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震动政坛的1号文件，内容涉及两项关键的人事调整，每一项都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件首先宣布了华国锋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这一决定是为了接替因病逝世的周恩来总理，保证政府工作的连续性。这一决策虽重要，但在政治局内部尚未引起太多争议，最让人不理解的是第二项决策。
文件的第二项内容是由陈锡联同志暂时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种种猜测。
毛泽东选择陈锡联来暂代叶剑英元帅的职务，这在许多人看来颇为突然。陈锡联此前主要在沈阳和北京两大军区担任重要职务，虽然其军事指挥能力受到尊重，但直接主持中央军委的大权，还是让不少政治观察家和军内高层感到惊讶。
因为不能理解主席的用意，很多人认为这是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权，并对此议论纷纷，质疑不断。直到后来，他们知道主席的高瞻远瞩。
从放牛娃到红军战士
陈锡联的童年是在中国苦难的乡村中度过的，他家境贫寒，一家人勉强靠着稀疏的土地和繁重的税赋维持生计。
陈锡联的父亲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因工伤不幸去世，留下了年幼的陈锡联和他的兄弟姐妹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为了不拖累家中其他人，带着孩子们独自分家，靠打零工和种田艰难度日。
陈锡联自小被迫去地主家放牛，生活艰苦到连饱饭都成为奢望。一次，他和母亲因生计艰难开始乞讨，远房叔叔陈芝斌对他们进行了残忍的虐待，因为他认为他们母子的行为给陈家“丢脸”。这一事件点燃了陈锡联心中的怒火，他立志要改变这种充满压迫和不公的现实，于是有了从军的念头。
1929年的一个夜晚，陈锡联在自家的小屋中作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他在母亲熟睡时悄悄走出家门，离开了熟悉的村庄，加入了在黄安七里坪活跃的游击队。
虽然他年纪轻轻、个头不高，但他的勇气和聪明才智很快就让他在队伍中获得了尊重。在游击队被编入红军时，他因为身高和年龄被拒之门外，但在其他队友的坚持和推荐下，他成功的留下来做放马的工作。很快，他就通过自己的机敏，对革命的坚定获得了大家都赞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红军。
紧接着，陈锡联和他的部队被编入了红一军，他也参与了平汉路上的几场关键战斗。1930年6月，他在第一次平汉路战斗中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在班长孙玉清的鼓励下，他率领队伍攻占了杨家寨，并精确利用敌人求胜的心理，巧妙设伏，大获全胜。
7月的第二次平汉路战斗中，陈锡联带领部队深入敌后，出其不意地捕获了大量敌人和物资。9月的第三次出击中，他们连续攻占了广水和信阳，并在正阳以南的陡沟镇成功消灭了一个民团。在返回途中，陈锡联还勇敢地擒获了一名民团分子，夺取了重要装备。
这些胜利显著提升了陈锡联在部队中的地位。他的勇敢和决断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评价，尤其是营长高汉楚，在战后的总结会上对他赞誉有加：“小胖人小志气大，打仗很勇敢，就像一个小钢炮。”此绰号从此在部队中广为流传，成为陈锡联英勇形象的象征，激励着整个部队在抗战中继续英勇奋战。
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
在1937年炎炎夏日中，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陕北的红军主力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8月25日，这些经过硝烟考验的红军被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这次组织变革中，原红军第十师被重新编组为第一二九师的第七六九团，而陈锡联被任命为团长，领导着2900余名红军精英，迅速将这支队伍塑造成为师中的战斗尖兵。
紧接着，在9月30日的清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第七六九团及师前方指挥所，从陕西的富平庄里镇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山西，这是一条充满挑战和危险的北上之路。随着车队缓缓启动，穿越崎岖不平的黄土高原，这些铁甲洪流中，刘伯承和陈锡联以及团部的其他成员聚焦在一节颠簸的火车车厢内，讨论着即将面临的战斗。
在这段关键的行进中，刘伯承借此难得的机会，深入向陈锡联及其部下解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他强调在抗日战争中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重要性，详细讲解了如何根据地形和地理条件灵活运用战术，特别是突袭和伏击的策略。每一位战士都被教导要理解战斗的艺术和必要性，以确保在激烈的战斗中能够存活并取得胜利。
列车在黄土高原上的行驶中，刘伯承向陈锡联布置了一个关键任务：“你的团将在崞县东北侧拦截从雁门关向忻口推进的日军。这是一次单独行动，需要大胆而谨慎，必须抓住战机，行动果断。”同时，刘伯承亲自指导陈锡联及其他年轻干部如何使用防毒面具，并进行沙盘演练，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熟悉即将面临的地形和战术布置。
