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3月4日，毛主席第一访问苏联，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一行在圆满完成第一次访苏的任务之后。
离开莫斯科，踏上回国的路程，归国途中，毛主席途经哈尔滨视察。
贺子珍在1947年初秋，随同王稼祥夫妇一起回国，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毛主席想到这里，便询问秘书叶子龙贺子珍的近况，听完叶子龙的汇报后，毛主席却非常生气，大怒道：
“她还不够资格吗？”
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经历了什么？毛主席又为何突然问起贺子珍的情况呢？
贺子珍终于踏上回国的征途
1947年初秋，贺子珍，李敏，毛岸青等一行人坐上莫斯科至哈尔滨的火车，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在这之前，王稼祥和贺子珍谈话时，问她：
“你今后打算开始怎么办？”
贺子珍表示自己想要回到祖国去，接着王稼祥说这一切都得经过组织的手续来办，这事关系到毛主席的家庭问题，王稼祥必须立即请示毛主席。
很快，他起草了一份电文，把贺子目前的情况以及她要求回国的意见，详细的作了汇报，电报直接打给毛主席，上面写了“请毛主席批示”的字样。
不久，毛主席的复电来了，只有四个字：“完全同意”，王稼祥收到回电以后，立刻通知贺子珍，贺子珍兴奋极了，说道：
“谢谢毛主席给了我回国的机会。”
贺子珍同王稼祥商量后决定，不仅她和李敏一起随着王稼祥回国，而且要把毛岸青叶带走，毛岸青得知自己能和贺妈妈，李敏一起回国，也是非常高兴。
他的哥哥毛岸英在这之前已经回国了，他一个人在莫斯科生活，感到很孤寂，现在，他又有了家的温暖。
火车在路上走了八天八夜，毛岸青和娇娇在车厢里暖融融地说着，笑着，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学简单的母语。
火车经过漫长的行程，终于开进了哈尔滨车站，贺子珍不禁一阵激动，眼圈都红了，她感叹终于回国了。
李富春迅速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热情和关切，询问贺子珍一路上累不累，还表示他的热烈欢迎。
贺子珍很愉快地回答很好，并且表示了自己的感谢，李富春劝贺子珍母女们先好好休息几天。
但是贺子珍非常急切地想要工作，她回国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工作，她觉得自己在苏联耽误的时间太多了，回国后要抓紧工作，于是她恳请组织上尽快给她安排工作。
李富春觉得给贺子珍安排工作是一件大事，不能随便决定，便有意地绕开这个话题，并且嘱咐贺子珍他们的住处已经安排好，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提出来。
贺子珍还是依旧重复着自己的愿望：
“我个人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早日工作。”
但是此时的东北正在进行解放战争，哈尔滨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但是在贺子珍的一再请求之下，组织上给她安排了工作，她先是到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的职务，后来又到了哈尔滨总工会工作。
贺子珍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这些工作中，对职位的高低从未有过计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发现，尽管她全力以赴，但这些工作似乎与她预期的有所不同，她发现自己难以完全适应这种工作环境和节奏。
作为一个党的干部，不仅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前，起表率作用，还要学会组织鼓动工作，给干部，工会会员们讲课，宣传党的政策，讲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还要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这些宣传教育的工作，在解放不久的新解放区非常重要，因此，每个党的干部都要担负讲课的任务。
而贺子珍如今走上讲台，却没有当年的勇气和口才，而且常年在苏联的她无法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思想基础比较差。
即便如此，贺子珍还是几乎把所有全部业余的时间用来备课，查阅各种报纸，从中摘下可以利用的例子，然后把它写到演讲稿去。
她已经是久不拿笔写字的人了，文化水平原来并不高，要写出自己的讲稿，对她来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她要求自己这样做了。
对于一时解答不了的问题，贺子珍也老老实实地表示她回答不了，但是她尽可能向上级反映，请示以后再回答。
她讲的课可能不尽人意，但是对于她来说，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而贺子珍工作起来非常卖力，导致身体越来越差，到后来，她渐渐地无法工作。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贺子珍带着毛岸青，李敏迁移到了沈阳居住。
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几年之久的妹妹贺怡重逢了，俩姐妹见面后，万分激动，久久地拥抱在一起，百感交集，随后的几天几夜里，姐妹俩互相诉说离别后的种种遭遇。
1949年3月底，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了北平西郊的香山，这时，毛泽东的身边除了毛岸英，没有自己的家人。
毛主席突然萌生了要把李敏接到身边来的愿望，他想念这个女儿，希望能见到这个女儿，毛主席觉得对这个女儿，他尽的父亲的责任太少了。
他让警卫员马上带着他的这个意见，到沈阳去，征求贺子珍的意见，听到毛主席召唤女儿到他的身旁，贺子珍没有半点犹豫，满口答应了。
之后，贺子珍深感在东北力不从心，原本是要去北平找毛主席，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天津被拦下，之后她决定和贺怡南下去找哥哥贺敏学……..
