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疫情时代，学界争论最多的就是民营，这种争论不完全是学术性的争论，而是一个弥漫着滚滚硝烟的战场。
这一定是本世纪最奇特的事。
在一个经济下行的周期中，中国最需要的是资本，是投资，是增加就业岗位，是对民间资本也包括外资的渴望；但是，近十年，却悄然掀起了一场对民营经济的灵魂拷问。
试问天下，有哪个国家会如此有底气，要把投资人与主要纳税人按在地板上反复摩擦？这是不是疯了？
更令人沉思的，政策的态度是明确的，在近两年已经给予民营经济新的定位，民营经济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是科技创新或者说试错机制的“基础”，也可以“发展壮大”了；可歧视甚至敌视民营的言论一天也没消停，在继续发酵，甚至升级到了经典理论的终极审判：赤裸裸的剥削、血淋淋的压迫、万恶的资本家……等等这些火爆的词语，这真的是在描述中国吗？是民营经济的真实场景吗？难道这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世纪评价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可以对美国科技创新都能自豪到做清场式的遥遥领先，却没有能力对网上极端的民营经济离场论，也做一个清场式的治理？这种问题要深入下去，逻辑的必然是：平衡。
什么是平衡？
对中国的民营而言，意味着既要、又要、还要。
中国经济的主导方向也很明确，从未动摇，是理直气壮地发展国企，保持公有经济在总体经济的权重，这是体制的要求。
现在已经做到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企通过投资和扩大财政赤字的模式，以年均１５％的增速扩张资产，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ＧＤＰ、税收、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和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所有核心指标中的遥遥领先；目前国企的总资产已经是民企的两倍，这个“既要”的动作已经完美地实现了。
与之相关的却又是另一番景致，投资效能递弱。
ＧＤＰ增速从２０１０的１０．３％，一路下行到２０２２的３％，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结束了，进入到一个清华李稻葵所表述的漫长的收缩期，马光远说是非常漫长的资产荒，姚洋说是超级房地产周期。
与之相关的另又一个景致，则是企业全体进入了利润表与负债表的衰退，负债率在飞快地增加；在房地产行业表现的尤其淋漓尽致，年内房地产量价齐跌，呈现为破位之势；土地出让金开始腰斩，全国各地方财政吃紧，要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资的力度已经支持不了经济的蓝天，需要向全社会借线，用以扛住日益增长的债务；而为了阻击房地产的衰退，需要天量的资金砸进去，跌幅超过３０％的新楼盘，政府将果断收购；对地产开发商资金无法回流，濒临破产的窘况，政策不分左右，无问东西，不管你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要支持。
这意味着债务将飞快地叠加，一个更深层的冲突将如期而至，这就是我们每年创造的利润，甚至税收，需要做一个评估，随着题意的推移，是否能还能平滑掉每年在快速增加的债务利息？现在，国企所创造的利润已经不够支付财政所产生的利息。
在这样的局面下，正所谓时势强于人。
于是，就有了“又要”的逻辑。
民营现在不能离场，５６７８９的社会贡献率国企在四十年内置换不了，特别是６０％税收、８５％的就业，这两大民生要素，一旦大幅回落，非同小可，这是国企担不了的事。国企虽然在快速扩张，但始终解决不了效率的问题，到了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与改革开放前一样，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这就是效率竞争。所以，相信政策对民营经济的支持，的确是“毫不含糊”的，这种定位是真实的。
但是，民营并没有因政策语言的温暖，重现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无畏与豪迈。
这又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的太多太多了，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经济大背景上的问题和民营自身的问题。
我们很可能陷入了一种逻辑迷宫，越是深入，就越是走不出迷宫，深刻成了最大的肤浅，而历史的内核往往会通过最肤浅的事件表现出来；可以说，现在网上对民营的批判是最低俗、最肤浅的，那么，它就是风暴之眼，一个恶意的对民营的攻击几年下来都不能清场，就完美地诠释了“又要”的逻辑。
斗争哲学告诫人们：要有对立面。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民营企业主都要清醒，不能允许“私人资本无序扩张”，刘强东做的好，他说十二年后京东将完整地交给国家，他将成为中国的第三位企业家，另两位是任正非与曹德旺；前提是刘强东要向最混蛋的资本家马云学习，先要把外资的占比做清场，然后再放弃实际控制人的身份。
发展壮大是当下的需要，而终极审判是高高悬起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涨价在路上：不能大通涨，又要缓解到期债务压力，如何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