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开国少将董启强、八路军老战士刘光夫妇之女董进进：我是为发表母亲写的抗日战争中的故事，在网上搜索得知和讯网开展了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征文活动。所以在和讯网发表了母亲写的三篇文章。结果和讯网给我开了个博客，就赶着鸭子上架，开始发表我的家族的人写的文章。因为都是真实的故事，事件，历史。对了解真实的历史有所帮助，所以就开始一篇一篇的发表。也希望年轻的人们对以往的历史关注，了解前人的真实生活。以下内容，是母亲刘光的自传。
▲董启强、刘光
《刘光的自传》
我名叫刘光（曾用名“午生”，因中午12点生，刘悟生），女，1922年4月21日（阴历）生，河北省枣强县后东漳村人。
▲刘光
父亲叫刘麟轩，是清末举人，在本村教书。记得我家门口挂着“勤奋教学”的金字匾，据说是官方奖励的，授匾那天村里还演大戏，热闹非常。
我有一个过继的哥哥叫刘慨尘（他和刘雨辰是亲兄弟），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常年在天津市任律师。后来，母亲又生了一个儿子，名为刘建枢，1938年曾在枣强县独立团文工团当团员。
我自幼跟父亲认字读书。父亲1938年8月病逝。母亲周氏，没有文化，是劳动妇女。
那时，我不愿受封建迷信的束缚，反对旧礼教，于是不怕村中的舆论，不缠足、不扎耳环、在本村男子学堂读书，插班三年级。开始有五六个女生，不久只剩下我和刘来瑛坚持下来。
读了一年半后，考入本县高小，未毕业又考入冀县六师初中读了一年半，放了暑假后，由于连续下雨四十多天，运河清凉江决口，洪水四处泛滥，一片汪洋，大片庄稼被淹，房倒屋塌，盗匪四起，社会次序极为混乱，所有学校不开学，一律停课。
不久“七七事变”，日寇侵占了大片国土，烧杀抢掠的消息不断传来，人民陷入极端痛苦之中。我听到后无比愤慨，我的堂侄刘升如是地下党员，常向我们讲八路军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部队。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我决定去找八路军。
过了春节，闻听八路军开入南宫城。由刘升如带领我和刘来瑛离开家乡，奔赴南宫城。一进城门就听到嘹亮的军号声，使我们热血沸腾，精神振奋。
我们看到八路军一个个穿着灰色的军衣，头戴有红五星的帽子，脚穿草鞋雄赳赳气昂昂，精神百倍。
街道被他们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来到了八路军东进纵队军政大学学习，住在妇女救国会。陈再道司令员是我们的校长，教导主任王蕴瑞，政委宋任穷都亲自任课。
其中，宋任穷给大家讲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王蕴瑞、刘浪、王露、齐鸣讲了社会发展史、抗日统一战线、民运政权…….等课，使学员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学到了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使我们充满了革命胜利的信心和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的决心。
学习两个月结束后，回到村中发动、组织妇女认字、学文化，纺线做军鞋支援前线部队。
1938年4月，接到枣强县战委会的通知，让我和刘来瑛去报到，筹备成立枣强县妇救会。我给李方岚、李柱等过去的老同学和老师写信，动员他们出来参加妇救会。不久，先后来了一百余人。
6月成立了妇救会，吴文静是民主人士，任妇救会主任，李方岚任副主任，我任宣传部长兼《抗战》小报的编辑。战委会组织部长杜景云、王庆寒宣传部长领导小报。李柱和刘来瑛任妇救会组织部正副部长，枣强县妇救会成立了。
很快开展了工作，我们天天到城关区各村庄去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送子送夫参军，“挖路破路”，掩护伤病员。
枣强县各区妇救会也先后成立，我们到各区去巡回演出“贫女泪送郎上前线”。
由于环境日益恶化，为了早出晚归工作方便，我和李柱剃光了头发，穿上男孩衣服，女扮男装，以致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是女八路，有人还要给我说媳妇，闹了不少的笑话。
由于我们俩工作积极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战委会组织部长张启达、孙池同志于1938年6月介绍我们二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正不久，任我为妇救会党团书记。