贺子珍南下前往上海
1949年6月，贺子珍和贺怡两姐妹收拾行囊，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向北平而去，与此同时，在北平，朱旦华和方志纯抱着一岁多的孩子，登上前往上海的列车。
这次毛主席交代给他们一个任务，陪同贺子珍一起到上海，然后再根据贺子珍的意见，看她是留在上海或者还是到福州哥哥家。
交谈之际，火车缓缓驶入天津站，贺子珍与贺怡姐妹在此巧遇方志纯夫妇，双方热情地握手寒暄。原本，两姐妹计划前往北平，然而，在途经山海关车站时，两位自称为组织部派遣的同志突然登车，他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根据组织的安排，贺子珍姐妹不能继续前往北平，而是需要改变方向，南下前往贺敏学所在的地方。
这个决定虽然出乎意料，但姐妹俩还是决定遵从组织的安排。
贺子珍一听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好妥协与贺怡转车前往上海，贺子珍姐妹在天津站转车，和方志纯，朱旦华一起南下，他们三人在火车一路上侃侃而谈，到了第二天下午，上海站到了。
贺敏学早早地就来车站等候贺子珍姐妹，贺子珍和哥哥自从1934年分别以后，已经是15年没有见面了，兄妹重逢，贺子珍不禁失声痛哭。
之后贺敏学向贺子珍谈起了上海解放的情景，上海在1949年5月27日在陈毅，粟裕的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的会攻下解放。
在贺子珍三兄妹畅谈上海解放之际，陈毅邀请他们做客。
贺子珍姐妹见到陈毅，陈毅非常热情地欢迎贺子珍姐妹的到来，还热情地招待他们吃饭，这餐过后，由于人多，贺氏姐妹和陈毅还未来得及细谈便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贺子珍对贺怡说：
“陈毅还是老样子，不过比以前更活泼了。”
而之后，贺子珍和贺怡两姐妹没有和方志纯，朱旦华一起回江西，而是留在了上海。
1949年8月，随着大江南北的解放，原来在东北工作的政工干部纷纷南下，开辟新区的工作，贺子珍住在上海休养身体，她本来就没觉得为革命做多少事，于是也请求组织南下去工作。
此时，贺子珍在井冈山就认识的老战友谭震林，盛情地邀请她到浙江工作，贺子珍满心欢喜，欣然应允，于是乘坐火车南下，直奔杭州。
贺子珍来到杭州之后，被谭震林安排在杭州的市妇联任副主任，不久后，贺怡被分到吉安地委工作，担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部长，贺敏学也被任命为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正当贺子珍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的时候，没多久就传来了妹妹贺怡在赣州附近翻车身亡的噩耗。
贺子珍得知后，痛不欲生，她很清楚，妹妹不顾安危连夜赶路，为的是赶在上任之前，找到在江西失落的小毛毛，全都是为了自己。
这次打击，也让贺子珍的身体更加糟糕，然而，贺子珍没有想到，杭州市妇联的工作，成为她在参加革命后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而贺子珍也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但是上海市委只负责给她发工资，却从不肯安排她的工作。
没有工作的贺子珍，每天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不久之后，李敏来到贺子珍身边陪伴自己，毛主席每到寒假，都要打发李敏去看望贺子珍。
而每次毛主席还让李敏带足回来的路费，以及在上海期间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有时，毛主席还专门捎过去为贺子珍购买的东西，药品等外国友人赠送的礼物。
贺子珍也因为有女儿的陪伴，病情渐渐好转……..
