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又是抑郁症，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同时失去的，还有一个25岁女孩珍贵的回忆。
李雨涵途经商场时被一个坠楼的男人砸中，在短时间内丧失了全部行动力。
巨大的冲击导致她脑部和脊髓严重受伤，她在ICU躺了十几天才得以脱险，只不过她忘了事发的全过程。
而男人当场就死亡了，两个月后，他的尸体依然滞留在停尸房里无人认领。
调查人员得知：该男子50多岁，很多年前就离异了，唯一的儿子跟他没有来往，男子生前经济拮据，一个人在上海租房住。
李雨涵的母亲陈香兰始终想不明白：
“就算不想活，为什么要去人流量大的商场呢”？
男子的家属从事发到现在一直没有露面，这场无妄之灾，也让一个普通人认识到了另一个普通人的悲哀......
2
李雨涵出生在在河南焦作，过去的十几年，噩运仿佛一直笼罩着这个家。
上小学的时候，李雨涵的爷爷奶奶相继中风瘫痪，父亲李刚是家里的独子，为了照顾老人他一辈子都被困在了农村。
不久后外婆又患上了乳腺癌，母亲陈香兰也不得不放弃工作回乡，即便生活拮据，一家人也没觉得辛苦。
陈香兰常说：“以前总觉得没钱啥也干不了，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才发现健康是最重要的，人得知足常乐”！
2015年，母亲的病好转后，陈香兰去了天津药厂，在流水线上做分拣工。
陈刚则在村子附近找了个体力活，一边照顾老人，一边闷头干活，一天赚60块钱。
虽然日子捉襟见肘，但他们还是供女儿李雨涵读完了大学，小儿子今年也该大学毕业了。
明明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4月23日的那场意外，无疑又把一家人推向了深渊。
李雨涵真的不是个幸运的女孩，毕业赶上疫情、做教培老师遇上“双减”，成了第一批被裁的人员。
后来为了生活，她去了工厂流水线，转正前3天，却被从天而降的男人砸成了重伤。
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李雨涵对生活最大的期待不过是按部就班的生活——不错过入厂的班车、负责的机器不出现故障、每个月按时拿工资。
跟李雨涵一起来上海的，还有她的朋友刘滋丽。两人都是在“双减”中失去工作并选择进场的老师。
刘滋丽比李雨涵到得早，是她邀请李雨涵来半导体工厂当操作工的：“听说国家在大力发展半导体行业，很有前景”。
刘雨涵为人乖巧，人人都说她是块当老师的料，可在政策和收入面前，她还是放弃了梦想穿上了白色防尘服。
在工厂里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大家穿着一致、带着口罩默默无闻的干活，谁也不跟谁说话，颇像一颗颗机器上的螺丝钉。
操作间的工作远比她们想象中的辛苦，早8点到晚8点连轴转，一周白班夜班连续倒，早上如果错过进厂的班车还会支出一大笔打车费。
晚上10点钟，班车抵达宿舍，还没习惯工厂生活的李雨涵躺在床上分不清白天黑夜。
“厂子里面恒温恒亮，对时间都错乱了”。
刘滋丽干了没两个月就受不了了，那晚她连夜收拾好东西逃到了上海嘉定区：“我妈说了，在这里干活白读4年书，我得去别处转转”。
而李雨涵不想走，这份工作虽然不怎么体面，但也来之不易。为了进厂，她提前做好了功课：
“如果你告诉别人是本科生，他们不会收的，因为怕你做不久”。
她拿着高中毕业证应聘成功了，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比本科学历每月要少拿700块钱。
李雨涵没觉得不平衡，她将家庭微信群名称改称了“越努力越幸运”，还在群里激动地发信息：
“4月26日我就转正了，一个月六七千块钱呢，比当老师赚得多”！
每天上班李雨涵都有个习惯，在等待班车的时候去对面商场逛一逛书店，随便拿本书席地而坐，翻上一篇故事，班车也就到了。
如果赶上天气好的时候，她还会找一片草地，往地上一躺，让整个身体肆意的沐浴阳光。
工厂里没有阳光，是李雨涵唯一的不满。
4月23日这天，她上夜班，8点到厂，李雨涵5点钟来到了商场，此时距离班车发出还有2个小时。
因为是工作日，商场没什么人，李雨涵横穿大厅快步向书店走去。谁知此时的五楼，一个穿红衣服的男子翻越了楼层护栏......
