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19世纪，狂犬疫苗尚未问世之时，狗狗早已陪伴人类数百年。然而，“狗咬人”现象并不罕见，在纽约、伦敦和巴黎，狂犬病更是频频侵袭人类，人们对狗咬人，以及狂犬病的恐惧始终如影随形。磨平狗牙，强制给狗戴上嘴套，抑或更为残酷地，对不受控制的咬人的狗进行“人道毁灭”，人们试行了各类方法，却没有一种尽善尽美，争议也随之而来，就连巴氏狂犬疫苗的出现也没能平息舆论，根除“狗咬人”问题。但人类为监管犬只做出的种种努力，依然在一步步靠近“狗狗都市观”的图景，为犬类得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奠下了基石，是现代城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
BOOK
《狗狗都市观：犬与人类如何共同打造现代纽约、伦敦和巴黎》
【英】克里斯·皮尔逊 著
邹赜韬、林青青 译/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鼓楼新悦
ISBN：9787522730769
定价：78.00元
1878年8月，一起发生在约克维尔的可怕致命事件登上了《纽约时报》的新闻版面。死者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 年仅6岁，是个很受当地居民欢迎的可爱小孩。
报道里详尽讲述了每一个细节。小约翰常常和当地的一只德国牧羊犬一起玩耍，这只牧羊犬愿意让住在街区中的孩子们骑在它身上，也愿意让孩子们把握紧的小拳头探进它嘴里。但在出事那天，这条狗却一反常态，恶狠狠地咬伤了小约翰的脸。小约翰的脸部伤口经清洗后，又在硝酸银作用下“出现黑色烧灼斑”。
有关这一攻击事件的消息逐渐在当地传播开来，部分本地居民说服警察局负责人下令处死了这只狗，小约翰的生活也渐渐回归了平静。然而几天后，小约翰突然发病，对所有液体感到恐惧排斥。一位医生给小约翰注射了一剂强力镇定剂，以此放松他紧张的神经，但这对他出现的痉挛、口吐白沫症状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意识到回天无力，医生为小约翰注射了氯仿，好让这个男孩可以平静地死去。
恐水症(hydrophobia) 是小约翰的疑似死因。但当时也有人争论称可能是狗的袭击令小约翰心智大受影响，从而导致了疾病的加剧。
对狗咬人的恐惧
在报道19世纪纽约、伦敦和巴黎狂犬病(又名“恐水症”)泛滥的新闻汪洋里，这篇详尽的报道不过是“冰山一角”。这篇报道也揭露出了有关狂犬病的各类情感: 牧羊犬一口咬断了男孩与它之间的亲密关系、小约翰和他家人的悲痛，以及可能诱发该疾病的情感因素。从小约翰个人的痛苦不堪再到群众的愤怒惊恐，这些情绪出现于个体心中，也浮现在集体之内。
我们同样也能感受到医生的无助——彼时巴斯德疫苗尚未问世，治疗狂犬病的手段让人痛苦不堪(腐蚀或切除伤口)，或者干脆毫无成效(譬如用盐水浸泡、行骗医术、使用“狂犬病石” 或“用咬伤你的狗的毛发” 进行治疗)。人们对狗咬人，以及狂犬病的恐惧长达数百年，这构成了人类对这一疾病倍感焦虑的漫长历史。
《在伦敦奔跑的一只疯狗》（A mad dog on the run in London），彩色蚀刻画，作者T.L. 巴斯比（T. L. Busby），绘于1826 年，现由惠康基金（Wellcome Collection）收藏
磨平狗牙
为降低被狗咬伤的风险，人们提出的第一个对策是磨平狗牙。在19 世纪70 年代，法国兽医、公共卫生学家及动物保护主义者J·布雷尔(J. Bourrel) 医生曾建议将犬只可以撕碎生肉的尖牙磨平。他认为将狗狗可以食肉的牙齿转变成食草的牙齿，或可消除狂犬病的威胁。
