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惠芳（篮子装梦）
一直以来，很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一篇朴实无华的文章，像我母亲一样简朴；一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像我那颗拳拳在念的心，然而，我粗浅的文字，只怕会亵渎了母亲，也不能承载这份思念之厚重。每一年，随着母亲节的到来，心，疼痛的感觉就会漫延而至，思念便多几分。
——题记
我的母亲，出生在江苏泰州的某个地方，一个大户人家，听说有五房，上上下下有五六十口人。母亲，姓尹，名桂英。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亲娘，有过一个后妈。她的父亲是个军人，当过一点小官，身边有个勤务员，是他的外甥。母亲曾经在旧上海生活过一段日子，在大街上叫卖过油条。她的父亲带着她的姑姑和他们姐弟俩一路逃亡，途中，姑姑留在了嘉善乡下的一个小镇上。他们父子三人到了嘉兴乡下，在一个洋里安了家，局促一条船上，相依为命。后来，母亲不知怎么地嫁给了我的父亲，她的弟弟改姓留在了嘉兴，她的父亲不知了去向，听说死在了他的家乡，没有人知道。
关于母亲的身世，我就知道了这么一点，这一点还是断断续续地从亲戚那儿听来的。母亲和舅舅直至去世，也没有给他们的子女透露过一丁点儿有关他们的身世。
照片：姑奶奶，母亲，舅舅
我知道母亲没识多少字，但见过世面。我知道，她来到偏远的山区，嫁给我父亲，成为了一个农妇，纯粹是为了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我知道，我们村里的人骂她是个江北佬（江北，指长江以北），在他们心里，江北是个穷地方，所以瞧不上我母亲。母亲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从不计较别人怎么说她，总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我的奶奶也没好脸色给她看。下雨天，母亲赋闲在家，奶奶便会嘟噜半天，嫌她不干活，为此母亲宁可整天在外面田地里忙活。我的父亲似乎对她还可以，但有多少爱，我不能确定，他们做夫妻才不过十六七年的时间。记忆中，每当秋天，番薯成熟时，到了晚上，他们俩便会一起煮番薯汤当夜宵，我们同享。冬天，临近过年，他们也会在一起，做圆子，摊镬糍，准备年货，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夫妻俩相处和谐，从没拌过嘴，吵过架。他俩还一起自学裁缝，一个裁剪，一个缝纫，可谓珠联璧合，琴瑟和鸣。但无论如何，父亲早早地撒手人寰，把家庭的重担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在我看来，这是父亲不够爱母亲的表现。而母亲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她的一切。
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现行FGM分子”，被关进了公社的一个小房间里，不能见家人。有时白天头上戴着一个白色的高帽子游街示众，晚上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现行FGM分子”的牌子站在台上挨批斗，受尽了屈辱。母亲四处奔波，无处求助。记得有一次我随母亲去公社给父亲送冬衣，衣服是被人转交给他的，我们不曾见上父亲一面。那年，我大概六七岁，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我们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困扰。两三年后，父亲得病去世，闭上眼睛之前，把我们三姐妹叫到他面前，说了一句“都是大队里害的”的话，便悠悠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听着似懂非懂，担惊受怕。那一年母亲35岁，年纪轻轻地做了寡妇。父亲出殡的那天，我没哭，不想让村里人看到我悲泣的样子。为此，村里人说我“克”死了父亲。
父亲病逝之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我母亲瘦弱的肩膀上，印象中我们家还欠了不少的债。奶奶缠着一双小脚，干不了田地里的活，挣不了队里的工分，无法帮我母亲还债。不过，她会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家务活也干得漂漂亮亮，无需母亲操一点心。姐姐和我都还在上学，妹妹还小，没到上学的年龄。几个亲戚一商量把妹妹过继给了母亲的姑妈——我们的姑奶奶，是自家人，母亲放心。家里就母亲一个劳动力，挣不了多少工分，况且母亲是女人，不是整劳力，不能像男人一样可以挣整工分。她一天挣的工分要打折，大概六到八分之间，于是我们家年年欠队里的债，成了不见天日的“倒挂户”。我们在贫穷和艰难中度日如年。
