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6月30日,明天就是7月份了,一眨眼,2024年就这样过去了一半时间。
而对于深圳的打工人来说,从7月份开始,深圳社保最低缴费标准将会进行今年的第二次上调,届时将向广州看齐,到时候社保缴费最低标准上涨到52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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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数字在去年还仅仅是2360元,如果按从2360涨到5284来算,这意味着缴纳基数一年内直接上涨了223%。
加油呀,顶着回南天和大蟑螂在广东缴费的打工人。
而就在前段时间人社局宣布今年的养老金上涨3%,养老金实现了20连涨,果然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狗头)。(见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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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难怪会有网友出来调侃,除了工资不涨,什么都在涨。
前两天看到一个段子,说的是“早班地铁上,坐满了神采奕奕去旅游的老人,死气沉沉去上班的年轻人,以及生不如死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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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话有点负能量,但是着实戳痛了很多打工人的心。
同时也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除了不同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之外,代际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
今年五月份的到时候,麦肯锡(一家国际知名分析公司)发布了《2024中国消费趋势调研》,意外在网上刷屏。
特别是其中一个消费信心分层报告,就充分体现了代际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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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片看上去有点复杂的,我简单地为大家来解释一下。
首先这个报告按照城市(一二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年龄、收入水平,把中国现在不同消费能力的人主要分为了五类人群(G1-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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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信心最强的有两类人
G1:一线城市老年人(58 - 65 周岁)
第一类人也就是58-65岁的城市黄金一代,多由企业中高管或企业主构成,家庭可支配收入高。
他们一生中有三个时代风口:
改革开放、加入WTO和房地产腾飞。
这三个时代风口哪怕前两个风口没有赶上,但凡是在一线城市早点买一套房子,目前也基本实现了财富自由,积累了打工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
加上这代人普遍退休更早(又是一个时代的红利),有钱也有闲,所以消费信心最强也并不让人意外。
G2:三线城市中老年人(42-65周岁)
这个群体其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是细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今年过年期间,就流行过一阵关于“小县城叙事”的视频,很多去一二线打拼,卷得不行的年轻人,过年回家时都开始感叹老家的生活很优越,说得其实就是这一批人。
这些人多半是中小型的家族企业主,或者县城编制退休,资产和收入虽然比不上一线的富老头,但是相对来说支出也更少。
而且县城人情往来的关系网更密,社会资源更加集中,整体生活便利和消费体验感并不会比一线城市差太多。
用大城市打工人口述老家叔叔婶婶的优越感来说:
我叔,早上九点上班,下午四点就收工。清早去公园打打乒乓球羽毛球,晚上去会所泡泡脚蒸桑拿。县里的馆子已经吃腻了,就找朋友开车去乡下,尝尝农家乐的新鲜野味,日子过得不要太滋润。
我婶,退休在家,生活自由自在。一大早就带狗出去溜达,下午就往会所跑,做做SPA、美美容、刮刮脸。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惬意,什么人生压力,跟她沾不上边。
但是有个问题我们也要注意到,上述这两类人群的年龄普遍偏高,虽然消费能力强,但是消费偏好更为保守,说人话就是有钱没地方花。
消费信心最强的有两类人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两类最没有信心的消费群体。
G4:一二线千禧一代(26 - 41 周岁)
这个群体就像上面的段子一样,要拆分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死不如的中年人”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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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生死不如的中年人”
这批中年人中,许多35至40岁的千禧一代,出身农村,靠知识改变了命运,在大城市受教育,最终留在城市工作安家。
先说房子。
如果是在2015年之前抓住最后一波机会的,之后没有继续加杠杆的中年人,现在也基本不会太差,但是这类人占比不太多。
而更多的人,要么没来得及抓住机会,要么在市场最高点时上车,随后几年只能“目睹高楼起,又见楼价落”,背负沉重债务,手头几乎没有流动资金。
其次是就业市场,在经过中美大博弈时期叠加口罩三年,各行业竞争激烈,内卷严重。
对于中年人来说,35岁的中年职场危机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更不敢随意消费。
除此之外,这个年龄段的人还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压力:贷款的房,生病的妈,全职的老婆生了三个娃。
与年轻人相比,中年人在命运面前似乎更容易屈服,稍不留神,人生已过大半,面对未来,他们往往缺乏重新做出选择或进行改变的勇气和机遇。
生不如死,虽然夸张,却也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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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死气沉沉的年轻人”
对90后、95后这拨人来说,他们毕业那会儿,正赶上上一波经济增长的末班车,紧接着就撞上了所谓的“百年大变局”和一波债务紧缩。
他们目睹了上一波人抓住了财富的尾巴,可轮到自己上场,却发现自己仿佛走进了一片地雷阵,心态上难免不平衡。
加上现在越发内卷的就业环境,年轻人想找份工作真的不容易。
有个扎心的段子说的是“三千块的农民工不好找,但是三千块的大学生随处都是”。
社保涨、退休金涨,唯独年轻人的工资不咋涨,同时还得时刻提防突然失业或公司倒闭跑路的危险。
许多年轻人努力向前冲刺,却发现跑道似乎在不断向后退去,无论如何努力都触不到终点线,这种无法抗拒的无力感,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其实年轻人不是怕吃苦,年轻人怕的是吃的苦与收入不成正比。
可以吃苦,但要给面包。可以走在黑暗里,但前面要有光。
所以专家们也别怪现在的年轻躺平了,是现实太过扎心。
这两类人其实可以说是现在社会做蛋糕的主要中坚力量。
最有消费意愿的也是这些人,但是只有消费意愿,却没有消费能力。
一个社会中坚群体不敢消费,总归是哪里出了问题。
G5:农村中老年(42 - 65 周岁)
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估计也心知肚明了,简单说几句,点到为止吧。
一是就业天花板低。
在城乡二元体系之下,前面说的时代的红利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
他是被奉献的一代,我们国家整个工业化几乎都是建立在工农剪刀差上,农业税到06年才取消。
他们那一代人也有年轻时出来闯荡的,但是受限于文化和技术水平,大多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赚取一些微薄的辛苦钱。
他们有的在工厂流水线上忙活,有的在工地上挥汗,还有的拿着扫帚扫大街。
可这几年,他们不少人也开始往回走,一方面随着年纪增大,像很多工地和工厂过了50岁或者55岁就不再招人了。
另一方面,大城市里的一些工厂也撑不下去了,关门大吉,想找份工都不容易。
再一个是福利待遇也低。
据国家统计年鉴,2022年1.65亿参加新农合的老人,开始领退休金了,月均也就205元。
而这点钱,说实话在今天能买几斤米几斤肉?
“双低”之下,自然是既没有消费能力也没消费欲望。
分析完之后,再回头看前面这个段子,不难发现问题出在了哪里。
城市里的老年人掌握了较多的财富资源,并享受着时代红利和较多的补贴,但他们的消费欲望并不强。
与此同时,中年人和年轻人虽然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却因为沉重的债务和有限的收入而不敢轻易消费。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支出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只有敢消费,才能带动起内循环。
但现在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却是:最需要钱的人拿不到钱,不需要钱的人口袋里塞满了钱,并且钱还总是往他们的口袋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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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破解?
说几个我个人的建议:
一是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要提高工资性收入。
二是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养老金提低控高,高的不要超过当地工作的平均水平;
三是减轻中青年群体的生活压力,考虑降低现有房贷的负担,并增强农村地区的福利保障。
四是发展服务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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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就先写到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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