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幸存者回忆录：前线一日游，一枪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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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阿希姆·福尔利希（Joachim Feurich）1923年生于开姆尼茨，1942年3月从学校毕业后被征召入国防军，成了驻茨维考第185掷弹兵团的一名新兵，完成基础训练后，他又作为后备军官接受了进阶训练，后来调入第94步兵师，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
10月23日，我终于抵达了顿河畔的季希尔火车站，这也是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终点站，再往前的那段铁路已经毁掉了，我头回看到弹坑就是在这儿，还盯着弹坑琢磨了好一会儿。到这里就要小心了，老兵说，老毛子动不动就用远程火炮往这里打。我想象不出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因为我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们拿着行李走到了第94步兵师的训练营地，这个师的师徽是梅森瓷器上常见的萨克森剑图案。在把新兵补充到部队之前，还要在这里接着训练一阵子。虽然我们这些后备军官还都是大头兵，但在这里干的却是教官的活儿，马上就开始发号施令了。俄罗斯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没过多久就得了痢疾，顶着严寒在厕所里窜稀，都快住在厕所了。所谓的厕所就是个露天粪坑，上面架着一条原木，很难在上面坐得住，真是苦不堪言。在煤炭和药物的帮助下，我算是战胜了严寒和窜稀，逐渐有了起色。
国防军第94步兵师师徽，有单双剑两个版本。该师是1939年9月在萨克森州成立的部队，也是最早攻入斯大林格勒市区的部队之一。战役之后，该师在法国重建，1944年在意大利卡西诺战役期间遭到重创，剩余人员被第305步兵师接收。8月时以来自“石勒苏益格”影子师等部队的单位为基干再次重建，其后在意大利北部继续作战，1945年4月在蒂罗尔向美军投降。
1942年6月8日，第94步兵师下属第1通讯排的小伙子们搭乘火车，从高加索赶到斯大林格勒前线。
与我之前所想的不同，德军那时候没有完全控制斯大林格勒，每天都还在打仗，大批死人。该上前线了，我们这些后备军官需要在那里学会该学的东西，然后视表现决定是否晋升。一帮后备军官背着装具和步枪，兴致勃勃地来到卡拉奇，那里有一列运送弹药的火车正在等候——工兵已经修复了从卡拉奇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但只能单线通行。隆隆的炮声从地平线传来，我们此时离真实的斯大林格勒还有一段距离。在敞车里安顿下来之后，我打量着车厢里那些装在板条箱里的巨型炮弹，上面有块牌子，写着“未经元首允许不得动用！”这些就是步兵所谓的“步行斯图卡（注：28cm高爆火箭弹）”，这东西爆炸时候产生的弹片很少，但可以制造出一片负压区域，让附近所有活物的肺都爆掉。据说斯大林说过，如果我们胆敢把这玩意搬上战场，他就放毒气，所以还是先留着吧。
28cm重型高爆火箭弹可以直接配发给步兵单位使用，这种武器最早是作为毒气沾染和洗消工具设计出来的，射程非常短，只有1.9公里，战斗部装有50公斤高爆炸药，威力惊人。它的包装框架有木制和钢制两种，同时也是发射架，在没有发射架底座的情况下，直接用包装框架上的支腿支撑起来也可以发射。
坐在弹药列车赶往前线的感觉非常别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大家甚至还在车里抽烟，仰头看十一月的混沌天空。这时候传来了一阵嗡嗡声，然后出现了一架飞机，一听这动静就知道不是我们的。火车开始加速，越开越快，就像接到了命令一样，大家一下子全都跳下火车，纷纷往野地里扎进去。
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伙伴还在车上没动，后来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还待在车上干嘛？那飞机是顺着铁路飞，直冲着火车过来的。那是所谓的“缝纫机”，发出的声音“突突突”的，很好辨认。它已经有点年头了，接近目标之前，飞行员会把发动机关掉，滑翔飞行，上头没有炸弹挂架，得靠飞行员从座舱往外丢炸弹，在炸弹落地之前重启引擎，然后一溜烟跑掉。火车目标是如此巨大，上面还全是炮弹，还敢待在上面，不是玩命是什么？火车还在不管不顾地往前冲，没时间让我们反应过来，正当我以为炸弹要落到头顶的时候，飞机却只是从头顶掠过，什么都没往下扔，可能是没有炸弹了，然后用机枪冲着那些跳车的人胡乱扫了一通。
