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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林:有志于寻访驼运远去的往事的学者

作者/孙树恒

一次相识,却成为了知己。真正与代林老师接触,是在一次会议上,后来代林老师约我,要送我几本书。

那天是五月的一个艳阳天,按照约好的时间,代林老师已经等在家门口。

代林老师是回族,是内蒙古文史专家、著名学者,他对清代呼市大商号大盛魁及驼运有一定研究,他和马静把在1959年和 1960 年的座谈、访谈等原始资料主编成册,在时隔 51 年的 2011 年才印刷成书,《大盛魁闻见录》的史实价值之高可见一斑。他对回族驼运很有研究,对驼道的收藏下了不少功夫。近几年又读书治学,是“一个真正的书香男人”。

他把出版的三本书送给我,一本是他编辑的《回族驼运》和两本书话集《书韵飘香》和《醉在书香》。他原计划要出版“书香三部曲”的,“让书香再飘一会儿!”由于三年疫情影响,始终心里静不下来。阳光映照在书上面,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好看,散发着墨香。

正如代林老师在书的扉页上的题字,"书中有味,书外有心"。闻香识人,代林老师是一个有独到见解,文化底蕴深厚的学者。在讲到回族驼运时,我是一个驼工的后代,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结。他说:“挖掘、抢救、整理史料从足下始,整理史料不夸大、不夸耀、不夸张,按口述者叙述的样貌,实事求是、客观原样整理,这是我们的工作态度。资料整理者要坚持素听的身份,即不带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去倾听口述人的讲述。寻找记忆,留住记忆,我们的工作简单却艰难。我们每天都在出发,每天都行走在征集史料的路上!”

代林老师动情地说,作为一介书生,无论何时,我们不敢忘记自己的责任,不敢忘却文化前辈的教导,以郁达夫的“怀谦卑之心,任艰难之事。”

他讲着驼道的往事,娓娓道来,如风拂过,他遍访老驼工,通过口述方式记载下来的,是从历史的尘埃里抢救出来的,那么生动,有细节,有动作,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

在代林老师讲述的过程中,在我眼前频繁出现在画面里的是那些驼工、骆驼,仿佛在戈壁荒漠草原行走,那些驼工的身影……我突然意识到,这些自然、苍凉的事物,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是代林老师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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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林老师对于寻访驼运远去的往事,与父亲和爷爷都是驼夫有一定的关系,与那么些老驼夫访谈,就像与父亲和爷爷的心灵对话,有着极其相似的感受,好像探望一位位旧邻老友。

他的父亲代廷祥,生于1934年6月,卒于2000年6月。小名二元,爷爷奶奶都叫他“二元子”。呼和浩特市回族的不少家庭的孩子称父亲为大大,我们亦然。父亲爱助人,喜做事,不善表达。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初年进过扫盲班,粗识文字。他很早就开始四处打工,帮衬父母,照顾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即开始在驼运业学徒。50年代,他已经有了自己的3峰骆驼。他通常都走单帮,独来独往于归绥与四子王旗和达尔罕茂明安旗(别名达茂旗)等地。昔日归绥的回回跑单帮的也有些人,这可能又是一种现象,一种介于驼队与普通驼工之间的经济现象或者是所谓个案。他们已不满足给别人拉骆驼,跟有规模的驼队搭帮(回族驼行叫朋房子)又不够资格,说得直白就是“高不成,低不就”。这可能是“跑单帮”的一个原因吧。父亲有时也和回族马二宽(俗称二片儿)等人搭伴,往来于这几个地方。父亲主要做“蒙古买卖”,即从归绥贩上蒙古人急需的物品,卖给目的地和沿途的蒙古人,有时也到临近的农村做买卖。他也以物易物,换来的东西,回归绥卖出去。父亲是一个非常精明又执著的人,为了生意上的交流沟通,他慢慢学会了说蒙古话。呼和浩特市回族驼工尤其是领房子的(回族驼队的领房子的有回族,也有汉族、蒙古族、满族)和随队先生会说蒙古语的人不少,像回族领房子的曹万富、尹福、傅长宝、刘瑞、马文明(俗称三存宝)、王有恒、王鹤等,像驼工王友盛、马二宽等更都是说蒙古话很流利的。这可能又是这里值得深入探究的一个商业文化现象,也是内蒙古研究民族团结的一个新话题。