布雷尔认为，磨平狗牙是一种快速无痛的方法，且没有任何长期的副作用。对那些认为这一做法残忍的人，布雷尔反驳称这比直接捕杀犬只的做法要好得多。即便获得了法国动物保护协会颁发的奖章，布雷尔却仍需努力争取巴黎警察、阿尔夫尔兽医学校专家等方面的支持。令他十分气恼的是，他的部分法国兽医界同事径直批评了他的建议。反对方指出，磨平成千上万只狗的牙齿是一件绝不可能实现的巨量工程。
不过，布雷尔的想法还是传播到了别国。纽约卫生监察员查尔斯·P. 罗素(Charles P. Russel) 认为布雷尔的方法是一份“有用的建议”。纽约神经科学协会方面也对此表示赞同。该协会曾在一次大会上展示过一只磨平牙齿的“样犬”。尽管布雷尔的方法得到了不同国家专业人士的认可，但是大范围采取磨平狗牙的措施，这一想法根本难以实现。由此，狗嘴套反而成为了遏制“狗咬人” 及减轻公众对狂犬病恐惧的主要办法。
为狗佩戴嘴套
支持推行佩戴嘴套的人士非常坚信一点——皮革和金属组件能控制犬类的咬合力。信奉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嘴套可以减轻人们对“狗咬人” 的恐惧，并抑制狂犬病扩散。但嘴套的首次推行却显得并不那么顺利。此外，推行嘴套之举和19世纪中期英国精神病院限制措施是否有悖伦理，以及是否有效的争论遥相呼应。
首先，人们在何时施用嘴套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尽管很多医生对狂犬病在炎热气候下更易传播这一流行假说深表怀疑，然而市政当局还是倾向于在夏季要求遛狗者给爱犬佩戴嘴套。19世纪20年代，巴黎警方反复印发早在1813年5月3日就已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狗必须“受到控制，佩戴嘴套或是有人牵引”，否则将进行“人道毁灭”处理。尽管这些法令全年适用，但警方还是选择在夏季重点推行。1845年5月27日颁布的法令更加严苛。该法令规定，在街上活动的所有犬类，不论是否拴有狗绳，都应佩戴嘴套和项圈，否则会有被捕杀的风险。咬伤人类或其他狗的犬只，将被送去阿尔夫尔兽医学校进行观察。如果确有必要，将对其作“人道毁灭”处理。此后直至1878年，每年夏季警察局长都会命令下属重新印发这些法令。
早自19世纪30年代起，纽约市政当局就通过了要求犬只必须佩戴嘴套的法令。和巴黎不同，纽约的这些法令明文规定其只在夏季适用。1848年7月，纽约市长威廉·弗雷德里克·哈维迈尔(William Frederick Havemeyer) 批准警察在第四十二街处死未佩戴嘴套的流浪狗。由于警察每往警局带回一只死狗就能获得一定奖励，市长的命令旋即触发了一场“人犬大战”。《纽约先驱报》(The New York Herald) 表示，成群结队的捕狗男孩在街上肆无忌惮地闯荡，摘下犬只嘴套并击杀之，以此骗取赏金。186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禁止未佩戴嘴套的犬只在街上活动。而在1869年颁布的一项法令中，警察有权击杀任何疑似患有狂犬病的犬只。因此，当时的警察需要判断一只狗是否患有狂犬病，继而采取相应行动。但识别染病疯狗的困难，还有在街头发现疯狗时的混乱场景，极易导致警察判断失误。
而在伦敦，1839年颁布的《大都市警察法案》(Metropolitan Police Act) 明确规定，“纵容未佩戴嘴套恶犬逍遥法外，以及唆使、怂恿任何狗或其他动物去袭击、撕咬人、马等其他动物，抑或令被袭击对象陷入恐慌者，应当接受惩罚。”警察会对违反条例者处以罚金。然而，警方很难找到未佩戴嘴套的恶犬的主人并对其课以罚金。
于是，出台于1867年8月20日的《大都市街道法案》大力推广了嘴套：一当发现狗狗没有主人牵拉时，警察可以给街头的犬只戴上嘴套。这一措施也考虑到了狗的舒适度和感受。因为在佩戴该类嘴套时，犬只也能相对自由地呼吸、饮水。未佩戴嘴套犬只以及那些流浪狗将由警察扣留，等主人携带嘴套前来认领，并支付扣留费用后方可带离。如果一只狗咬伤人类或企图咬人，那么地方法官有权作“人道毁灭” 处理。尽管部分中产阶级狗主人担心他们的狗会因为未佩戴嘴套而被捕，但大部分人还是对这一法案表示了支持。
