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新中国正在努力摆脱经济落后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石油匮乏尤为突出,严重制约了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国防需求。在那个年代,飞机难以起飞,工厂难以运转,缺油的困境逼迫着国家必须作出改变。

在这样的局面下,有一个人接过重担,带领中国石油广大职工,在东北松辽平原举行石油大会战,开发了大庆油田,一举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他就是“独臂将军”、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

长征途中打头阵失去左臂

1936年1月,当蒋介石的军队发动第五次“围剿”,企图彻底粉碎红军之际。奉贺龙总指挥的命令,余秋里与团长成本兴一道,作为前卫部队的核心,带领十八团成功突破了黔军的封锁线,为全军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之后,他们又经过长途奔袭,成功抢占了鸭池河渡口,确保全军安全渡过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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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余秋里接到新的任务,率领六师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的部队。

这场战斗尤为紧张和关键,余秋里与成钧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前线侦察。就在敌人瞄准他们的一瞬间,余秋里本能地用左臂将成钧拽倒,自己的左臂却被敌军的子弹击中。这一英勇的举动救了成钧的生命,但余秋里的左臂严重受伤。在简单的包扎之后,他继续地回到战斗岗位指挥,不幸再次被击中左臂。

余秋里两次手臂受伤,但战斗还在继续,他强忍伤痛,带着重伤完成了长征路上的每一场战斗。跋涉过雪山草地,忍受着伤口的发炎腐坏,他从未有一刻放弃。

终于在1936年9月,当部队抵达甘肃省徽县时,他的左臂已无挽回可能,经过贺龙和任弼时的认真评估,不得不做出截肢的决定。

尽管失去了左臂,但余秋里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1939年,他被任命为独立第三支队政委,与贺炳炎共同在冀中地区领导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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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队伍从几个人发展到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贺龙对余秋里和贺炳炎的评价无疑是对他们勇气和领导能力的最高赞誉:“两人都是一只胳膊,刚来冀中时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打得很硬嘛!”

建立“硬骨头六连”

1939年初,余秋里接到了紧急的召集命令。师首长贺龙和关向应详细地向他布置了一项关键任务:组织并领导一支新成立的游击队,前往河北霸县、固安、雄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此过程中扩大部队规模。

这支新的队伍被命名为一二〇师游击第三支队,余秋里被委以重任,担任政治委员,而与他搭档的贺炳炎,即将担任司令员,正在赶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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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炳炎到达之前,所有的军政工作都落在了余秋里的肩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也有一种激动的兴奋,迅速行动起来。他组织起了由304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这些士兵中有经验丰富的老兵也有生力军,他们迅速集结,前往位于河北的雄县板家窝镇。这支队伍在余秋里的指导和鼓舞下,迅速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到了1940年3月,三支队的人数已经增至750余人。余秋里上报贺龙和关向应,提出了将队伍正式编成一个团的建议。

他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随后余秋里将部队正式组建为三支队第七团,下设三个营,每营包含三个步兵连。其中,特别成立的二营六连,主要由14名原红军骨干和新扩编的部队组成,连长、指导员及班排长均由经验丰富的红军骨干担任,成为了部队中的精英力量。

同年5月,贺炳炎到达并正式接任三支队司令员。在他和余秋里的共同领导下,三支队转战大清河南北两岸,不断袭击日寇,收编游杂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吸收了大量青年加入军队,使队伍不断扩大。同年八九月份,三支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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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初,余秋里到晋西北军区开会时,面对部队连续作战而减员较多的问题,他提出了将现有的两个团缩编成一个团的建议,并归属于三五八旅建制。这一建议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并迅速获得批准。

不久后,一二〇师下达了整编三支队的命令。此时贺炳炎已调任三五八旅副旅长,余秋里在南峪村主持整编。三支队原有的七团因战斗力强而被保留,八团则被编散。考虑到八团是由六支队改编的,为了利于团结,余秋里决定使用八团的番号。

整编后的八团,下辖3个步兵营,每营4个步兵连,原七团团长刘彬被任命为团长,余秋里继续担任政治委员。原七团二营六连改称八团二营六连,继续在前线发挥其强大的战斗力。

突破历史的练兵方法

1943年5月,面对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余秋里带领八团回师陕北,肩负起保卫延安南大门的重任。在驻防期间,他积极推动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不断强调这对部队是一次难得的考验和锻炼,坚信这样的训练能够让兵员在战争中展现出更强的战斗力。这一年的10月,随着战争的深入,三五八旅组织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中传达了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的号召,即边区部队在冬季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训练,以提升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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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团长前往“抗大”学习,八团的军政工作全权落在了余秋里的肩上。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于是开始了对毛泽东1943年6月1日发表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深入研读。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思考,余秋里逐渐领会到实现“两个结合”的关键在于找到突破口,积累和总结经验,这种认识逐渐成为他行动的指导原则。

余秋里的日常开始变得异常繁忙,他白天深入到班排中去摸底情况,晚上则组织座谈,推动全团的大练兵。他推翻了传统的训练模式,即干部教战士练的方法,转而实施全民皆兵的新训练策略。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新现象:技术尖子战士的出现,他们的射击、投弹和刺杀技能远超其他战士;同时,后进战士也积极向尖子学习,自发地提升自己的战斗技能。