代林老师此时不自觉陷入沉思,也泛起莫名的忧伤。很多本以为已经遗忘的事物,那些沉淀在深处的记忆,再次被打捞出来,汩汩涌现。让他仿佛重回父亲的怀抱,心境纯粹,接通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对他来说,驼工的父亲更接近驼道的真实,这让代林老师的天性和父亲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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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敏感、喜研究历史的代林老师,当如旁观者般平静讲述那些父亲的过往,驼夫的故事,以口述和记录这种形式,恐怕早已“融化”在他的文字中。时间与生命,明明是相当宏阔、有纵深感的命题,代林老师不止一次地说,当过驼工的父亲曾有过数次遇险经历。每每都能从“虎口脱险”。当如旁观者般平静讲述那些有惊无险的过往,对此他既感到些许意外,又似乎尽在情理之中,仿佛父亲总在心中默念,如果活下来,更要加倍好好生活,爱身边的人……,每每与死神擦肩,都是一次重生,更提醒了对生命与日常的珍视,因而更看重了一些东西,也更看轻了一些东西潜移默化地渗透进生命。代林老师每当感到迷茫,失去了方向,父亲的形象便如同一束光,照亮前路,给予他释放内心与挑战的勇气。

他的父亲是1955年6月结婚后,依然往来于驼道上。

父亲白手起家,最后有了自己的3峰骆驼,可见他的奋斗成果的不易!每次拉骆驼回家,骆驼就拴在自家院子。这期间,父亲就筹划着下一个去的地方,着手筹备购买下一次销售的货物。为了让骆驼吃好不掉膘,他白天要雇人到附近有草的地方放骆驼。放骆驼一般雇自己的姑夫苗三,据说老人放骆驼有责任心,并且了解这种牲畜的习性。父亲后期走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四子王旗的乌兰花镇和大黑河乡包力板申村、东八号乡白音敖包村……原因是这一带有回族聚居,吃喝相对方便,自己少受点罪,减少饮食时的动手劳作。

父亲拉骆驼从家出发,一直向北奔武川,然后进入四子王旗或达茂旗。回来时原路返回,如果回来骆驼驮的东西不多,他总从武川买些莜面,自家留点,给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家分点。

父亲既是驼工又是掌柜,大小事自己料理,事无巨细,不惮繁琐,乐此不疲。敢于在驼道上跑单帮的人,一般都是骆驼运输行业的全面手。自己说了算,自己的事自己干。他们熟知骆驼习性,精通商业买卖,还会打理自己的吃穿,最主要的是这些人比一般人有胆量、有一定的冒险精神。他们要有足够的能力和本事,战胜自然环境,战胜外来的侵扰,有土匪的剪径掠物、盗贼的钻空下手等。当然,1949年后,土匪被打击和镇压得越来越少。生活方面还有自己生病、骆驼有疾,都要有应对措施才能解决。那些成形的驼队,勉强说生活有一定规律,跑单帮的人生活无序,饥一顿饱一顿,常常在疲惫的状况下,日急慌忙填饱肚子,过着极简的生活。说极简不是现代人言说的那种追求境界的生活,而是无奈的极简。父亲当年拉骆驼做买卖,走草地(即在草原上做生意)一趟需一个月到两个月,如到附近的农村做生意,往来也需半个月二十天。驼工是一个非常辛苦劳累的职业,他们有走不完的寂寞坎坷路,越不过的孤单无奈,每每又在荒野经受磨难和考验。跑单帮的拉骆驼人,为了安全,一般是日出而行,日落而息,生活十分单调简单。这样的生活习惯,就是在我家生活已比较好的情况下,仍然留下记忆,偶见他下碗面撒点盐就吃了,常人感觉不可思议。他的骆驼上也带着自己吃的炒米、炒面,骆驼吃的豆类及煮食用的铜制大小汆壶、锅、水壶,还有喝水缸子和装满肉酱的酱篓子等。小汆壶是驼道上父亲热水用的,大汆壶一般是骆驼有病或给骆驼预防性灌药用的。我至今保存着父亲用过的大小汆壶、铜锅和爷爷用过的骨质钩针。1993年呼和浩特市博物馆举办蒙古、回、满三个民族民俗陈列展,我经得父母同意,将铜鳖子(据内蒙古民间文化研究专家铁木尔布和先生讲:阿拉善的蒙古人叫其“宝日布”,汉人叫其“鳖子”。)捐给市博物馆。铜鳖子是我家一直装食油用的,我们捐赠后,市博物馆让一个小名叫二子的工作人员,在自来水管下洗了两天,才见其“真面目”,这是题外话。因为我长期保存着父亲和爷爷留下的这几件驼道上的用具,所以诱发我继续有计划收藏相关的器物,这包含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结。