在每次列车短暂停靠时，刘伯承都会利用这机会在站台上用沙土和随手可得的小物件即兴制作沙盘，通过反复演示战术动作，确保每个人都能清晰地理解即将执行的战术。分别之际，刘伯承再次紧握陈锡联的手，深切嘱咐：“我们师的抗日第一仗就看你的了，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
1937年10月18日夜，陈锡联带领他的第七六九团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在阳明堡机场进行了突袭。这次行动成功击毁24架敌机，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展示了八路军的英勇和智慧，也为整个抗日战争立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后，陈锡联指挥了许多卓越战役，在抗美援朝、炮击金门等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尚的人品，毛主席对他赞赏有加，最终选择他接手重要的军事指挥任务。
接受中央军委工作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几十年间，叶剑英元帅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智慧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在中央军委中担任关键职务，是国家安全与军队稳定的核心人物。然而，在1976年，毛主席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决定：将军权从叶剑英手中转交给了陈锡联。
这一年，中央政治局的氛围紧张且变幻莫测，毛主席自身的健康也日益下滑。尽管面临身体的挑战，毛主席仍深思熟虑国家未来的稳定，特别是军队的领导权安排。毛主席的思虑深远，他需要一个既了解军队又忠诚可靠的人来接替叶剑英，确保军委的工作能够顺畅进行。在多方考虑后，他选择了陈锡联，一个身为政治局委员及军委常委的资深领导，其对军队内部情况极为熟悉，并且无私无欲，为人诚实。
此决定的背后，充满了政治的微妙和复杂。一些高层和外界人士对这一人事变动感到疑惑，猜测陈锡联可能有其他动机。甚至叶剑英本人也因此对陈产生了误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叶剑英曾希望去广州休养，而陈锡联则出于对国家大局的考虑，建议叶剑英留在北京，这一建议意外地触发了叶剑英的不满，使得两人的关系一度陷入尴尬。
尽管面临种种猜疑和误解，陈锡联坚守自己的原则和职责，他的忠诚与专注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认可。毛主席清楚，任何权力过渡都充满挑战，选择陈锡联是为了确保权力平稳过渡，防止未来可能的动乱。这一决策的英明，最终在历史的考验中显现，再次证明了主席的高瞻远瞩。
在任期内，陈锡联并未孤立行事，而是频繁与叶剑英交流，寻求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意见，并且多次在与华国锋的对话中提议叶剑英回归主持军委工作。直到1980年，陈锡联完成主席交给他的任务，请求退休，结束了自己的公职生涯，他的这一决定也得到了批准。
虽然陈锡联退出了政治舞台，但他仍然保持对军队建设和国家改革开放的高度关注。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继续以一名老兵的身份关心和支持着国家的发展和统一大业。
对国家与人民十分关怀
在北京一所宁静的居所中，陈锡联的家中挂着一幅毛泽东的半身像，这幅画自从他调至首都之后就一直挂在那里。在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这幅画是一个永恒的背景，见证了陈锡联一生的忠诚与奉献。他曾坚定地对家人说：“这幅画谁也别想摘下来，除非我死了。”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深远远见的信仰，也是陈锡联政治坚定的一个明证。
他尤其铭记毛泽东在西柏坡的预言，那是关于党内可能会有人在压力下屈服的警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句话对陈锡联的政治行动和态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原则，坚守岗位。
王宝森事件爆发时，陈锡联的愤怒是所有知情者中最为激烈的。他在办公室里愤然说道：“我想不明白，组织上是怎么考察他的。我们一个地盘一个地盘打出来的江山，要是断送在王宝森这帮乌龟王八蛋的手里，我们的血就白流了。”他强调的组织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对年轻人的忠告，都体现了他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切和责任感。
晚年的陈锡联，在参观香港回归的景象时，与老友们热烈讨论当年的事迹，流露出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1998年，当国际局势因北约轰炸南联盟而紧张时，陈锡联坐在家中，看着电视新闻，情绪激动，愤慨地说：“这是强权政治，无理可讲啊！主权的事不能手软。”当得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尤其是无辜的小女孩遇难的消息后，他无法抑制情感，泪流满面，愤怒地说：“这么个小女孩都死了，欺人太甚。”
在1999年，陈锡联在北京逝世，结束了一生的奋斗。尽管他已离世，但他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人民的深情依然在那些熟悉他的人心中燃烧。他的生活和决定，都是对未来一代的激励和提醒，要时刻警醒，珍视并保护好用无数烈士血汗换来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