母亲忍辱负重，勤劳勇敢，慈悲善良。她为了这个家，为了年迈的婆婆，为了她的三个女儿，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了她的一生。
我的母亲，身材娇小、瘦弱，却充满了无限的能量。母亲为了赚钱养家，日夜操劳，白天在生产队里出工，散工后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干活，晚上给村里人做衣服。她独自裁剪，独自缝纫，没有了父亲的帮助和陪伴，母亲的心里肯定会感到孤独和辛酸。母亲干活做事手脚比较慢，但很勤快，她隔三差五地给自家地里的庄稼除草施肥、松土浇水，所以我们家的蔬菜长得最好，青菜最鲜嫩，豆荚最鼓胀。种植番薯、马铃薯需要施足底肥。有句谚语：“水深养大鱼，高垄结大薯”，垄头要做得高，做得宽大，土壤要疏松、透气，才能获得高产。这些活都是重活，母亲却能做得像模像样，甚至超过男人干的活。挑肥担、扛粮袋，舀河泥（捻河泥是壮劳力的活），秋天上山砍柴，担着柴需要翻过两三座山，非常累人。反正女人干的活，母亲干了，男人干的活，母亲也干了，且精益求精，有计划有打算，从不拖拉，做到“今日事今日毕”。这一点，母亲对我产生了好的影响，我做事也不喜欢拖拉，没有特殊原因，我要求自己必须“今日事今日毕”。
在浙北水乡，运河两岸，蚕桑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产业，养蚕售茧是队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一年养春夏秋三季蚕。在我的印象中，养蚕是个非常辛苦的精细活。蚕宝宝异常娇贵，很难喂养，冷不得、热不得，风吹不得，需要细心呵护。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去桑树地里采摘最新鲜的桑叶给蚕喂养，一天三顿不能少一餐，半夜还要起来喂一次，半夜起来喂蚕最难受最痛苦了。每天除了必须要完成的农活以外，不是在桑树地里采桑叶，就是在屋里给蚕喂桑叶，蚕越大需要的桑叶越多，从采一篮或一筐，到砍多捆扛回家，下雨天采来的湿桑叶还需要晾干水分但不能使桑叶干瘪，一直养到蚕宝宝吐丝结茧，整个过程漫长且艰难，让人难熬。但是摘茧子是个轻松活、开心活。大家一边坐着摘茧子，一边家长里短的聊着，盼着能卖个好价钱。如果茧子收成好，能卖个好价钱，也不枉辛苦了一场。八十年代，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后，每家都自个儿养蚕了，虽辛苦但收入不错。从此，母亲每天更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起早贪黑，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母亲可从不叫苦也不抱怨，一直把人生的苦难和烦恼咽在肚子里。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母亲用自己的脊梁撑持着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在苦难的岁月里，母亲给予我的是呵护与慈爱。我每天除了上学、割草，就是拆天拆地地玩耍。母亲从来没有让我做过家务活，只让我好好读书。即使家里穷，但她懂得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从不会让我饿着冻着，且每年总会给我做两套新衣服，一双新鞋子。在母亲的呵护下，我没有觉得生活有多大的苦，也不去体会母亲所受的苦，每天快快乐乐，疯疯癫癫的，所以我的童年还算过得无忧无虑。贪得无厌的我，还总想着母亲能多多地陪伴在身边，但是她一天到晚在外面忙活，农忙时节，只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上母亲的面，晚上说不了几句话我就早早地睡着了。于是盼望自己能生病，我一生病，母亲就会放下所有的活来照顾我，摸摸我的头，那一刻，我感到了极大的满足，暗自窃喜，希望自己能多生几次病。
