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我们却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除了“五风”盛行之外，还出现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此时周边国家开始蠢蠢欲动。当危机过去之后，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整顿干部队伍，追缴贪污的赃款，开启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成为毛刘分歧的开端，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时间轴：1963-1966

从1959年开始，我们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确实有天灾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人祸。因为气候有周期性，自然灾害能够持续三年，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出现了问题。

实际上，三年困难时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祸，不仅“五风”盛行，而且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信阳事件”，无疑是在雪上加霜。

此时新中国成立才十年时间，但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政权正处于敌人的包围圈中岌岌可危。

更可怕的是，我们不仅有看得见的外敌，还有看不见的内敌，而内敌的危害性比外敌更严重，这内敌就潜藏在干部队伍中。

之前的章节我们讲过，老人家将干部分为六类，前三类干部就是内敌。

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为什么出现严重问题，而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这个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有必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发生于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因素，为了更深入了解这场运动，我们分别梳理“四清运动”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有相互支持，也有相互斗争，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这种关系不再是此起彼伏，而是由支持转为斗争。

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出现分裂。

赫鲁晓夫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的恶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老人家看来，苏联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篡权，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重大分歧，“四清运动”便发生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

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主要在“三和两全”的问题上，“三和”即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一点与资本主义否定阶级存在不谋而合。

针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老人家明确予以反对，认为赫鲁晓夫“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并认为“苏共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老人家反对赫鲁晓夫把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性，变成一切战争都可以避免，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

关于和平共处问题，老人家反对苏共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老人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议会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等观点，他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这一点，“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对于“全民国家”问题，老人家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对于“全民党”问题，老人家认为，“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他指出赫鲁晓夫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党”。

老人家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己变成“修正主义”，而国内也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从赫鲁晓夫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盛行，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以老子党自居，强迫其他国家为苏联的利益让步。

鉴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让老人家不得不思考深层次的问题，这实际上是颠覆苏联式的自我否定，做的是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这意味着修正主义的开始，也是和平演变的开始。

既然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篡权，那么苏联现在这套模式我们就不能再继续照搬，因此我们需要走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

于是，当苏联停止了对我们的援建投资之后，为了维持住工业化，我们便以人民公社来应对当时的变化，并且提出了“三面红旗”。

然而，我们的“三面红旗”遭到了苏联的质疑和冷嘲热讽，这激怒了老人家。

1959年夏，胡乔木将新华社《内部参考》登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以及《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等材料送老人家。

老人家阅过之后批示，“此三件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那些足以使他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样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当法宝，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老人家又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他在信中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1959年6月25日，老人家回到阔别已久的韶山，在这里写了一首诗：“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7月1日，老人家登上庐山，又做一首七律诗：“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昊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后来，老人家将这两首诗给减克家、徐迟的信指出，“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毗蟀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可见当时不仅是国外对我们步步紧逼，国内也有不少反动分子在暗流涌动。

1959年8月19日，老人家在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

在此基础上，老人家准备“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悉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

9月4日，老人家写信给胡乔木和吴冷西，将赫鲁晓夫反公社的演说在人民日报发表，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人民公社的。

他还指示以通讯的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

在十周年国庆节期间，赫鲁晓夫访美结束转道给我们庆祝，但实际上是来发号施令。

10月4日，老人家在机场送赫鲁晓夫回国时说道，“我向你解释一下：我们的人民公社不是从上面布置下去的，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应该支持。”

赫鲁晓夫表示，“这一切都是中国式的，我们搞不清，这是你们自己的事。”

但是，实际上赫鲁晓夫嘴上这么说，心里可不是这么想。

11月30日，赫鲁晓夫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期间就对我们的人民公社报以嘲讽的态度。

为什么在人民公社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会耿耿于怀呢？

据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老人家，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

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

因此，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赫鲁晓夫对我们的态度，不仅有公仇，还有私怨。

除了中苏关系恶化之外，中美关系也存在着严重的对抗性。

1953年至1959年，杜勒斯出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反共意识强烈的杜勒斯上台后，立即提出具有纲领性的所谓“解放战略”，他主张用自由、民主、宗教等“精神力量”来战胜共产主义，使共产主义国家发生“和平的转变”，从而正式提出西方敌对势力酝酿多时的和平演变战略。

杜勒斯提出这一战略之后，立即引起了老人家的注意。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更是让老人家意识到了和平演变的危险。于是从1957年起，他开始强调要反对修正主义，并且认为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

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这一报道被新华社编发在《参考资料》上。

11月，老人家在看到了杜勒斯的言论后高度重视。

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老人家还指示，“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老人家专门让人印发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篇演说，他让到会同志认真看一看并说道，“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他认为杜勒斯宣称的希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其实“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步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这便是“四清运动”前的国际背景。

不仅苏联对“三面红旗”表示质疑，党内也有不少反对和怀疑的声音，老人家对此开始思考，“三面红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

但实际上，反对“三面红旗”的主体并不是广大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