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阶段，也是不同书体形成、稳定的阶段。隶书在汉代发展成熟，草书也在汉代孕育发展。第一部以小篆为字头、追溯汉字构形本义的字典《说文解字》也是在东汉成书的。越来越多的出土资料向我们展现了汉代实际使用的书体面貌和用字习惯，也使我们对汉代文字的研究更加细化。
汉代书体：篆、隶、草相互影响
汉代文字资料中最为大宗、贯穿各个时期、最富于发展变化的书体就是隶书。隶书的名与实在历史上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一般认为隶书产生自秦，在汉代达到巅峰，且有一些经典汉碑如熹平石经、乙瑛碑、礼器碑等作为汉隶的代表形体，于是后来人们将这种解散篆体、笔画波磔、形态略扁的字体称为汉隶。发展至魏晋，隶的形态发生变化，形态由扁至方，笔画波磔减少，产生出为后世楷模的“楷书”，在当时也被称为“隶”。从目前出土的汉代实物看，汉代的“隶”至少包含三种形态：一是与秦隶相似的早期隶书，他们很可能就来自秦代人的书写，或是去古未远，保留了较多的古文字结构理据和篆书的形态特征。二是如经典汉碑中呈现的笔画波磔、形态略扁的成熟隶书。三是不属于以上两类的。
汉代隶书：分段分类 多样纷呈
我们认为，汉代隶书从时间上看，可分为早期汉隶和成熟汉隶。早期汉隶如西汉早期的墓葬凤凰山、马王堆、银雀山、张家山、虎溪山、老官山等汉墓发现的简帛文字。就形态上看，马王堆帛书还存在不同书体的抄本，如以《五十二病方》为代表的篆隶、以《老子》甲本等为代表的古隶、以《老子》乙本、《周易》等篇为代表的结体更方直，篆意衰减，整体略扁的汉隶。这说明隶变在西汉早期已经基本完成。早期汉隶还有草化的趋势。裘锡圭先生提出，汉代也是草书形成的阶段，草书应该就是从秦隶发展而来。因此，早期汉隶还可以有规范和草率之分。通常来说，书籍类字体规范，实用性文书如遣册则相对草率，主要表现为一些笔画和部件的连笔，并未形成系统的草化。
从目前发现的武帝中晚期以后的简牍中可以看出，隶书已经趋于成熟。如武威《仪礼》简、长沙五一广场发现的东汉简牍中的字体已经与汉碑中呈现出的“八分”形态非常相似。成熟汉隶也并非固定不变，在一些书写水平较低的文字作品中，如画像石、墓葬砖、骨签等，也有许多讹俗字出现。不同汉碑的规范度也是有差异的，碑阴的规范度会低于碑阳。因此，成熟汉隶也有规范和讹俗之别。而规范与草率、讹俗也并非泾渭分明。有的字笔画简单，规范与草率写法无别，有的在整体风格规范的篇章（或整字）中也会存在个别草率的单字（或部件）。
早期隶书发展至成熟隶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有很多过渡性的异体写法，有的可以判断出是某个字的异体，有的则较难判断。如“敝”“幣”在早期汉隶和成熟汉隶中都见，用法多同，后者是在前字的基础上又叠加了巾旁，汉隶中有一些介于二者之间的写法，难以判断究竟是哪个字的异体写法。再如《说文解字》中，“制”“製”皆训为｛裁｝，汉隶用法相同，汉隶形旁从衣与从巾，
不同时空下的汉字孰为正字孰为异体，往往需要人为规范，汉字能够传承至今也是不断规范正字的过程。
正字与异体：交互演进推动规范传承
文字的使用需要一定的人数基础，在一个范围内约定俗成才能进行传播使用，当文字被两个以上的人书写使用时，或多或少存在个体的改造与修正。使用的人数变多，差异性也会变大，无论是学习还是使用，难度都会增大，因此就需要再一次约定，也就是规范用字。
目前，甲骨文尚未看出有正字的观念，但是不同的书手有一定的书写习惯是显而易见的。甲骨文研究从最初的分期研究，到分组、分类研究，每类字形精细到书手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西周时期周王室与各诸侯国之间的铜器铭文，早期文字差异性很小，到了春秋战国各个诸侯国国力增强，文字变体明显，用字差异也渐多，甚至产生了各自独特的风格。正是基于这样的状态，战国文字分域研究才得以展开，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系别文字的特点去判断抄本来源。如冯胜君先生也曾提出，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上博简《缁衣》是带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
正字与异体字是相对的概念，正字是表示某个词（音义结合体）的标准字。关于异体字不同学者对其下过不同的定义。整理异体字在古文献整理和现代汉语规范领域目的不同。文字异形是客观存在的用字现象，在古代文献中异体现象随时间推移而层累，不同时期针对前代用字，确定其当时的形音义以及与后世字词的关系，是探明古籍含义的关键。在汉字规范中，尽量减少表示同一个词的不同用字，可以减少用字的纷乱，减轻学习者学习、使用的负担。
正字在历史中并非一成不变，当字词关系有了改变，正字异体的关系也会发生调整。一个汉字可以记录多个词，不同的义项下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异体字。想要探明汉代的用字，需要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通过调研汉代实物文字材料，总结实际的用字频率。我们可以通过统计表示某个词的字形在汉代的使用频率，判断哪个更有普遍性。如“犍为”是汉代所置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宜宾市，属益州。《史记》《汉书》等典籍皆作“犍”，而四川发现的汉代碑刻中皆作“楗”。“楗”可能才是当时的正字。
二是利用文献互证，总结异同。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对比，不同地域、不同题材、不同书写载体出土文献的对比。传世文献可以使我们掌握当时的语言习惯、相关制度、不同的用语、用词，以此来考释出土文献中不能确切释读的字。出土文献还可能反证出传世汉代典籍在传抄中产生的疑义、错误，解决释读问题。如传世《老子》有“稽式”一词，不同版本有异文作“楷式”，马王堆帛书作“稽式”，而北大汉简作“楷式”，其实北大简所谓“楷”是介于“楷”和“稽”之间的字形，该字左侧从木，右侧上部从大，下部从旨，大概是“稽”讹变至“楷”的过渡写法。无论是出土还是传世文献，各自保存下来的文体、文本不一定能做到一一对应，仍会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利用字典，明确文字的形音义。
三是将汉代字形与《说文解字》进行对照。《说文解字》产生于汉代，后世正字字书如《干禄字书》以及历代编纂的字书，多会将《说文解字》收字的形音义作为正字依据。《说文解字》虽然致力于解释文字构形和造字本义，但也会兼顾汉代实际用字。
我们将《说文解字》与汉代实际的用字进行对比，发现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大部分《说文解字》重文与字头是异体与正字关系，有些是汉代以来的后起本字，反映出字词关系的转移传递。其二，《说文解字》包含了一些重出字头，排除一些版本误植的情况，也有一些反映出汉代词义的分化与集中。其三，《说文解字》中有一些同源字，分列字头，本应是重文，大概是造字本义亦相关，而难于分辨正俗。在《说文解字》看来，正字并不唯一。其四，《说文解字》“一曰”的一字多义现象，往往能反映出汉代一个字有两个或以上的义项，而不同义项之间，存在不同的异体字。
汉代隶书虽然异体字数量庞大，正字的实际用字量和字词的基本含义远低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并非反映一时一地的用字，多样的汉代隶书可以让我们了解特定时代的用字现象、字词关系，以当时材料解决古籍疑义，科学释读汉代出土文献，传承汉字，守护中华文明之光。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代隶书用字研究”负责人、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