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失踪14年，1949年儿子被省委书记叫去谈话，才知：他是特工

1978年10月2日，农业机械部副部长项南正准备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国外考察，在机场候机时，秘书突然走到了他的跟前：“副部长，刚刚得到消息，梁明德同志病逝了。”

项南猛然抬头看向秘书，眼眶逐渐湿润：“给我的夫人打电话，让她代表我去参加葬礼。”由于公务在身，项南只能怀揣悲伤的心情登上了出国的飞机。

11月7日，辽宁省委为梁明德举行了一场追悼会，此时项南已经返回国内，他马不停蹄的赶往了沈阳。

此前项南一直在安徽、福建等南方省份工作，在追悼会上，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好奇的问道：“你和梁明德同志以前认识？”

项南停顿了一会说道：“梁明德是我的亲生父亲。”

听到这话，任仲夷大吃一惊，一个姓项，一个姓梁，两人怎么会是父子关系？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落魄的童年与坎坷的革命之路

梁明德原名项与年，1894年出生于福建的一个农民家庭，项家一共生育六个男孩，项与年排行老四。由于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为了维持这个大家庭的生计，项父常年在外奔波，但家境依然十分拮据。

考虑到堂弟项仕杰膝下无子，项父将四子项与年过继给了堂弟。刚到新家庭，项与年处处小心翼翼，仿佛是林黛玉初入贾府，或许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卑微。

好在堂叔堂婶对他还不错，一直以来都把他当作亲生儿子来对待，不光满足他的吃穿，还给他找了个德才兼备的私塾老师。

堂叔是个秀才出身，虽在仕途之路上没有走远，但家境不错，与堂婶一起经营一个药店，基本算得上是小康家庭。每天放学，项与年都会去药店帮堂叔干点杂活，时间久了，他逐渐把自己当成了这个新家庭的一份子。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堂叔和堂婶生下了一名男婴，项与年的家庭地位一落千丈。15岁时，堂叔堂婶便为其主持了婚礼，新娘是同乡的女孩，名叫王村玉。

巨大的心理落差并没有让项与年记恨堂叔堂婶，毕竟他们对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于是他与妻子王村玉商量：“既然我们已经成家了，就脱离原生家庭吧，换个地方独立生活。”

当时的中国，遍地狼烟，夫妻二人一没钱二没背景，究竟应该去哪里呢？“要不去南京找我的三哥吧，当年我们感情不错。”王村玉用怀疑的眼神看着项与年，以前从未听他说过自己的三哥。

项与年的三哥名叫项廷爵，当年项父把项与年过继给项仕杰，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省下钱供项廷爵读书。

项廷爵也不负众望，学有所成后成为了南京法院的一位法官，也算是小有名气，虽说项廷爵为旧军阀服务，但他却是个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人士。

见到阔别已久的四弟，项廷爵对他嘘寒问暖，毕竟自己能够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当年四弟的牺牲。项廷爵并不排斥为项与年夫妇的衣食住行买单，但却拒绝为他安排工作，这令项与年感到十分不解。

项廷爵解释道：“旧军阀代表不了中国的未来，它只不过是封建帝制的延续，不给你安排工作是因为不想让你淌这潭浑水。去上海闯荡一下吧，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缺钱了跟哥说。”

临走之前，项廷爵还送给了项与年几本进步书籍，嘱咐他有时间就看看。这些书籍让项与年获益匪浅，他知道了“民主”、“科学”对一个民族有多重要。

五四运动爆发后，项与年目睹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群众，看着令人震撼的场面，他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蕴含的巨大能量。

1920年，项廷爵受邀前往了广州，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由于项与年日益成熟，项廷爵也把他带到了粤军，兄弟二人一同加入了国民党。

项与年原本以为自己将会在革命军中大展拳脚，但接下来的一系列变故却让他猝不及防。陈炯明叛变、三哥病逝、孙中山病逝，每件事都让他备受打击。

尤其是孙中山病逝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占据了上风，原本革命信仰坚定的国民党内部乌烟瘴气，充斥着腐朽与堕落。项与年多次产生退党的想法，但觉得对不起三哥，所以一直保留党籍，低调的生活。

1925年，项与年与共产党员何赤华结识，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认为，即便是三哥活着，也会支持自己离开国民党的，只有追随代表人民的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愿望才能实现。

项与年加入共产党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为了争取海外华人的支持，项与年被派往了印尼领导工人运动。

当时项与年与王村玉早已生下了项南，由于父亲是秘密入党，所以项南一直都以为父亲是南洋的生意人，父子二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1927年，荷兰殖民者在印尼大肆逮捕工人运动领袖，项与年不幸被捕，最终被遣返回国。他的革命生涯又将朝着何种方向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