那家伙直接无视了火车，一枪都没有往火车上打，在与死神打了个照面之后，我们又保住了小命。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的第94步兵师官兵正在用餐。
天快黑的时候，火车开到了古木拉克，离斯大林格勒还有一站，但德军还没完全控制那里，仍在激战，所以不能再往前开了。我俩把那些伙伴们丢在车上的行李拿下来，放在火车站站房里，等着他们步行赶过来。这帮家伙直到半夜才找到地方，一个个都快要累死了，不过好在都没有受伤，我俩满脸同情地看着他们。
第二天中午得到命令开拔，先往北边走一点，然后再向东。这里已经能清楚地听到炮声，众人鸦雀无声，各有所思。人们排成一路纵队，走过战壕、田野、冲沟和弹坑，直到奥尔洛夫卡那里的一条冲沟，往里不远就是第267步兵团的团部，也就是我要去工作的地方。
这天是11月19日，北界防线上寂静得诡异，等我找到我的连长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什么都看不清，还是不知道斯大林格勒是什么样子。德军是从西边打过来的，然后在伏尔加河左边建立北界防线，市区还在河对面往南的地方。我们的阵地在一条与伏尔加河呈对角走向的冲沟里，修在反斜面上，200米开外就是苏军阵地，也修在冲沟里的反斜面上。
斯大林格勒德军北界防线上第94步兵师的防区，大约在莱诺克与拖拉机厂之间，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这一天，苏军发动进攻，冲破了一个罗马尼亚师和一个意大利师的防线交界处，然后先向西，再向南继续进攻。斯大林格勒已经变成了口袋，整个集团军被包在里面，我们就是他们的囊中之物，当然那时候我还认识不到，都是后知后觉。
我只记得我的连长是个少尉，姓名想不起来，可能叫赫尔施（Hirsch），那时候他手下还剩10个人，所以他很高兴我能来。他坐在猫耳洞里，简单地给我介绍了一下情况——从昨天开始就没啥动静，连个放枪的都没有，这不正常。天刚亮，他就让我带着两个人，去阵地前面拉铁丝网。
我和我的两个战友都戴着钢盔，背着铁丝网线、木桩和锤子，小心翼翼地爬出战壕。在我摘下头顶的软帽，然后戴上钢盔的时候，一种英雄情结油然而生，占据了内心。在确定安全之后，我们站起来，开始往冻土里砸木桩子。我来告诉他们桩子往哪儿立，然后其中一个扶住木桩，另外一个挥舞锤子往下砸。正当我们沾沾自喜，以为对面毫无察觉的时候，我的腿上就中了一枪，一下子栽倒在地。当时没有听到枪声，只觉得右腿仿佛被鞭子重重地抽了一下。我的两个战友如同兔子般蹿回战壕，可我还躺在无人区的空地上，好在这里的地势还有点低洼。这时候，密集的枪声响了起来，我的腿已经不能动了，这就意味着我没法往回爬，很是难受。战友小声叫我，我回答说我腿受伤了，然后他们扔给我一根绳子，让我拉住绳子，他们把我往回拽。
德军带刺铁丝网线材实物，表面镀锌，每卷长100米。
枪声还在持续，我恐惧万分，生怕被再次击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回到战壕，被抬到了连长的猫耳洞里。他们割开我的裤子，在右边大腿外侧发现了一个大血口子，里面还有碎屑和弹片。
——“你可以回家了。”我的战友们不无嫉妒地说，这就是所谓的“返程票”。
我的战场生涯刚刚开始就画上了句号，没有余地来让我逞英雄。我甚至没有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当中出上力，我就是个傻逼，在苏联狙击手面前指手画脚，就好像个当官的，明晃晃地戳在那里，他不先打我，还能先打谁？好在毛子步枪准头不佳，子弹打到了腿上。
11月20日是我的幸运日，那个和我跳舞的姑娘，咖啡馆服务员安娜丽瑟（Anneliese）也是这天过生日，她满18岁了。如今我想起来，那一天还真是走运了，但那时候完全不这么觉得，只有经历多了才会懂。
天黑之后，两个医务兵抬着担架过来，把我装上担架，抬到了最近的一个前出后勤点。他们弯着腰在战壕中穿行，担架太长不好转弯，他们只能把我连同担架举过头顶。于是，我就形同腚朝天趴在地面漂移一般，每有枪声传来，我就以为那是冲着我来的，万幸，一路上没有人再挨枪子儿。
半道上对面发动了炮击，要等一等再往前走，医务兵是在战壕里，可我还在外面。终于到了集中伤员后送的地方，我被和其他伤员一起抬上了马车，马车上铺着干草，用一匹草原小马牵引。车老板是个毛子，他赶着马小步快跑，把伤员送到了急救总站。一群伤员在这里乱七八糟地躺着，我也躺在那里，巴望着谁能赶快给我打个破伤风针。我在这儿还碰见了我的老乡瑟尔里希（Seurig），他也是和我一起在茨维考培训的后备军官，右胳膊用绷带吊在脖子上。他说他的伤不重，很快就可以归队了。
