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海五百年》[美]斯图尔特·B. 施瓦茨 著，左晓园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部环加勒比海的地区史，讲述了从哥伦布航海发现到2000年遭遇卡特里娜飓风大约500年间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全书以飓风为切入点，关注风暴与政治事件、宗教信仰、福利和慈善救济组织等之间的相互作用。
本书关注的重点并非飓风本身，而是飓风如何塑造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大加勒比海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又如何影响了风暴造成的后果。本书揭示了对慈善机构、社区和政府职能的态度转变如何改变国家和民众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也揭示了政治和思想变革如何塑造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看法：人类逐渐认识到，人类对于环境本应负有一定责任，而自然现象正是构成环境的一部分。
>>内文选读：
飓风中的大萧条、国家与爱（节选）
1929年股市崩盘和全球经济危机对整个大加勒比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鲁希略只是大加勒比地区政权崛起的一个例子，其中有一些是威权政权，但几乎所有政权都采用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言论。但是，古巴的巴蒂斯塔、危地马拉的乌维科、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更别说巴西的瓦加斯和墨西哥的卡德纳斯，都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他们的政策话语往往以政府与人民团结一致来表达。美国通常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政策或言论，但愿意接受这些政权维护自身利益、维持地区稳定。此外，美国本身正处于政治转型中，这种转型导致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实施"新政"。
与此同时，自然灾害继续重创该地区，20世纪30年代初期尤其严重。1932年和1933年都发生了多次5级飓风，这种情况从1920年至今仅发生了6次。事实上，1930-1935年是加勒比和北大西洋飓风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之一，也许是过去500年来最活跃的时期。风暴加剧与1932年太平洋的厄尔尼诺现象联系在一起，也是美国西南部"尘暴区"大旱的主要原因。这个时期充满了挑战和政治变革，有趣的是，政府普遍倾向于在直接应对灾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关注个体困难痛苦，可以将个人痛苦转化为集体应对措施。
灾难有时触目惊心。1932年10月下旬，一场飓风穿过小安的列斯群岛，然后沿东北方向蜿蜒前行，到达开曼群岛时风暴达4级。11月9日，仅仅几个小时内，飓风从南圣克鲁斯到纽维塔斯横穿古巴东部的卡马圭省。卡马圭省是1900年后经历了蔗糖业扩张的地区之一；在森林砍伐时期，南圣克鲁斯曾一度是运输木料木材的主要港口。1912-1923年间，南圣克鲁斯与太子港和卡马圭之间修建了铁路，美国和英国公司享受特许权。这场飓风突然改变路线，向东北方向移动，几乎没有时间发出警报。海水淹没圣克鲁斯海岸旁的街道，许多人逃到铁路沿线的火车里避难。狂风掀起20多英尺高的海浪，基本上摧毁了这个小镇。所有建筑物都被毁，2870人确认死亡，但死亡和失踪人数估计超过了4000人。损失估计达4000万美元。这是古巴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部分死亡归咎于美国铁路公司，它要求交纳500美元的押金，否则拒绝派机车疏散市民。哈瓦那《世界报》负责报道此次风暴的记者圣地亚哥·冈萨雷斯·帕拉西奥斯写道："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的沉痛、荒凉，如此多死亡和悲伤。"哈瓦那国家气象观测台馆长何塞·卡洛斯·迈尔斯·米利亚斯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古巴气象学家之一，他写下一篇出色的飓风报道，文章超越了此类报告常见的物理和科学描述：
1932年11月9日星期三上午，一个古巴小镇消失了。这座小镇高贵、勤劳，在我们祖国历史早期的动荡岁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后来知道如何保持美德，使任何战斗都丝毫无法削弱小镇的崇高传统。这座小镇便是南圣克鲁斯。
小镇异地重建，墓园中立起一座11月9日遇难者纪念碑。人们仍每年纪念这一事件。这场悲剧深深地烙在了民族记忆中，写进诗歌和短篇故事中，幸存下来的人们是这场灾难的见证者。民族主义者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用南圣克鲁斯的毁灭批判资本主义的失败，甚至批判资本主义造成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遇难者纪念碑的意义超越了纪念共同的悲伤。但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政治用途外，南圣克鲁斯纪念碑与3年前特鲁希略修建的圣泽农飓风纪念碑和3年后佛罗里达群岛风暴纪念碑一样，也反映了对受灾者的日益关注，无论上帝意欲何为、无论何种自然灾害，在这样的危险中政府都可以有所作为。
古巴忙于灾后事宜的同时，波多黎各也在拼命应对飓风的反复袭击。1928年的圣费利佩风暴发生后，波多黎各接连遭遇了1931年稍弱的圣尼古拉斯飓风和1932年的圣西普里安大风暴。1931年圣尼古拉斯飓风绕过波多黎各北部海岸，仅造成两人死亡，但在农村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1932年9月的圣西普里安飓风虽不如1928年的圣费利佩风暴强烈，但造成250多人死亡，50万人无家可归，带来巨大破坏，损失估计超3000万美元。接连3场风暴提供了一个机会：审视美国政府和当地岛屿政府如何应对风暴带来的挑战。圣费利佩风暴发生在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另两场风暴发生在危机爆发后不久。政府的反应、非政府机构的调解以及岛上居民和那些关心岛屿福祉的人的期望，促成表达各方意图和期望的对话，这场对话关系到岛上最底层居民、政治精英和联邦政府代表；联邦政府此时正处在围绕"福利国家"和罗斯福总统1933年后将采取的措施的激烈辩论中。
从中可以看出，灾难发生后对责任的看法和期望的转变产生了矛盾。以前强调慈善机构、社区和地方机构的作用，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期望国家或帝国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在为福利国家的思想和道德辩护时，美国的历史编纂相当关注救灾效果。然而，虽然政府机构在应对灾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提高了公众对政府救灾责任的期望，有时甚至是在不属于政府传统职能的生活领域，但是联邦政府在波多黎各的重大作用和行动并不是对话的中心议题。
正如我们所见，19世纪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筹集救灾资金通常依靠临时设立的慈善委员会，或是依靠在当地或西班牙进行慈善拍卖和认购。应对措施的不足，最终导致了对西班牙政府效率低下的批评。美西战争后，美军占领波多黎各。不久后的1899年8月发生圣西里亚科飓风，波多黎各受损严重，大量救灾行动影响了波多黎各人对美国政府直接参与的期望。华盛顿的政策顾问认为圣西里亚科风暴是一个机会，可以向波多黎各人展示加入现代"进步"国家的益处，因此开展了大量私人和公共救济工作。这些工作虽强化了种植园主阶级在岛上的政治经济主导地位，但由于高效的救济工作，各阶层对政府参与的期望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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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斯图尔特·B. 施瓦茨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