、富、反、坏、右这几种需要被改造的人也要他们清楚明白。

这个通知写得很清楚，要基层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农民讲明白，懂得我们的政策，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不搞阴谋诡计，而是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我们这场运动会是怎么搞法。

前十条和后十条以及补充说明的通知，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佞人们将其定义为“左”，还将脏水往老人家身上泼。

实际上在“四清运动”中确实出现了“左”的问题，不过出现“左”的问题并不是老人家，而是一线领导。

当时一致认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把失去的政权夺回来，于是出现了“白银厂经验”、“桃园经验”、“小站经验”和“北大社教”的夺权样板。

1964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甘肃省委、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即有名的“白银厂经验”。

“白银厂经验”是甘肃白银厂在工作中出现了四大问题：

一是在企业职工生活困难时，利用企业闲置设备，如汽车、发电机、钢材、汽油、柴油等物资与当地农村搞“生产协作”，以换取粮食及副食品，用以缓解职工生活困难。

二是个别干部工作作风存在一定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吃多占、损公肥私的现象在个别干部身上有所表现，甚至较为严重。

三是企业生产管理的制度不尽完善，生产经营中出现一些漏洞，贷款汇出后，订货不到位的情况未能及时查处，出现一些“无头案”。

四是在精简企业职工过程中，由于政策掌握不当，引起内部一些矛盾，部分被精简的职工对领导有怨言。

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白银厂相关负责人的背景。

公司党委副书记崔国权身份是国民党旧部的子女，其父亲是国民党少校团副，岳父是资本家，解放前曾经在北京开过“万里香”大烟馆，1952年“三反”、“五反”时被判过徒刑，崔国权本人则是吃喝玩乐，玩弄女性，过着极度糜烂的生活。

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常耀华，出身大地主家庭，祖父是前清拔贡，父亲是国民党上尉军官，常耀华本人在工作中利用职权，安置和包庇坏人。带头大搞非法“协作”，从中牟利，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

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经理李子奇，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贪图享受，追求名利，同一些坏人同流合污，为了培植私人势力，利用关系，把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和思想品质恶劣的人，提拔安置在各种领导岗位上。

这些人在白银厂干了哪些事情呢？

一是全民所有制的财产遭到严重破坏，全公司共有重约2万吨的设备7000多台，到1962年底为止，基本完好率不足50%；居民点的住宅（面积3万平方米），差不多被拆光；以协作为名，盗出设备、材料、运输工具和现金值160多万元，换回生活品价值50多万元，国家直接损失100多万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约30元左右。

二是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在“五反”运动中，揭发和清查出来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共有379人，占职工总数的3.7%，其中集团和个人贪污万元或万斤粮以上的案件有8起，千元以上的案件有57起。

三是领导集团生活极端腐化，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在国家遇到灾荒，职工生活困难时，却过着腐化堕落、花天酒地的生活。

四是社会风尚败坏，在公司中，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之风盛极一时。

五是反革命活动猖獗，在近两年中，先后发现的反革命组织，就有“民族党”、“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自由民主党”、“反共救民党”五起。此外，还张贴反动标语、阴谋叛国投敌、破坏生产、阴谋暗害等案件多起。

六是抗拒中央指示，打击陷害好人，中央在七千人大会提出反分散主义后，他们仍继续大搞非法协作，中央一再指示不准盖楼堂馆所，这些人却动用修建工人住宅的投资，盖书记、经理宿舍。

白银厂的教训便是典型的只注重经济和技术，却不提政治，最终工人创造的价值，成了公司负责人贪污的赃款。

最终通过依靠工人，组织队伍，分化瓦解黑五类，对公司5名主要领导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或逮捕等处分，对两名处级领导干部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

与此同时，先后有69名干部职工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帽子，47名干部职工戴上“贪污盗窃分子”帽子，6名干部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占全公司1.5万职工总数的0.8%的干部职工被戴上各类帽子。

除了“白银厂经验”之外，还有“桃园经验”。

1963年11月，一线领导派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运动”，后来形成了“桃园经验”。

1964年春节，“四清”工作队放假，王光美回家过年，一线领导向她详细询问了农村“四清”的进展情况，提出要追上面根子的主张。

1964年2月29日晚，王光美返回河北，向河北省委卢风传达了一线领导的谈话内容，卢风根据记录大意，整理成《少奇同志谈“四清”》。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线领导将此记录送给老人家审阅。

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一开始得到了老人家的赞同和支持，他建议王光美，下次到南方去搞一期，不要总在北方，并且派两个人跟她一起去。

后来，老人家的办公室派了秘书林克、卫士小张随王光美一起去参加下一期的“四清”工作队。

不过还是没有去南方，而是去了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因为王光美担心南方农村口音太重，听不懂话，没法开展工作，这次她换了个新的名字叫鲁洁。

桃园经验是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即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揭发举报，又鼓励相互检举揭发，被揭发的人集中起来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