设计精良的嘴套。乔治·弗莱明，《狂犬病与恐水症》（Rabies and Hydrophobia，1972），惠康基金藏品（Wellcome Collection）
反对狗嘴套的声音
和纽约、巴黎的情况相同，在英国，嘴套的推行确保了人类对“狗咬人” 的有效管制，从而减轻了人们对狂犬病的恐惧。但是，佩戴嘴套的相关法令，也招致了许多批评
嘴套反对者批评这些械具既残忍又危险。一些人坚信狂犬病主要是“情感疾病”， 他们坚称戴嘴套会提高犬只患病风险，并更加激化人类对狂犬病的恐惧。英国知名犬类专家戈登·斯特布尔斯称嘴套“毁坏了狗的容貌且显得残忍无比”，同时它令犬只难以呼吸。《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收到的读者来信称新法规好比一种“外观精致的酷刑”。写信人哀叹道，在他外出时，家门口的纽芬兰犬似乎因未佩戴嘴套，而被警察当成“摇钱树” 给抓走了。作为富裕的纯种狗主人，化名“Snarleyow”的来信者，认为警方对佩卡姆街的“流浪恶犬” 不闻不问，却紧盯他那已上了税的宠物狗，他对此感到惊讶、害怕。“Snarleyow”谈道，嘴套会令犬只深感痛苦，从而导致狂犬病自然发生。这类观点很快就成为了人们批评嘴套政策的一条理由。
法、美两国对犬只佩戴嘴套持反对意见的人士，大多将戴嘴套看作是虐狗行为，这是他们这派的核心观点。布雷尔观察到，如果想让嘴套发挥作用，那么就需要将嘴套紧紧地绑在犬只面颊，这将会令犬只蒙受巨大痛苦，从而“厌弃我们的文明社会”。佩戴嘴套会令狗狗深感痛苦确实不假，它们扭曲的面部、痛苦的“表情” 即为其证。巴黎、纽约和伦敦这三座城市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都秉持着反对佩戴嘴套的立场。
除给戴嘴套政策打上“身心酷刑” 这一烙印外，批评家们还反复强调嘴套的无效。在三座城市中，巴黎有着最为古老、全面的犬只嘴套法令。但即便如此，巴黎方面也无法做到完美管理。巴黎警方也在1830年承认，“有大量(未佩戴嘴套) 的犬只在路上活动”。
此外，在当时绝大多数的狂犬病例中，患者都是在家中被自家狗狗咬伤而感染，可是戴嘴套的强制令并不适用于家庭内部。因此，人们得出结论，之于防止人类遭受疯狗伤害这方面，嘴套的实效微乎其微。
由于缺陷实在过多，1878 年夏天，嘴套这种械具终于得以停用。然而狂犬病又再次猖獗。时任巴黎警察局局长的阿尔伯特·吉戈特(Albert Gigot)在1878年8月6日发布了一项新法令，指出在街头发现的任何未戴项圈的犬只，或正在闲逛的犬只，若“当地民众并不知其主人，都将立刻被抓捕并当场处死”。这意味着此后，从主人身边走失的宠物狗，以及所有无主流浪狗都将面临“人道毁灭”。与1845年法令相反，戴嘴套不再是一种强制要求。新法规着重要求犬只佩戴项圈，以便于识别狗主人，继而让狗主人对其犬只行为负责。这项措施默认了先前的戴嘴套法令在抑制狂犬病及相关焦虑情绪方面存在不足。
苏格兰珀斯默里皇家精神病院的威廉·兰黛·林赛(William Lauder Lindsay) 博士谴责称， 所有应对狂犬病的行动都过度夸张、残忍，甚或还存在误导作用。林赛认为， 告知公众狂犬病是一种罕见病，以此消除公众特别是那些有着“病态、非同寻常想象力”之群体的焦虑， 才是万全之策。
支持戴嘴套者则谴责那些强制推行嘴套的法令实际上不够有效， 难以遏制狂犬病的传播扩散， 更无法减轻人们对此产生的恐惧之情。嘴套政令引起了许多人的激烈情绪， 可它还是没能足够有力地制止疯犬撕咬行为， 也就无从使狗逐渐变为狗狗都市里为人们所接受的一员。
狂犬病的“巴氏灭菌