我是在村里读的初中，两个村办了一个初中班，两年制。毕业后，我们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老师说我考了第一名。本以为自己可以稳稳地去县属学校读高中。然而，那一年，初中升高中，是最后一年实行“推荐制”。升学，不按成绩，也不按思想表现，而是按“政治面貌”即“家庭成分”——地主、富农、上中下农的排列顺序，按大队干部的嘴推荐哪家孩子能继续升学。为了我能去县属中学读高中，尽管家里穷，买不起昂贵的食材，但有自家养的鸡鸭，有自家地上母亲辛苦种植的鲜嫩蔬菜，还有奶奶烧得一手地道的农家美味，母亲宴请了大队干部，希望他们能够行行好，推荐她的女儿去县里上高中。然而，母亲哪里知道，自古至今“官官相护”的道理。我是很不屑于搞关系、走人情的，也很不赞成母亲这种“低三下四”地讨好巴结别人的行为，觉得这样做有损人格尊严。最终，不出意外，因我是上中农家的孩子而名落孙山，没能去县属学校上高中，名额被村妇女主任的儿子占了去。如果我想继续升学的话，只能上公社办的高中班就读了。我实在喜欢读书，无奈之下跟母亲说：“既然不能去县属中学读，那我就去公社中学读。”母亲是个有远见的农村妇女，她自己没认识几个字，闯荡江湖吃了不少苦，总认为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希望她的女儿能有出息，为此她坚决支持我继续深造。然而命运总是造化弄人，我们在公社高中读了一年，班级被叫停撤销，高中变成了初中。一年后，我重新报考高中，考上了一所县属中学。母亲曾经答应过我，只要我能考上高一级的学校，她累死累活，砸锅卖铁 也要支持我继续升学。由于我的学习基础差，刚进入高中读书的那会儿，感觉自己赤脚奔跑也赶不上其他同学的学习成绩，好在母亲的不断鼓励，加上自己的刻苦用功，最终考上了大学。其中的曲折艰难，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母亲有个好脾气。从小到大，她从来都没有叱斥过我们一句，也没有向我们诉说过她心中的苦，更没有流露过任何悲伤失落的情绪。我是个特别野的女孩子，经常会惹她生气。但她从不骂我，更不会打我，只是和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她不允许我们姐妹之间有谩骂，更不许打架。教导我们，出门在外，嘴巴要甜多叫叫人，不是说要讨好谁，“好话一句三冬暖”么。要懂得看人脸色行事，手脚要勤快等，怪不得有村里人说我会在眉毛底下看人。有一次，我的行为着实让母亲生气，她装模作样拿起一条凳子摆出要砸我的样子，于是，我跑她追，两个人绕着餐桌转着圈圈，母亲怎么也追不上我，更砸不到我，最终不了了之。对于我奶奶，母亲从来都是轻声软语。有时候，奶奶指桑骂槐地嗔怪她，母亲也从没理会过。她同情、心疼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年到头，她自己没做一件新衣服穿，她穿的是好心人送给她的旧衣服。却总想着给我奶奶做件新衣服，绝不会亏待她的婆婆。有什么好吃的，也总想着我们。有一次，有人送给了她一只苹果，她竟然舍不得吃，拿回家分给我们吃。
母亲的好脾气，深深地影响了我，长大的我，懂得善待他人，宽恕别人，善于换位思考，多想着他人身上的好，多替别人着想，有时忽略了自己。
母亲还乐于助人，只要村里人有需要她帮忙的，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助。我们家有上海亲戚，母亲每年都要去拜访。村里人常常托我母亲买白糖、肥皂之类的东西，她不辞辛苦地从上海搬回来，从无怨言。可恨的是，生产队长需要我母亲帮他买东西的时候，一个劲地“嫂子，嫂子”地叫 目的达成了后即刻改口，直呼我母亲的大名。母亲从没有计较，一如既往地客气做人。
母亲太过善良，从而忽略了她自己。她活着似乎只为他人而不为自己活，爱他人胜过爱自己。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我特心疼母亲。母亲离开后，我常常思考母亲的为人处事之道，觉得要“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在我读大四的时候，母亲得病。在我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母亲去世，享年五十五。没有享过女儿一天的福。
母亲的离世，我感觉自己被掏空，生命被剥离了一半，我的世界也坍塌了一半。没有了母亲，我成了孤儿，我所有的期冀、牵挂、寄托，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人生只剩归途。
我一直在母亲和蔼可亲、温柔的目光下，在绵绵的细语、谆谆的教诲中成长。在我心里，她慈爱、温柔、坚强、乐观，是个极其普通的农村妇女，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伟大母亲。她生前对我们的教导、疼爱、奉献以及作为母亲的精神，一直鼓舞、激励着我们勇敢地前行。
母亲是我今生的最爱，是这辈子永远的亏欠。她一直在我的心里，从不曾离开。她的那些精神品质，已然渗入我的血液，我将传承、发扬光大！
作者：俞惠芳（篮子装梦）
诗书文化编委。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学语文老师。喜欢文学，玩玩文字。
审稿 / 编辑：王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