草原马非常抗折腾，哪怕给它吃草鞋都行……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瑟尔里希，他后来在东线战场上失踪了。
又过了一会儿，我被塞进救护车，车往西边开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司机嘟哝了一句“老毛子”，然后掉头往回狂奔。我们和苏军撞了个正着，得亏天太黑，他们没能看见救护车，又走了狗屎运。
救护车最终开到了古木拉克，那里的火车站站房已经改成了手术室，我在那里处理了伤口。处理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没上麻药——大夫用绷带剪剪开了伤口上新长的肉丝儿，然后把碎屑和弹片取出。我一开始还能看着大夫操作，后来就疼得昏过去了。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的腿已经上好了夹板，人们正在把我往一列临时伤员列车上抬。车厢以前应该是用来运牛的，里面装了三层木板床，床上放着填满了稻草的床垫。车里已经有了20几位伤员，我被放到上铺上面，离顶篷太近，一坐起来就会撞脑袋。每节车厢都有一名医务兵，他坐在椅子上，面前摆了张桌子，位置靠近车厢滑动门。这时候的我还穿着制服上衣和衬衫，左腿穿着一只长袜子，身上盖着一张用来保温的羊毛毯子，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保暖手段了。
苏军已经封闭了包围圈，火车开不出去了，只能用飞机把伤员空运出去，只有一些伤得“恰到好处”的人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
从现在起，我有大把的时间来胡思乱想，只有每天吃饭的时候，还有每隔五天换纱布的时候才会停一会儿。入夜之后，“缝纫机”的声音不绝于耳，由远及近，关掉引擎，然后传来一声爆炸，有时候近些，有时候远些，扔完炸弹飞机就又跑了。食物越来越少，很快就缩水到了每天一碗有点零星猪肉的肉汤，外加一片冻面包的程度，令人愈发灰心丧气。香烟配给也没了，可我还必须得抽烟，于是我从一个医务兵那里用指甲刀换了三支烟，也就够抽一小会儿的。
第6集团军后勤主管卡尔·宾德尔（Karl Binder，图左）在1942年圣诞节时的留影，他设法保住了许多军需仓库，但对整个集团军缺弹少粮的境况还是杯水车薪。
又到了去站房换绷带的时间，这次是一个年轻医生负责操作。他发现我说话有萨克森口音，还知道了我是开姆尼茨人，于是他答应把我列入下一批转运的名单里去。只有伤势严重，即使痊愈也不再适合继续服役的人才有资格转运。大夫是我的开姆尼茨老乡，他希望我能给他老婆带个话，让她知道自家男人身在何方。医生说我腿上的伤是达姆弹造成的，像这一类子弹，在接触骨头之类的硬物之后会像榴弹一样爆开，炸出一个巨大的创口，然而子弹却正好打在我的小折刀上爆炸了，这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搞不好就要人腿分离。大夫们还在我的伤口里找到了一截瓶塞钻（注：多用途小折刀上面的功能部件），我把它揣在裤子口袋里当做纪念，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搞丢了。
12月5日是我出发的日子，车厢里的病友都非常羡慕我，我又被用担架送上救护车，与其他几个伤员一起运到跑道那里。
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一名德军医务兵。
“祝你好运，朋友，回家愉快！”他们在分别的时候这样祝福我，“回家”二字之后隐藏着无限辛酸。半路上，救护车在雪地上打了滑，侧翻了，车里的人滚来滚去，半天都没能再出来声，过了好久才发现车门已经被摔开了，其实是能出去的。另一辆救护车开上来，我们又被送上车，继续赶路，只有真的到达跑道那里，“回家”二字才能成为现实。然而我却又被送回了古木拉克，还得继续躺在车厢里的那个上铺上面，我的世界就此崩塌，我失望地裹着我那臭气熏天的毯子，在里面大喊大叫，没希望了，我哪儿都去不成了。
在绝望之中，我这辈子头一次向上天祈祷。要是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们又会如何对待我们？无非是饿死、冻死或是被枪毙这三种结局。第二天，我托人给站房里的大夫捎个信，但没有任何回应。所以我只能再等五天，等到换绷带的时候，再和那医生问问能不能重新把我列入名单，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终于我又见到了我的医生老乡，他答应了我的请求。
