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胡适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多变。他们的交集始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
1918 年 10 月，经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推荐，毛泽东担任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在北大工作期间，毛泽东常去旁听胡适的课。独特的思维见解以及杨昌济的引荐，让两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当时的毛泽东，如众多热血青年一样，曾试图通过出国留学探寻救国之路。而胡适的一番话改变了他的想法。胡适对毛泽东说：“要救国，未必要去国外留学，国外的经验未必适合中国，留在国内深入研究，更能找准中国的问题。”这番话让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胡适极为推崇，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在《西行漫记》中，毛泽东曾表示：“青年时代，我非常崇拜陈独秀和胡适，他们取代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了我学习的楷模。”
后来，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对于毛泽东在其中发表的文章，胡适给予了肯定，他在与文化友人交流时提到：“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的相关评论是重要的文字，这些文字对于湖南新文化运动非常重要，让我们对湖南充满乐观。”
然而，随着局势的变化，两人的关系逐渐发生了转变。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因政见不同，他们渐渐走向陌路。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胡适主张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时，胡适主张共产党成为第二党，只参与政事。
1948 年是胡适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平津战役爆发后，对于北大搬迁一事，胡适极力反对，他坚持认为北大之所以为北大，正因它在北京。1948 年 12 月 15 日，胡适被蒋介石派来的飞机接走。1949 年 4 月 27 日，在蒋介石指示下，胡适抵达美国。蒋介石本想借胡适的影响力展开民间外交，但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这一计划落空。
在美国的日子里，胡适过得并不如意。一位美国记者采访他时问道：“胡适先生，听说你和毛泽东先生早年就相识了，请问你如何评价毛先生？”胡适沉思片刻后回答：“政治上我不谈，学术上，我认为，以毛泽东当年的水平，是根本考不上北大的。”当毛主席得知此事，并未动怒，只是微笑着说：“我们要理解胡适嘛，毕竟他现在是在美国嘛，他不想和我党有什么牵连。”
1958 年，又有这样一幕。历史学者何炳棣和胡适讨论起毛主席写的《沁园春》。胡适一脸不认同地说：“以毛主席的文学素养，恐怕还不配上他北大文学班。”何炳棣则表示：“不管是从意境、修辞、气魄等方向来看，毛主席的文章都写的非常出彩。”两人争执之下，胡适最后承认，毛主席是一个有力的散文作家。
在美国的 9 年，胡适的生活充满艰辛。他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年薪仅有 5200 美元，难以维持夫妇二人一年的开销。他甚至要靠兼职演讲、讲学和朋友的帮助维持生计，生活拮据。身体不好的他，饱受心脏病折磨，连保险公司都拒绝承保。此外，住房拥挤、妻子不会英语等问题，都让他的生活雪上加霜，学术研究也不尽如人意。
最终，胡适接受蒋介石邀请，于 1958 年 4 月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为台湾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不少岛内学者称，胡适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台湾科学发展的基础。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胡适离开大陆后，新中国对胡适思想进行了大力批判。胡适亲美反对我党，在美期间发表了不少不利于我党的言论，甚至反对新中国重新回到联合国。
1962 年 2 月，胡适在出席一场“中央研究院”酒会后，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
回顾胡适的一生，他在历史上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在政治上，他抨击我党，这无疑是错误的。但在文化方面，他倡导白话文，对推动我国教育普及有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