他扒在栏杆外侧，几个工作人员在一旁劝说，还没等回过神来，男子把帽子一扔，瞬间松开了双手，背对着直直从五楼掉了下来。
随着一阵尖叫声，商场发出了震耳的响声——“砰”！
男子当场死亡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总之他放手的很干脆，看起来没有任何留恋。
可在这场意外中，不仅失去了一条鲜活的生命，还丧失了一个女孩珍贵的回忆。
后来视频流传到了网上，事故现场躺着一红一黑两个身影，穿黑衣服的女子，正是李雨涵。
3
比家人先赶到医院的是刘滋丽。
事发当天，护士在急救床前用李雨涵的手机给她父母打了多通电话，一直显示无人接听，无奈之下便打给了通讯录里的“丽丽”。
刘滋丽接到电话时以为是诈骗，刚想破口大骂就听见了李雨涵微弱的声音：
“丽丽，我被砸伤了，快来医院”。
李雨涵所在的医院位于闵行郊区，与住在嘉定区的刘滋丽相隔50多公里。
平日刘滋丽连20块钱以上的饭都舍不得吃，得知消息后二话不说截了辆出租车迅速赶到了医院。
见到李雨涵时，她嘴角还挂着血迹，四肢不能动弹，只有微弱的意识还在支撑着虚弱的身体。
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刘滋丽把她推进了ICU，这次见面，直到今天刘滋丽都不愿再想起。
根据医生的诊断，李雨涵枕骨、颈椎和锁骨多处骨折，颈部脊髓损伤严重，还伴有脑出血和脑挫伤。
也就是说，李雨涵身上的伤疤和后遗症或许会伴她一生。
刘滋丽非常自责，如果不是她的邀请，刘雨涵也不会进入半导体工厂，更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她在上海打拼的时间虽然不长，却足以认识到了这座城市的残酷和无常：
“每个人压力都很大，这次意外选种了李雨涵，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
此时一千里外的天津，陈香兰正在药厂流水线上分拣药品，凌晨两多她刚下班，手机上显示一连串的未接电话。
拨通女儿的手机，里面传来刘滋丽哽咽的声音：“阿姨，李雨涵受伤了正在抢救”。
陈香兰两腿发软，脑袋一片空白，她跟丈夫买了最近的一趟火车票赶往上海。
“老李，这是命运给咱开的玩笑吗”？陈香兰整个人都是懵的，上海是女儿梦寐以求的地方，如今却成了老两口最痛的“梦魇”。
由于没出过远门，也没去过发达地区，李刚和陈香兰沉默的守在病房前，他们穿着老布鞋，披着花掛叉虚弱的倚在墙上，常常忘记吃，也不怎么睡觉。
那段时间里，陈香兰小心翼翼的呵护着女儿，她从未提起过4月23日发生的事情，也多次嘱咐别人不要在女儿面前提起此事。
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一次偶然的情况下，这个“隐秘的伤疤”被迫揭开，一家人不得不同时面对这段记忆。
“你还记得为什么来医院吗”？来访者不小心说出了秘密，担忧的目光一同聚集在了李雨涵身上。
谁知她的回答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我不记得了，醒了就在医院”。那场从天而降的灾祸，好像已经从她的记忆中删除了。
陈香兰不知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医生也给不出具体回答。
所有人好像都有一种默契，那就是默认了“4月23日的记忆在李雨涵的脑袋里消失了”。
4月底，在刘滋丽的带领下，陈春兰来到了女儿出事的商场，当从入口处走进来时，她就撑不住了。
陈春兰在原地站了许久，她模模糊糊看见了一大团黑影，不知道是没睡好的原因，还是泪水打湿了眼眶，总之她在女儿出事的地方看见了黑漆漆的东西。
如今，商场里已经看不出跳楼的痕迹，原本空档的大厅也被摆上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各个楼层都有了不间断巡逻的保安，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只是陈春兰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个男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他又是谁？为什么家属一直没有出现？
4
陈春兰后来通过调查人员看了商场的监控，该男子从靠近护栏到翻越护栏几乎没有任何预兆，也看不出他有任何异常行为。
他的动作非常迅速，周围的保安人员根本没有劝阻的时间。
“就算不想活了，为何要选择人多的商场，又为何偏偏选中了我的女儿”？
这个问题，恐怕已经没人能回答了。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陈春兰模模糊糊了解了男子的形象：
“50多岁、离异、唯一的儿子多年前跟他断了联系、独自在上海租房住，就算他还活着，也没有经济能力做出赔偿。