1938年8月，县委书记李朝宗发现妇救会的个别领导搞宗派、家长式领导，将妇救会改组，李方岚、李柱调出。
他找我谈话说，要我去任妇救会主任，当时我只有16岁，别人比我大，怕自己干不了，再三请求李朝宗另做安排，但李书记坚持让我任职，并答应若有合适人选时再换。
1938年10月，李继珍同志接替我妇救会主任一职，我去枣强县民先队任妇女儿童部长兼秘书长。
1938年冬，季县民先改为青年救国会。敌人占领了枣强城，形势恶化，有一部分同志思想动摇回了家。青救会主任李晓明（《平原枪声》作者）带领我、李方岚和李柱借春节之际去拜年，动员回了家的同志出来坚持斗争。
1939年6月，我和李方岚又被调回枣强妇救会，1939年9月我被调到冀南五地委油印科任科长。1939年11月初在枣强县景村被日本鬼子合围。在反合围中，我受到了严峻地考验和锻炼。
1940年1月底，成立了五分区妇救会，我任五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1940年3月又回五地委任机要秘书，宣传部编审干事。1940年8月，我到冀南区党委党校学习，毕业后留区党委流教团工作。1941年5月冀南总妇救会成立，我任宣传干事。
▲董启强、刘光
1941年7月，我与冀南军区宣教部长董启强结婚。
1942年3月，我由地方到部队工作，在冀南第四军分区宣教科任国文教员。
1942年4月29日，日寇集中三万余兵力在武城北部刘官屯一带对冀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七旅直属队实行了“铁壁合围”。
我经过一天奋战突围出来找到了冀南军区领导和骑兵团。骑马一夜跑了百余里到了枣强县李家瓦窑，由于不会骑马两腿磨破疼痛难忍，不便行走，组织命令我回家休息。
根据组织决定，我回到家中养伤。又过了几天，几个据点的鬼子又出来“扫荡”。正吃午饭的时候，忽听村中有人喊：“快！鬼子来了！”
我扔下饭碗和刘雨辰的两个女儿一个侄媳妇向村东北冀家庄路沟跑去，从张秀屯方向来的鬼子分散满地，搜索着向这边过来了，他们往路沟内一看，发现了我们，乱喊乱叫，很快路沟两旁就站满了日本鬼子，有几个鬼子跳下路沟，伸手去抓我头发上的假发，抓了几下没有抓下来，嘴里说着：“八路，妇救会的干活？”最后不死心，又去拉了两下，这下被拉了下来，鬼子就把我抓到崔家庄。
经过东漳村时，叔伯哥哥刘雨辰正在村边，一下看到了我，他挺身而出，要跟着去做保人。我因腿伤未好，装着走不动，好拖延时间。后边鬼子用鞭子抽打着催我快点走，我对鬼子说：“我长了大疮，走不了。”
鬼子很着急，只好给了一匹马，让我骑着，刘雨辰在前面牵着马。我们到了崔家庄，鬼子把我扔到馒头房的院子里，分开审问了一遍：“为什么跑出来？你是妇救会的干活？”我回答说：“不是！我在天津上学，我弟弟要结婚了，我刚从天津回来，是跟着大家跑出来的，不是妇救会的，我就是东漳村人。”
不一会，我母亲也来了，还有村中“六里会”扛着红缨枪，穿着红兜兜也赶来了，分别审问一遍，鬼子没有抓着把柄，就将我扔在院子里，出去了。
太阳已经偏西，静悄悄的。过了一会，听到到外边汽车声、集合号声、哨子声响成一片。因天快黑，怕八路军和游击队袭击他们。这时我想：“可能是鬼子集合要走了，他们若不进来带我走，这回就算又闯过去了。”
“吱呀”一声，门忽然开了，原来是我刘雨辰哥哥，他说：“鬼子都走了，快回家吧。”就这样，我又闯过了这一关。大家在回家的路上都说我命真大！
1942年5月，我调七旅宣教科任宣传干事、国文教员。
1942年“9.12”大扫荡之后，冀南军区领导下来传达了“咬紧牙关渡过今冬明春就是胜利”的指示。晚上部队从杨兴行军到达雅会。
第二天正要吃早饭时，枣强的鬼子包围了我们住的村庄，枪声四起，我和六旅旅长易良品的爱人王月庭还有韩志新等穿着便衣向南跑和几个鬼子遭遇了，敌人以为是跑出来的老百姓没注意我们几个人，去追打部队去了。
我们胜利地突围出来。中午老百姓传说日本鬼子捉了我们一个大官，谁也猜不到是谁。晚上到达集合点后才知道是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刘来瑛的丈夫）同志被俘了。
1943年，冀南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大部分村庄麦收无几，秋季严重歉收。人们以树皮、树叶、草根、野菜充饥，甚至捕食蝗虫，各级干部带头渡荒。
我正值临产，经过党在据点中敌伪的关系，来到据点旁，冀县北内漳村，住在一个没有院墙的小院里的北房内，生了第一胎，刚生孩子不久日本鬼子就出来扫荡，进了村，邻居将我住房的大门反锁起来。