这种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训练方法很快就在八团内部蔚然成风,并逐步受到了高层的关注。到了次年3月,八团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训练成绩考核。考核结果令人振奋:投弹、射击和刺杀的成绩都有了显著提升。这些成绩的提高不仅证明了新训练方法的有效性,也为边区部队提供了宝贵的战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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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训练方法最终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重视,并在边区部队中得到了全面推广。同年9月25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延安东关操场亲自观看了由余秋里率领的八团进行的军事表演。毛主席对余秋里的练兵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其视为一种突破历史的新创造。这种训练方法后来在全军范围内推广,成为提高人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原则之一。

1945年8月,当余秋里和他的部队被命令东返晋西北时,他们又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回师关中,担负起收复被国民党军占领的爷台山的任务。在这场战斗中,六连再次证明了其非凡的勇气和战斗力。连长李存金、指导员肖良田和勇敢的战士们在激烈的白刃战中大显身手,成功夺回了爷台山主峰,重创了敌人。

六连在战争年代作战137次,涌现出刘四虎、尹玉芬、李恩龙、高家凯、丁丑娃、张殿山等15名战斗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连发扬战争年代铸就的“压倒一切敌人的狠劲,百折不挠的韧劲,坚持到底的后劲”的三股劲,出色完成了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对越自卫作战、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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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985年分别被国防部和中央军委授予“硬骨头六连”“英雄硬六连”荣誉称号,是全军唯一一个两次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连队。

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石油工业还处于初级阶段,1955年的天然石油年产量仅为42万吨,远远满足不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当时的形势迫切需要改变,毛主席对此深感忧虑,曾感叹:“长铗归来兮,车无油!”表达了对石油资源短缺的担忧。

到了1958年1月下旬,毛主席召见了时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的余秋里,毛主席直接切入正题:“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部当部长,我们都赞成。”余秋里对此感到迟疑,他表示自己没有搞过工业,恐怕承担不了这项任务。

主席开玩笑的说:“你是怕脱军装吧?”

之后毛主席强调,不会的东西可以恭敬地向专家学习,通过实践学会管理石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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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深受启发,表态服从中央的决定,并承诺:“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

1958年2月11日,余秋里正式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部长。上任后,他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多次拜访地质部长李四光等专家,虚心求教。通过与专家的交流和大量的调研,余秋里作出了关键的战略决策——将石油勘探的重点放在东部。

余秋里的领导下,石油部开始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通过艰苦细致的考察论证和精密探测,他带领的团队逐步揭开了中国东部石油资源的神秘面纱。

大庆油田会战

1958年初春,余秋里刚刚上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便面临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场重大考验:如何发现并开发新油田,以摆脱中国贫油的困境。这一年,他迎来了首个成功的曙光——四川地区的三口探井在短短六天内接连喷油,这一消息瞬间引起了石油工业部的巨大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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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远远没有想象的美好。随着地质勘探的深入,专家们发现川中地区的油层具有高度依赖裂缝密集地层的特殊性。若没有遇到这种裂缝,油井便难以获得理想的产量。尽管川中地区如南充、龙女等多个油气田被发现,但其总产量仅为年产十万吨,远未达到预期,无法满足国家的需求。

面对这一挑战,余秋里没有退缩。正如他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坚韧一样,他积极地寻找解决方案。

他深知,要改变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必须集中资源,实施精准的“会战”策略。在他的领导下,这年找到了22处油田,但这些油田的储油量普遍偏低,不足以解决中国石油短缺的难题。

两年后,余秋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大庆地区自1959年9月26日首口井出油后的探井成果,报告中指出,大庆油田的勘探面积达200平方公里,估算可采储量超过1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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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迅速提高产量,报告提出在大庆地区集中全国石油系统的力量,采用“打歼灭战”的策略,全力会战。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此高度认可,迅速批准了报告,并强调这次大会战对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状况的重要作用。

在“石油大会战万人誓师大会”上,余秋里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动员报告,激励职工提高士气,并以王进喜为榜样,强调全员的勇敢精神和牺牲精神。他不仅从战略高度进行指导,更是亲临前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在废弃的牛棚里展示了与基层同甘共苦的决心,树立了“三老、四严”的作风。

1963年,余秋里领导下的大庆油田战略决策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原油产量飙升至648万吨,其中470万吨来自大庆油田。这一成就在周恩来的政府报告中被誉为中国石油自给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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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的领导使中国石油工业从落后走向自力更生,实现了重大转型。1964年,“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在全国推广,激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热潮。

开创军队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1982年9月,余秋里接到了来自党中央的新任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不久后又担任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余秋里在此角色中的主要任务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

到了12月初,余秋里已经积极展开了他的工作。他向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报告了他亲自调查的保定地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进展情况。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他详细介绍了农村通过军民共建精神文明发生的十大变化。

胡耀邦询问了群众和干部对此事的反应,对于余秋里汇报的成效表示高兴,并认为这种模式像生产责任制一样有效,有助于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落到实处,其意义远超开挖一条运河,因为它涉及到亿万人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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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在1983年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定为全军政治工作的重点之一,这一举措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支持。他指出,我军在农村有超过4万个联系点,如果这些都能转变为文明村,将极大地加强地方基层政权建设,改善党风和民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从而促进部队自身的建设。

到了第二年6月初,三十八军和保定地委联合召开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经验交流会。余秋里在会议上讲话,高度评价了保定地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成效,特别是如何将军民共建与地方自建、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地方社会风气的转变和文化教育事业及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

这一活动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大力支持下,从点到面、从乡村到城镇、从内地扩展到边疆,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亿万军民的参与更是将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对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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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也强化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队的社会责任感。

1999年2月3日,余秋里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石油工业的转型中,还是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工作中,余秋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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