1958年我父亲将骆驼交给政府,归到驼运社,政府将他安排到呼和浩特市糖业烟酒公司合作商店当售货员。这是他驼工生涯的彻底结束,也是正式参加工作的开始。

从父亲的短途驼道就有那么多风险,那么去乌里雅苏台、大库伦、科布多、恰克图那么远的地方风险可想而知了。每每看到父亲留下的那些驼道用具,就想起父亲的那段历经煎熬、苦痛、担忧又倍感生命脆弱的日子,想寻访驼运的愿望越来越清晰,甚至是在促使着他前行。一直在不断尝试与累积,能够寻访到自己感到满意的史料。尤其是意识到,那些老驼工一个个逝去,他担心人去史佚,历史留下永远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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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驼运的历史上,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不仅会影响驼工对待生活的态度,还可以用坚韧的性格去塑造自己的灵魂。人的一生由成千上万细微的相遇,但却只有少数人捕捉到并将它们创造和升华为动人心魄的故事。

代林老师说,因为父亲会说蒙古话,对蒙古人的生活和习俗了解得多,观察得细致,他进的货物都是蒙古老乡所需,生意做得要比一般人好。逐渐地他交了一些蒙古族朋友,有时从草地回来,也有蒙古朋友委托他进所需之货。父亲走草地回来时总要带回几个蒙古朋友,他们骑马来归绥,第一站是我们家,母亲会尽自己的能力款待他们。母亲做饭,父亲与蒙古族朋友盘坐在炕上,自由交流。吃好饭、喝好茶,父亲要带他们采购东西,有吃的穿的,也有放牧挤奶用的。晚上,父亲这几位蒙古朋友要住在我家,母亲安顿好客人只好回娘家小住几日。好在姥爷家住前新城道的白家巷子,与我们代家住的营坊道不过走十来分钟。

在他懂事记事时,父亲亦发自肺腑,慨乎言之:蒙古族是一个非常好的民族,厚道,好打交道,作为买卖人,要跟他们讲信誉,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这里也有个别人,不守根本,欺骗人家,被人家发现后就再没有买卖啦!这是他怀人纪事后的总结,对后人应有所启示。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父亲是合作商店设在大南街一个卖菜点的负责人。我和哥哥轮流给他送午饭。一天,正赶上我去送饭,见父亲和一位买菜的蒙古人用蒙古语交流。这时听父亲用蒙古语说话,我感觉他的表达已谈不上流畅了。那位蒙古族顾客买好菜走了,父亲回头看见我,像是跟我说,也像是自语:“三十多年没用了,快忘啦!”

在驼道上,是各民族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彼此生命的一部分,尽管人人都有各自面对的方式,但他们不会孤立地存在。代林老师与蒙古族朋友,那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团结的典范,深深地化进了他们的生活,不用刻意为之却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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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驼工的后代,代林老师头脑中总浮现父亲以及驼工们的身影,很多亲人都属于这一阵营。并非期待发现新的见解,只希望回忆当初他们是怎样创造了社会财富,怎样塑造了自己的灵魂。

父亲也曾讲到他的二舅苗润(1910—1979年,其子苗德雨、苗德宽、苗德发先后担任过呼和浩特市清真小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他说,在归绥回回跑单帮的人中,你二舅巴(指苗润)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养驼人,有8峰骆驼,长年往来于归绥和四子王旗附近。他在乌兰花很有名声,买卖作的挺不错,并在乌兰花购置一个7间正房的小院,为自己拉骆驼到了该地生活方便。老人“叶给尼”(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诚信、确信,多指对教门的虔诚)好,拉骆驼每到一地,坚持拜功,关心教门发展,他与在乌兰花附近当教长的马翰林(1911—1994年)、王魁真(1912—1995年)两位“阿林”成为至交,是“拿手的多斯梯”。后来他逐渐去乌兰花少了,把房子借给回族朋友马占海居住,马占海之后又开了旅店。解放后,该旅店被当地饮食公司接管,1983年前后,经苗氏兄弟姊妹商定,将7间房屋无偿捐给乌兰花清真寺。清真寺与饮食公司交涉后,收回房屋,由清真寺处置。父亲把他的二舅视为人生榜样,赞赏有加。

对于代林老师来说,此前还不熟悉驼道,只知道拉骆驼很辛苦,但是越来越多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人加入到驼工行列,正在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改变和影响着更多的人。他很欣赏通过努力享有成果的人,并且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坚持着。只要坚持做就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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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林老师觉得以自己的家族为对象寻访驼运的记忆,因为那是自己熟悉的生活、还有铺展在眼前的现实世界。

代林老师说父亲和子女的交流不多,几句话了事。不过对拉骆驼的那些人和事,他还是讲的比较多,多半是在我的不断追问和缠磨下讲起:“我拉骆驼走得比较近,你巴巴(即爷爷)走过新疆……”