我在屋里听到鬼子在外边又喊又叫，跑来跑去咕噜着不知说些什么，忽听几声震耳的大炮声，就在我住的门前打的，过了一阵炮不打了，鬼子走了。邻居开门进来说：“鬼子没有进来，好险哪！”
我生了孩子18天时，我爱人托通讯员小虎来看我，从带来的照片中，我突然发现了丈夫头上缠着的白绷带，问他时，小虎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我感到丈夫一定是负了伤。
我毅然决定带着未满月的女儿去看丈夫。我们化了装，坐在一辆牛车上，经过敌人的碉堡，鬼子放下吊桥让我们过去，车夫飞也似地一溜烟赶着牛车跑过，敌人没发现我们，晚上才到了垂阳县的清杨塞同我丈夫董启强会合。
▲1939年，董启强、刘光在晋冀鲁豫河北南宫
1944年8月，董启强去延安学习。同年11月，六分区领导决定我和王宗端一起去延安学习。
我们骑着小毛驴经过交通站，一站转一站，一天五六十余里，12月到达太行军区，军区领导和同志们劝我们不要走了，冰雪封路，又带着小孩，等明春化冻再走。
我们只好停下来。1945年3月，我们又继续向延安出发，在高高的山上，窄窄的羊肠小路上走啊走啊走……从早走到黑，一天又一天，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
4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们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远远的望着窑洞中无数的灯火，像天上的繁星闪烁，美丽极了。这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延安，身上的疲劳顿消。
从这之后，我又投入到一个崭新的生活中……离开前线转入大后方，开展大生产运动，纺线种菜。
1945年6月，我去中央党校六部学习。8月，日本投降。
1945年11月底，中央决定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分批到前方，我们是最后一批，好几百人浩浩荡荡出发了。一部分同志去东北前线。
我找到胡耀邦同志批了一匹马，和丈夫董启强带上大女儿在寒冬之际出发了，国民党封住了去路，只好到达张家口待命，在这里住了几个月又生了三女儿，满月后返回冀南军区政治部，我去团结报社任编辑。
我为了争取跟部队过长江，将已怀孕四个月的胎儿坠了下来，因出血过多，未能过江，只好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后方工作。
1948年8月，我同白芝芳（钟汉华之妻）跟陈锡联司令员南下，我去芜湖军大三分校一总队找到了我的丈夫董启强，后又从芜湖经孝感到达常德，集结休整，准备向西南进军。
校领导向大家传达了刘邓进军大西南的决定，发布了解放大西南的命令和作战部署，要求第二野战军各兵团轻装前进，风雨无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昼夜兼程，遇敌全歼，力求尽早解放大西南。
经过学习讨论，统一认识，同志们纷纷写决心书，表示要克服千难万险，不怕牺牲，向大西南进军。
一路上设了宣传站，张贴标语，出版进军报，每天行程六七十里，经过无盐区、苗区、黄泛区，再加上阴雨四十余天，每到宿营地，首先就要烘烤被褥，生活极为艰苦。
我那时已经怀孕，什么也吃不下，每天只能吃几个小橘子充饥。但是我咬紧牙关，从不掉队。
后来组织照顾我跟领导坐车走，路过乌江时，汽车开上摆渡，我下车去江边洗脸，只看到后边一辆吉普车开上摆渡时失灵，将前面停的五六辆小汽车冲到江中去了，兵团政委谢富治的警卫员就是这次和汽车一同掉进江去牺牲的。
1949年12月21日，我们胜利到达重庆南温泉。
1950年初，军大三分校一纵队改编为川东步校，我任宣传科副科长兼《学习与改造》小报编辑室主任。
▲刘光
1951年5月，整编为第六步兵学校。由于学校的学员不同于从前了，有些是起义军官、工农干部等，小报的名字就改为《步校生活》，仍由我主管，年终被评为工作模范，戴了大红花。
▲董启强给刘光戴大红花
1952年，该校整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我任编辑室主任宣传处副处长，同年立了三等功。
生了三个孩子后，我打报告要求节育，结果组织上不批。这时我已是六个孩子的妈妈，早出晚归，虽住在一起，很难见到他们。晚上回来，孩子们睡了，早上上班，孩子们还未醒。
1954年秋，该校又合并到长沙第一政治学校，我任宣传处副处长。
1955年3月，我到北京，根据中央的精神，8月我和全军的大批女同志一样从部队转业。我被分配到《北京日报》社任人事科长兼《北京日报》党的生活组长。
报道后，还未正式上班，路遇铁道部的刘建章同志，被劝到了铁道部，任铁道部铁道报社党的生活组长。1957年反右斗争，铁道报社长、副社长、办公室主任等被打成右派，报社被撤消。