毛主席视察哈尔滨，询问贺子珍的工作
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3月4日，毛主席第一访问苏联，在归国途中，毛主席途径哈尔滨，决定视察哈尔滨的情况。
毛主席稍作消息后，来到了哈尔滨车辆厂视察，这是哈尔滨最大的工厂，也是毛主席建国后视察的第一个工厂，之后在省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哈尔滨旅行社，回来后，毛主席和周总理不辞劳苦地接见了省市有关的领导。
夜晚，毛主席结束了一天的视察和接见，下榻颐园街一号，警卫工作由市公安局的同志负责，按规定，毛主席一上上床，周围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撤下来，但是公安局长王化成却一直不走，汪东兴劝说也不走，他说：
“主席睡觉轻，怕发出声音影响他，我这是执行省委指示。”
此时屋内的毛主席正和叶子龙谈工作情况，谈完后毛主席此时想起了贺子珍，当年贺子珍回国，就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毛主席想起来感慨万千，说着便询问秘书叶子龙贺子珍的工作情况。
毛主席之所以询问叶子龙也是非常出于非常信任，叶子龙从延安时期就跟随毛主席工作，毛主席和叶子龙还是老乡，当时叶子龙从股长升为机要科长。
一天，他为毛主席送急电，进门口便看到了贺子珍，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在一起，叶子龙有点紧张，正准备转身离去时，毛主席也许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就亲切地问他是哪里人，叶子龙回答是湖南浏阳人，毛主席听后便笑着调侃道：“我们还是老乡呢”，随后毛主席和叶子龙拉了几句家常。
也是在此时，毛主席将贺子珍介绍给叶子龙，叶子龙也从这时候认识了贺子珍，从此以后，收到的电文都是由叶子龙亲自送给毛主席。
1939年他兼任毛主席秘书，协助毛主席起草文章报告，负责整理回忆记录，而叶子龙也是成为“五大秘书”中呆在毛主席身边最长的，因此毛主席非常信任叶子龙。
叶子龙如实地将贺子珍在哈尔滨工作的情况告诉毛主席，叶子龙表示此时贺子珍不在哈尔滨，已经南下前往上海，由于身体原因，贺子珍暂时没有工作，在休养中。
毛主席听后非常生气，他大怒道：“怎么没有给她安排工作，按照她的资历，还不够资格吗?”
毛主席得知贺子珍去了上海，还特意嘱咐陈毅，她生活的开支从毛主席的稿费里支出，当得知贺子珍病情严重时，毛主席特意嘱咐陈毅多照顾。
毛主席还向李敏打听贺子珍的生活起居情况，当得知贺子珍同表妹们住在一起时，只有一间不大的屋子，住的很挤。
毛主席感到贺子珍应该住的宽敞一些，嘱咐李敏找汪东兴解决住房问题，汪东兴也义不容辞，之后让贺子珍住进了湖南路的一栋房子里，这里原来是陈毅的住所，陈毅当时任上海市市长，后来奉调中央，房子空出来，汪东兴通过市委让贺子珍搬进去住。
从此，贺子珍在上海过上了平静的生活，身体也渐渐恢复，直到1959年7月9日，毛主席和贺子珍在曾志，水静，朱旦华的帮助下重逢。
分别二十一，贺子珍再见毛主席失声痛哭，对于这次相会，当时是绝对保密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事情的真相才披露出来。
然而，这一小时的会见，对于贺子珍来说，既是意外的惊喜，也是痛苦的悲泣，晚年的贺子珍回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能够见到毛主席…….”
之后，贺子珍和毛主席再未见面，俩人都靠着女儿李敏联系，一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临终前毛主席召见女儿李敏在她的手心不停地画着圆圈。
后来李敏才得知，毛主席一直牵挂着妈妈，而那一遍遍的圆圈，便是贺子珍的小名“桂圆”。
而得知噩耗的贺子珍，却异常平静，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遍遍念叨着：
“润之，你怎么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