路易斯·巴斯德针对狂犬病研发的新治疗法， 为解决狂犬病难题带来了希望。身为知名科学家、细菌学奠基人的巴斯德，在1885 年于巴黎召开的一场国家医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学术会议上，透露他已研制出一款可在人体注射的狂犬疫苗。其疗法的基本思路就是在狂犬病漫长的潜伏期中，通过给病患连续注射毒性逐渐加强的疫苗， 提高其体内相应的免疫力。
1895 年10 月13 日，路易斯·巴斯德去世后不久，其肖像登上了《小日报》杂志封面。平版印刷画， H. 迈耶（H. Meyer）绘，惠康基金藏品（Wellcome Collection）
应对狂犬病的“巴氏灭菌法”， 很有可能会渐渐打消人类对被狗咬伤、感染狂犬病的恐惧，但却在那个时期加剧了佩戴嘴套支持者与反对者间的摩擦。
除了多兰等知名度较高的反对者外，支持佩戴嘴套的人多认为巴氏狂犬疫苗给他们带来了安慰。他们认为，在缓解因咬伤和狂犬病所引起的焦虑上，疫苗不失为一计良策。在他们看来，巴斯德的现代科学方法是遏制疾病传播、减少负面情感影响的合理手段。
对反嘴套者而言，巴斯德推翻了狂犬病情感病因论，证明了佩戴嘴套不会导致狂犬病，反而是防止疾病扩散的有效方法。尽管巴斯德本人认为嘴套“没有提供任何保护” (他更建议大规模接种疫苗)，但那些支持嘴套者仍然坚持己见。但是，反对嘴套者将巴斯德看作是一个“残忍无度”的人，批评其治疗法引起了人们对该疾病的恐惧，还指责他散播了“狂犬病由病毒传播而非情绪紊乱导致”的错误观点。在嘴套反对者眼中，巴氏狂犬病预防接种法，只是一种会增加犬只痛苦的“落后行为”。
那么，为何戴狗嘴套的措施仍在持续呢? 首先，巴斯德的疗法并不能完全奏效，他的部分患者最终还是不幸死亡了，这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次，犬只造成的咬伤仍旧十分危险，当伤口位于面部时更是如此。与此同时，未及时接受治疗也会增加患者死于狂犬病的风险。最后，巴斯德首推的，大范围为犬只接种疫苗的方案，在时人看来成本过高且根本不切实际。巴斯德疗法推进了犬只管理，但并未促成根源性的改变。这进一步说明巴斯德变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其实是有些模棱两可的。
小结
总的来说，在伦敦、纽约和巴黎，“狗咬人” 事件既激起了公愤，也引发了各种分歧。狂犬病———这一与犬只咬伤人类紧密相关的问题，就其病因、症状认知，及其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而言，已然被公众当成一种“情绪疾病”。路易斯·巴斯德的狂犬疫苗令三国人民重新燃起了希望，人们心中满怀宽慰和感激的深切真情。但是针对狂犬病的巴氏疗法，最终也加深了嘴套政令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支持者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巴斯德的观点主张。而在后者看来，巴斯德本人及其治疗方法都很残忍——不但存在风险，而且具有误导性。嘴套政令支持者强化了一种观点——在新兴的狗狗都市中，任由犬只自生自灭实在过于让人不安。“狗咬人” 和流浪行为都需要人类密切予以监管。如此态度成为现代西方城市中人犬关系的关键特征。
只要用好科学知识、市政法规和相关技术，就能降低犬只对人类安全、健康所造成的威胁。如此一来，也就可以在伦敦、纽约和巴黎这三座大都会中合理地饲养狗狗。嘴套政令支持者，尤其伦敦的相关人士可以宣称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和现代都市面临的自然灾害、技术迷局、疾病扩散与人口暴增等其他待治理风险一样，“狗咬人”的问题只是有所缓解，但尚未彻底根除。但是，巴氏疫苗再加上人类对犬只更大范围的监管，已充分降低了“狗咬人” 行为带来的影响，也令狗狗得以真正融入狗狗都市之中。
文章来源：鼓楼新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