代林的爷爷代六(1892—1981年),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老人。原籍陕西府谷。清光绪十四年前后,我的曾祖背井离乡,逃难来到绥远。曾祖挑着担子,前后两个箩筐,一边放着爷爷,一边放着姑奶奶(爷爷的妹妹)。代家第一个落脚点是归化城东北部大青山中的苏勒图村,后移居归化城。爷爷其实叫代六十二,因他出生时他的爷爷62岁。人们为了方便称呼他代六,慢慢他也习惯了这样的称呼。爷爷非常倔强,其膂力超人。他给归化城的几家大驼队当过驼工。在出发或休歇时,要从骆驼身上卸驮子或上驮子(也称搭驮子),别人都是“一把子人”完成,我爷爷是一人完成。他驮子整理得标准利落,卸驮子、上驮子速度快,是这个行当的佼佼者。2002年4月代林挖掘整理驼运史料,在清真大寺对回族老人王世仁采访时,他还回忆起代林爷爷:“你巴巴信仰深得很嘞!回族在驼路上恰遇斋月一般就不把斋了,只有你巴巴坚持封斋。有时其他驼工看他劳累了,劝他几句‘六叔休息吧,别封斋了。’他总是决绝地回答‘干好你的事,别管我。’你巴巴是一个一流水平的驼工,劲大!代家的人可能都力气大,后来你巴巴的侄子代德海也特别有劲。”

一年,代林爷爷跟随的驼队在新疆境内遇见“缠头土匪”(归绥的驼工对维吾尔、哈萨克土匪的称呼),眼看土匪开始抢劫了。他爷爷刚给奶奶买了一个金戒指戴在手上,他看土匪专抢细软,就摘下戒指含在嘴里,迅速向西跪下,紧闭双眼,捧起双手作都阿宜。土匪头子看见这里有位穆斯林,他们骑马绕爷爷身边转了几圈,确认是真穆斯林,就扬长而去。此后,回到归绥,爷爷决心不再从事驼工这个有危险的行当,坚持每天五时拜功,每年封两个月的斋,一直到他归真。关于穆斯林一年要封两个月的斋,我曾当面请教过几位阿林,他们的回答都不令我满意。爷爷晚年时,代林也就这个问题问过老人家,但他一笑了之,从未给予正面回答。我猜想可能是那次遇土匪时,他对真主有过承诺,这是他后三十余年如一日用实际行动兑现承诺,一诺千金。信士以守道,独善其身。再者,那些归绥的大帮驼队出发时,都在当地雇保商团的人护送到召河。因为到了召河基本进入人烟稀少的地带,相对安全了。但再前进时,如果遇到人数较多的情况,要么遇到了其他商队,要么就是遇到土匪了。土匪抢劫驼队,一般都有10人以上。他们身上有枪(大部分是火枪,个别也有步枪)。大帮驼队中也有少数人有防身的枪。一般情况下,双方是不会使用枪的。土匪常常在马身上带着一根红柳棍三尺来长、大拇指粗细。他们先用红柳棍没头没脑抽打驼工,等到把驼工打的四处逃窜,然后实施抢掠。如遇驼队顽强或持枪反抗,劫匪就要用枪对付驼队的人了。至于土匪一上来就用枪围攻驼队的情形,归绥的回族驼队也曾遇见过,这当属特例。爷爷结束驼工生涯后,挑担子卖过荞面,推独轮木车卖过蔬菜。我记事后,他就每天一心一意履行宗教功课。和常人不太一样的是,爷爷白天一般不躺着睡觉,常常是坐在炕上靠着墙睡觉,他靠的西墙上慢慢有了一个上半身磨蹭下的轮廓。我想这也许和过去拉骆驼养成的习惯有关。我还看见他年逾八秩仍能用钩针给自己钩织驼毛袜子和驼毛背心,显然是老人家拉骆驼多年,一直对骆驼怀有感情,念念不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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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林老师把驼运往事变成了自己的主要寻访对象,《回族驼运》出版后的影响广泛,那些自己辛苦寻访口述的资料令人称道。

他讲述着这个阶段里正在经历的生活,读书札记,应该坚持的驼运和驼道收藏等等。

与代林老师聊天,让我领略到,驼道那里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遗迹。这里的确是一个文化厚重的地方,驼工都是后代的榜样。尽管每个人踏上驼运的契机不尽相同,每个人都有心中的故事,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这里将永远是一种骆驼的精神底色。

现在,代林老师除了保持每天必要的散步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写读书札记,尽早完成“书香三部曲”,不时在脑海中起伏,让我一直写下去。

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读书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对待人生、对待世界的态度,还有无法抱怨亦无所希冀的,比如回族驼运这个话题,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挖掘、抢救、整理史料,共同深刻感受到回族驼运与中华民族的紧密联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良好的和谐的社会舆论氛围,提供强劲的精神动力和有力的价值支撑,贡献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和行之有效的治世之道。

代林老师用梁任公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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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