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正在中南海批阅文件的毛主席,从秘书手中接过一封信,可一向虚怀若谷的毛主席看了信的内容后,脸色却变得非常难看,因为这封信的内容是:

“笙歌烈华灯,直上黄昏月,黄昏月,几人欢笑,几家呜咽,明眸皓齿肝肠铁,《冤裳》一曲何清越,何清越,江南春早,杜鹃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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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读诗书的毛主席自然知道,这是以《忆秦娥》为词牌名填写的诗词,可诗词内容却没有任何溢美之词,反而饱含着讽刺意味。

毛主席指着写信人的名字“陈掖贤”问秘书:“他为什么会写这封信?”秘书看了信的内容后,同样非常疑惑,不过秘书紧接着就告诉毛主席,陈掖贤是赵一曼的儿子。

得知陈掖贤的真实身份后,毛主席一下子沉默下来,他思索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只说了6个字。

要想说清楚陈掖贤的故事,必须要从他的母亲赵一曼说起,赵一曼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原名李坤泰,曾化名李一超,身边的同志都亲切称呼她为李姐,后来又化名为赵一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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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22岁的赵一曼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在前往苏联的路上,赵一曼认识了同去学习的陈达邦(陈达邦有个妹妹叫陈琮英,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妻子)。

陈达邦为人成熟,非常体贴,一路把赵一曼照顾得非常好,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再加上两人都热心于革命,志趣相投,很快就确定了伴侣关系,并于1928年4月正式结婚。

两人婚后不久,赵一曼就怀了孕,这原本是件大喜事,可赵一曼的身子本来就弱,再加上怀孕,她的身体状态变得非常不好。

尽管陈达邦一直在全力照顾赵一曼,可赵一曼的身体却不见好转,她非常自责,认为不该结婚这么早,更不该这么早要孩子。

1928年10月,挺着大肚子的赵一曼,得知国内急缺干部人才,就向组织申请回国工作,赵一曼的申请很快就获得了批准,也是直到此时,陈达邦才知道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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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邦放心不下赵一曼,要陪她一起回国,可赵一曼却劝说陈达邦留下学习,并说了自己回国的优势:一来可以替组织分忧,二来不影响陈达邦学习,三来国内的气候相对好一些。

1928年11月,赵一曼独自回到上海,并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湖北宜昌建立秘密联络站,赵一曼紧锣密鼓地忙活了一段时间后,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问题。

1929年1月17日,房东老太太找到赵一曼,委婉提出让赵一曼搬出自己家,原因很简单,赵一曼即将临盆,迷信的房东老太太认为,外人在自己家生孩子会影响自己家的运势。

赵一曼听后非常难受,她不是不想搬离那里,可她刚刚在房东家建立起联络站,如果自己搬走了,组织可能找不到她,而且她即将临盆,又能到哪里找房子呢?

可房东老太太话已至此,她也不好强行在那里居住,只能挺着大肚子搬出了房东老太太家,为了防止组织找不到自己,她并没有远走,只是在附近的草堆上暂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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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过后,房东老太太发现赵一曼已经晕倒在草堆上,连忙给赵一曼送了碗热粥,可等赵一曼清醒后,房东老太太依旧不同意赵一曼在自己家生孩子。

就在赵一曼即将陷入绝望时,房东老太太隔壁家的一个工人大哥看不下去了,他主动找到赵一曼,说自己家虽然非常穷,但愿意给她提供生孩子的地方,他的妻子也可以照顾她。

1929年1月21日,搬到工人大哥家3天后,赵一曼生下一个男婴,出于希望儿子一辈子安宁的考虑,再加上恰逢列宁逝世五周年,赵一曼特意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宁儿”。

此后,赵一曼就独自带着儿子,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任务,在这期间,她们母子二人受过很多苦,冬天睡过桥洞、夏天喝过雨水、捡过垃圾、吃过剩饭……

赵一曼自然毫无怨言,但为人母的她,却不忍心孩子跟她受苦,特别是她执行的任务还非常危险,她不怕死却怕牵连到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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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赵一曼决定把孩子交给丈夫陈达邦的哥哥陈岳云抚养,母子临别前,赵一曼专门带着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

母子分别后,赵一曼接到组织命令,前往东北工作,她先后在沈阳、哈尔滨等多地参加战斗,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1935年11月,赵一曼因掩护战友,受伤后不幸被捕,尽管日军对她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审讯和残忍折磨,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

1936年6月28日,赵一曼被救出后,又于2天后再次被捕,随后赵一曼又经历了各种残忍的折磨,1936年8月2日,日军见始终问不出有价值线索,就将赵一曼残忍杀害了。

当时,已取名为陈掖贤的赵一曼儿子,根本不知道母亲的英勇事迹,甚至连母亲就是赵一曼都不知道,因为赵一曼这个名字是后改的,大家只知道母亲的本名叫李坤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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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掖贤的印象中,虽然大伯一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他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而且自小就缺乏母爱和父爱,还被小朋友们喊为“野孩子”。

这样的生活,导致陈掖贤非常自闭,不喜欢与人交流,每天都郁郁寡欢的,这种性格也对他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