一等就又是两个礼拜，我总是问照顾我的医务兵，问那医生在不在，这几次换绷带都没再碰到他，可能都凑巧碰到他在休息。我越来越绝望，处境实在是太差了，整个人都非常憔悴，沮丧，皮肤上结了痂，生了疮，很久都没办法洗澡，右腿紧紧绑在金属夹板上，满身都是虱子，悲惨结局似乎不可避免。伤口位置的敷料是皱纹纸，没有药物，大夫和护理员们也不会去说什么鼓励的话，最糟糕的是虱子已经在绷带之下安了家，成了群，爬来爬去，隔着绷带也没办法抓。伤口那里还化了脓，生出了白色的蛆。
12月19日，救护车终于来了，把我运到古木拉克以西的皮托姆尼克机场，一路上风雪交加，冷得要命，要是呆在外面，肯定会被冻死。到地方之后，我又被抬进路边的一顶帐篷，里面的伤员一个挨着一个，拥挤得好像沙丁鱼罐头，有的躺在草垫子上，有的直接躺在地上。我坐起身，借着帐篷暖炉闪烁的火光，看见外面已经排起了8排长队，一直排到上飞机的地方。只有降落的飞机足够多，我才有可能在今天被运出去。我把毯子丢在了车厢里，一个医务兵把我装进了大纸袋，那纸袋看起来很像水泥口袋，多少可以御寒。我没有听到飞机降落的声音，但有飞机在起飞，引擎轰鸣声非常吵闹。
20日晚上，有17架运送弹药和食品的飞机抵达包围圈内，返程时会拉上伤员。我前面的队伍一点一点变短，终于轮到我了。就在几小时之前，一枚炮弹袭来，把帐篷撕成了碎片，原先在炮弹落点那里的伤员已经被抬上飞机，我也被装上担架换了个地方，所以没有人被炮弹炸死。
飞行员站在机门那里，看见我被抬上来的时候，他做了个“没地方了”的手势，但随后他又指向机舱里仅剩的空位，于是我就成了最后一名登机的乘客。刚一上飞机，引擎就轰鸣起来，加速从皮托姆尼克的跑道上起飞。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架亨克尔111，和容克52同样可靠。我搭乘的是今晚倒数第二架起飞的飞机，机舱里比地面上还要冷得多，这是因为我要躺在冷冰冰的金属底板上面。
挂载空投补给箱的亨克尔111轰炸机。
飞机突然被苏军防空火力击中，它晃了一下，还在继续飞行，引擎低声轰鸣，听不出有什么异常。我一直在用右手拇指按着左手拇指，这是个祈求幸运的手势，之后好几年，我都一直会这么做。
飞出包围圈后，飞机在塔津斯卡亚降落，伤员被送到火车站站房里，那里又温暖又明亮，地上已经铺好了垫子，一人一个。我们这些斯大林格勒的伤兵一到，就收到了所谓的“元首包裹”，也就是一小包香烟、巧克力、饼干和糖果，当时真的是喜出望外。除此之外，还有食品和饮料供应，还给需要换绷带的人换了绷带。我感到万分疲惫，沉沉睡去。等到睡醒之后，我得知第15架和17架飞机被苏军击落了，如果我没能挤进第16架飞机，那我也完蛋了。我的脚已被冻伤，但还远没有严重到需要切除的地步。
苏军坦克部队已经逼近塔津斯卡亚，伤员和医护人员需要立即疏散到别处。医生和医务兵们都显得非常不安，命令传来的时候一片忙乱，这次的行动代号难道就是“仓促”吗？一列货运列车停在铁轨上，准备把所有人一股脑带走。我坐在车厢角落，光秃秃的地板上躺满伤员。火车赶在苏军攻来之前出发了，在一次中途停车的时候，车门被拉开，一下又涌进了好多轻伤员，他们挤在我们中间，这下彻底没地方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轻伤员呢？那是因为苏军就要来了，附近的野战医院也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清空。他们上车之后，火车再次开动。这回倒是不缺吃的，车厢里光线很暗，随着时间流逝，我已经分不清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耳边只有车轮碾过铁轨接缝的声音，还有伤员们由于车厢震动感到不舒服，发出的嘟哝声。圣诞夜就这么过去了，我不好说气氛究竟如何，但的确有人唱起了圣诞歌，在一片车轮声、门板摩擦声、咒骂声、哀号声和祈祷声当中显得格格不入。我的伤口已经不怎么疼了，但依旧被胡思乱想折磨着。我能逃出去吗？我还能回家吗？等待这些可怜人的是什么？这些想法在脑海里汇成了无边无际的沮丧。那圣诞歌者的歌声最终让大家都平静下来，有些人还开始和他一起合唱。
火车第二天早上停在斯大林诺，伤员又被救护车送到城里的军医院。在圣诞节的大清早，军医院业务依旧繁忙。我被带到浴室，拆掉了绷带，好好洗了个热水澡，但受伤的腿还是不敢沾水，只能悬在浴缸外面。俄国护理员为我洗去了身上的污秽，涂上了气味难闻的灭虱药，帮我穿好睡衣，然后领我到病床那里，为我盖好被子，这时候我的体重可能还不到100斤，护理员都能抱得动我。到了这会儿，我才真正觉得安全了，洁白的床单，舒服的枕头和被子让我感激不尽，命运终于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伤愈之后，福尔利希被派到意大利战场，晋升少尉，1945年4月时被美军俘虏。战争结束之后，他成了一名生意人，1992年11月在米夏埃尔施塔特（Michelstadt）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