1958年，我参加“十年大庆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筹建工作，我任铁道馆副馆长，领导一百多名工人和一百多名讲解员，以及部分工程师。日夜苦战，迎接国内外十几万人参观，宣传我国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科技成果，取得了好评。
那时我已是七个孩子的妈妈，为了工作几乎无暇照顾孩子们。
十年大庆展览结束后，我调任铁道部技术馆副馆长。1962年，精简机构，技术馆撤销。
1964年8月，我任铁道部工业总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处长。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受到了战争中所没有经过的特殊考验和锻炼。
我丈夫董启强当时是七机部的二院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反复批斗达百余次，还被压到上海科技界去批斗。七机部的“915”“916”两派的派性斗争在全国是著名的。
我丈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被隔离审查，身体多次生病，我给他送药、送饭、送衣、送被，“造反派”说我没有划清界限，把我抓去批斗、“坐飞机”、写检查，反复抄家几十次。
但是，我没有被困难压倒，挺了过来，并且将我的五个孩子送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又送他们去参军，在“火红的熔炉”中锻炼成长。现在他们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我深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技术不行。我有7个孩子，其中3个女儿先后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一个工程师；一个主治医生；儿子和三女儿都获得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后学位。
儿子15岁就参军，在英雄连队中磨练，后又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国、出差，我没有因为只有这一个儿子而将他留在身边。
1982年，离休，行政12级，局级待遇。我任处级干部四十年，几十年来，没有为此而闹过情绪，一直埋头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
现在回首往事，感到对祖国、人民、对儿女的爱是无私的，是无愧的，是伟大的。
1994年4月写，刘光。
后记
开国少将董启强、八路军老战士刘光夫妇之女董进进：1998年8月，母亲刘光因大叶性肺炎，肺积水太多不能呼吸，引发心衰去世。翻开干部简历，里面记载着母亲在：1950年被西南军区川东分校军大第一总队评为二等工作模范；1951年被人民解放军第六步兵学校评为二等模范；1953年被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评为二等功臣。
▲1948年张家口合影
刘光（1922-1998），1938年2月8日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进了母亲的家乡，母亲1938年3月16岁就主动参加了革命，并于同年入党。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军政大学学员、县妇救会党团书记、宣传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团结报社编辑，冀南军区政工科教育干事等职。建国后，曾任二野三兵团军大三分校校刊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宣传处宣传处副处长等职。
1955年从北京政治学院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过北京展览馆铁道部馆馆长、铁道部中央技术馆副馆长兼北京展览馆支部书记、铁道部工厂总局人教处副处长、处长。
作者：八路军老战士刘光
供稿：开国少将董启强、八路军老战士刘光夫妇之女董进进
编辑：张喜斌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