有研究表示，轻生的相关因素中，抑郁障碍排在第一位，再加上男子身上有奇怪的疤痕，很有可能是抑郁症患者”。
这是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患者常常情绪低落，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的行为和观念。一旦病情加重，动作将非常迅速。
陈春兰和李刚没有钱，13万的治疗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前不久因为旷工时间太长，陈春兰被药厂开除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也断了。
后来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他们在网上申请了募捐，爱心人士总共给他们捐了20万元，也算解了燃眉之急，但接下来的治疗仍然是个未知数。
他们也曾试图寻找过男子的家人，奈何怎么查都查不到，而且直到6月10日，该男子的遗体也无人认领。
“也是个可怜人”，陈春兰一边教女儿坐立，一边接受了命运的捉弄。
这场意外之后，李雨涵好像“忘记”了身体的技能，坐立、书写、握手等动作全部都要从头学起，每天还要做6个小时的康复训练。
她看起来非常乐观，所有的事情都在努力尝试，只是她不再渴望阳光了。
如今她对温度极其敏感，害怕热又害怕冷，害怕阳光也害怕吹来的风。
陈春兰以为女儿的后半生将继续这样度过，她跟丈夫一直都在小心翼翼的“隐瞒”着女儿的伤痛。
“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都行，我能照顾女儿，但绝不能让她受到打击陷入恐惧里”。
可谁知李雨涵终究还是提起了那场意外。
“妈，那天我好像上夜班，我是去了商场吗？是不是有人要跳楼？我避开了吗？我只记得被砸了一下”。
其实李雨涵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她躺在病床上听走廊外面的人说的。
陈春兰跟李刚慌了，不过女儿并没有感到恐惧：“我时常在想，他为什么自杀？他去人多的商场是不是还对生活抱着一丝希望”？
“那里人多，他是不是正在努力寻找一份归属感、或者一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和开导？只是他没有得到？所以绝望了......”
李雨涵对母亲说，她不恨跳楼的人，只是为他感到惋惜：
“他没有人爱，也没有人关心他。可我不同，我有你们。伤害我的也不是他，而是抑郁症”。
6月的一个早上，李雨涵搀着爸爸妈妈的手，往附近的早餐店走去。
她已经比2个月前好多了，虽然走路的动作有些夸张，但至少可以活动了。
一路上，父亲都在纠正她的动作：“两个手前后摆，不是左右晃”，“走路稳一点，不要像个老头”......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走在街上，陈春兰说：“未来谁也不知道啥样，大不了我们回村里一起开个小超市，我们老两口就守在她身边了”。
像小时候蹒跚学步一样，陈春兰和李刚又教了女儿一遍。
而存在于世上的“抑郁症”，不知道还会伤害多少家庭。
根据2019年《柳叶刀：精神病学》的研究，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6.8%。
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大多数抑郁障碍患者存在明显的社会功能障碍。
此外，一份中国的调查报告指出，住院的抑郁症患者中，有30%到50%曾经有过轻生行为。
而在抑郁症门诊就诊的患者中，曾经有过自伤行为的比例为20%到40%。
年龄在15到30岁和65岁以上的人群是抑郁症风险最高的两个年龄段。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只是偶尔会想到的问题。
但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却是无时无刻不在纠结的疑惑。
作为弱势的患病人群，他们往往被贴上“矫情”的标签，很少有人能伸手拉他们一把。
因为这种情绪太容易被忽略了，或者可以说，连抑郁症患者自己都很难发现。
即便在努力中自愈了，或被医生治疗好了，也会在生活的刺激下进行复发。
所以根除它的办法只有一个：他们伸出手，我们拉一把，一句温暖的话语或许就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世界总被定义为“黑暗与光明”的抗衡，其实大家都忘了，黑暗的地方只是没有光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