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愚弄总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如同一座压抑很久的火山，一旦喷发其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他们上当了，一种被遗弃，被欺骗和被愚弄的复杂情感攫住人们的心。一场万人抬尸大游行，成为整个大行动的导火索，引爆点。他们要返城。他们要求党中央了解真相，云南高原组成了第一支赴北京请愿团。
1978年11月，由于知青徐玲先难产，母子俩的不幸死亡，一群愤怒的知青捣毁了农场7分场医生成果木的家，幸好当时成医生正坐在场部写检查，免遭伤害。此后几天，一直有人企图对成果木进行暗中袭击。场部还得到报告，有知青正在策划非法绑架肇事者成果木医生。
在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关注的热点中心。许多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化了淡淡的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瞳孔痛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像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沙或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在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15日，大批边远连队的知青闻讯纷纷涌向医院，人们无不为女知青徐玲先的悲惨命运所震撼。无论从前认识或不认识，也无论他们从前来自哪个城市，说的是什么地方的方言，只要你是知青就不会无动于衷。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压抑的怒火与不满。
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猝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蔓延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停，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16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农场。冲突一触即发。
这时候，农场场部领导研究决定：
第一，医生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做深刻检查。
第二，尸体必须马上处理。
第三，要对聚众闹事的首要分子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领导者的决策无疑大大激化了矛盾冲突。
对于被迫滞留在云南边疆的几十万农场知青来说，公元1978年无疑是个充满复杂因素和动荡不宁的年代：光明与黑暗交织，希望与绝望并存。该返城的悄然遁去，不该返城的原地坚持，中国的历史筛选了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也就是那些父母没有后门和权力的普通人家的子女来坚持上山下乡的伟大胜利。
空洞的口号已经破碎，10年的现实教会人们不再相信谎言，当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好像膨胀的液体被压缩在瓶子时，久而久之，愤怒的泡沫终将冲决堤坝喷涌而出。也许不只是泡沫，还有更多躁动不安的自由电荷，它们密布在潮湿的边疆大地上和空气里，一遇高强气流的挤压和撞击，就会发出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
知青中长期压抑的怨愤和不满，终于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
17日下午1时，当坐立不安的农场领导正在苦苦商讨如何打破与知青对峙的僵局时，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所有知青正在撤离医院，去向不明。
一小时之后，报告再次传到场部：抬着尸体的知青队伍已经越过一、二、四分场，正在转向江边的七、八、九分场。大批知青纷纷加入游行队伍。
此后几小时，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许多互相矛盾的消息纷纷而至，闹得场部人心惶惶。后来，直到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已经踏上通往景洪的公路，并且迫近空无一人的澜沧江大桥时，焦头烂额的农场领导终于判明——原来他们要把尸体抬到景洪府区闹事。
顿时，情况十万火急！
当时的知青中，有的并不知道究竟要到哪里去，更不知道去干什么，但他们都觉得这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责任，一种义务。 只要队伍里有人拿眼睛望一望你，只要你是知青，你就决不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从橄榄坝农场到西双版纳州府景洪有40多公里山路，沿江而上，中途还将经过景洪农场和水利兵团驻地。于是，知青游行的队伍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壮大，到傍晚时，知青队伍已经逶迤几里地，总人数接近10000多人。
就在抬尸游行的队伍，迈着视死如归的步伐前进时，云南知青闹事的事情，被紧急上报到了云南省委，省委领导当即指示：要耐心地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切不可激化矛盾。
很快，云南知青抬尸游行的消息就在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中央的一位领导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国各地密切关注知青动态，严防出现连锁反应。
然而，这位中央领导却没有料到，云南境内的各个农场，已经因为此事动荡起来了！
18日上午9时许，数以万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景洪城里。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地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词，或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或天府之国的曾经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力。
游行的队伍好像一眼望不到头的河水，在南国11月的晦暗的天空下艰难地流动。景洪交通堵塞，车辆停驶，行人纷纷驻足。
一位当年亲眼目睹游行杨面的傣族老人，退休养路工岩孔回忆说：“知青进城了有好几万人，比河里的星星还多。他们没有闹事，也没跟当地人发生冲突，而是坐在州委大门口， 一连坐了好几天……那个死人我看见了，还有孩子，真惨啊……”
另一位已退休的老教师说：“我是同情知青的。那些孩子们真可怜，千里迢迢来到边疆， 一干就是10年，可结果呢？却没人关心他们的死活……”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也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各大农场就都面临着知青失控的严重形势。
知青们都行动起来了，他们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誓要抗争到底。其实，知青长时间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报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知青已经开始酝酿大罢工，选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随着在州委门口静坐的知青越来越多，相关领导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在各种压力的逼迫下，终于亲自出面与知青达成了三点共识：
第一，严惩因醉酒导致徐玲先母子丧命的赤脚医生成果木，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知青的医疗条件，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恶性事件；
第三，同意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并召开追悼会。
最终，来自上海的女知青徐玲先被破例安葬在当地驻军的烈士陵园内，成为当地农场唯一一个享受这种荣誉规格的老百姓；她的丈夫也因祸得福，不到一周就被同意返回上海；而赤脚医生也被判刑劳改。
这是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但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 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几十万云南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