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力行社“安内”的大方向错了
滕杰口述历史中认为，力行社成立的时候，国家处在四分五裂的局面，就整个中国内部来说，存在着“中共和军阀两大势力”，他们是力行社“首当其冲的敌人”。而就国民党内部来说，也有投机分子、官僚政客集团所形成的各类派系，但滕杰认为，内部问题也不能当作“敌我矛盾”来解决，所以针对这些派系只能施以保密方式，让他们的干涉力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最后还要靠“领袖”的灵活运用。
笔者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滕杰作为力行社首任书记，他对力行社工作的设计显然是本末倒置了：且不说力行社本来为准备抗日而成立，它应该始终不忘初心，即使是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指示，也仍然应当安排足够的人力，来研究并实施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问题；而即使是把安内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力行社也应该清楚明确：蒋介石国民党真正应该“安”的“内”，不是“国内”，而是“党内”，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问题，不仅是国民党自身的根本问题，也是国内的根本问题。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看，虽然中共的问题、军阀的问题也要解决，但只是治标的问题，最重要的治本的问题，是国民党自己的问题。因此，难道力行社不可以拿出一部分人、一部分精力去研究治标的问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治本方面吗？如果力行社能够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致力于解决国民党自身建设问题，那么会不会有可能把国民党引导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从而为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不至于抗日战争一开始力行社自己先消失了呢？滕杰作为政党政治“专家”来设计力行社的工作计划，没有从根本的战略全局的角度，着力研究解决抗日的问题、乃至国民党自身建设问题，对他来说虽然可能出于无奈，但不能不说是他一生的遗憾。
（十四）力行社在“解决共党问题”方面的“作为”
滕杰认为，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比起军阀问题，“困难大太多了”，因为共产党有主义、有严密的组织，而且建立在广大群众基础上而订定灵活的、适合群众心理需要的策略，这一切都不是唯利是图的军阀所能望其项背的（参阅《从抗日到反独：滕杰口述历史》第158页）。他在滕杰口述历史中多次讲过这个观点，能够把共产党和军阀势力作出这种根本性的区别，也就是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现代政党，这是有见地的。
力行社开始考虑对付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已经以江西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另外还有九个省份都有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力量。同时，在国统区许多城市的学生组织、工人组织，几乎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很多国民党领导的机关单位中也有共产党活动的身影。针对共产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力行社制定计划，根据“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原则，开始着手培植干部，然后以这些干部为动力，展开地下斗争工作以及配合武力“围剿”行动。
在地下斗争方面，滕杰认为由于力行社采取隐形的组织方式，成为各机关团体的核心，导致潜伏的共产党分子不了解力行社成员活动情况，而力行社则对共产党分子“洞若观火”，形成了“组织的超越”。自1932年初起，各大城市的中共中央及地方地下组织许多被破获。在滕杰口述历史中列举了许多案例，但有一些可能是记忆有误，与许多文献记载不一致。比如1932年年6月曾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卢福坦被捕，而卢福坦被捕时间应是1933年1月，又如1932年9月29日，在上海捕获共产国际太平洋职工会议主席牛兰夫妇，但牛兰夫妇是1931年6月在上海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8月14日移交国民党当局的。当然，这些细节的错误并不是很重要，它只是表明《从抗日到反独：滕杰口述历史》一书的编著者劳政武的研究工作不够严谨。重要的是，把共产党在“白区”的挫败完全归功于国民党力行社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一，当时共产党内部极“左”路线的统治，才是共产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当时坚持极“左”路线的中共领导人）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当时中共中央王明、博古等领导人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实行了许多极为荒唐可笑的政策措施，甚至竟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仅不能为中国人民接受，也使自己陷于灭亡的边缘。
第二，共产党内部出现了许多叛徒，特别是像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等重要领导干部不仅叛变，而且千方百计帮助敌人搜捕自己的同志，才导致了极为严重的损失。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机密，他于1931年4月在武汉被捕叛变，幸亏打入国民党高层机关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获悉情况，并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报告了中共中央，在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转移人员，才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虽然许多叛徒的出现，也体现了力行社特务机构在有效作为，但没有这些叛徒的帮助，力行社特务机关也很难那么彻底地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网络。而且尽管共产党后来自己承认在白区的力量百分之百被损失，但事实上，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周恩来等重要领导成员安全转移到瑞金江西革命根据地，也表明力行社并没有能力彻底消灭共产党组织。
钱壮飞
第三，王明借助敌人之手打击党内意见分歧者，也是白区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捕后，按照惯例组织上应该设法营救，有许多人是可以被救出来的，但王明竟然要求“静观其变”，而不允许采取营救措施，还说他们是咎由自取，他们被敌人杀害后还幸灾乐祸。还有的干部被王明抛给了敌人，比如陶铸，因为王明派人到福建地下党中了解党内干部的意见，陶铸实事求是地表达了对王明个人领导作风的不满，于是他被王明以中央名义调到上海，并且任其暴露在敌人面前而被捕。王明等人个人政治品质的恶劣所造成的损失，也不是力行社能够做到的。
据滕杰的回忆，在军事斗争方面，力行社根据过去历次“围剿”共产党失败的原因，认为采取“纯军事路线”是无法致胜的。当时中共中央根据地在江西瑞金，由于共产党善于开展群众组织，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把江西南部十几个县有土地的人扫地出门，其余的贫农统统组织起来，环绕瑞金的十几个县，被共产党控制好像铁桶一般，外人根本进不去。这种组织法则非常厉害，共产党称之为“走群众路线”，所有群众都是共产党的人，国民党军队去打仗，无异陷在有组织的人海里，补给、情报、士气等等都被他们占尽了优势。针对这种“总体极限战”的特点，力行社拟定了第五次围剿计划。在展开围剿之前，先训练干部，务使人人懂得争取群众的政治斗争技巧。其中训练的最主要的干部队伍就是由康泽主持的“别动队”，他们被要求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以及进行当中，把战地的群众争取过来。瑞金附近各县群众工作做好以后，便展开堡垒包围攻势。国民党军在瑞金周围筑了许多碉堡，碉堡与碉堡之间成一个大包围圈，实行全面的封锁。伴随着政治工作的推展，包围圈慢慢地缩小，这样被包围的共产党队伍就越来越困难，他们占据的面积越来越小，人却越来越集中，生活上一切都发生了严重问题，最后只好乘一个月黑星暗之夜，在堡垒之间的空隙中突围而逃。这就是中共后来自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其实是被力行社逼迫得无路可走的结果。第五次围剿中共计划，经过细密的研究和准备阶段后，于1933年4月，蒋介石亲赴南昌布置围剿的军事行动，同年10月16日正式发动围剿，采取碉堡封锁方法，到1934年10月16日，即恰好满一年之时，中共中央主力向西突围。在此过程中，康泽的“别动队”配合追击的国军，在战地从事政治作战组训群众的工作。“到1935年10月21日，毛泽东残部抵达陕北，从原来逃出瑞金的五个军团（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只剩下2000多人了。”滕杰口述历史提供的这个数字显然是错的。毛泽东在一个讲话中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3万人，不到十分之一。”（毛泽东：《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不知道滕杰所说的2000人的依据是什么。
滕杰回忆说，1945年8月间，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王若飞等中共首领来重庆谈判，滕杰担任谈判辅助工作，曾与周恩来谈过当年第五次围剿情形，周恩来说：“当时时你们把我们封锁得好苦！我们没有吃的，只好吃草，解出来的粪便就像牛粪一样，人人脚上都肿了起来，饿得连走路的气力都没有了。”当时“毛泽东根本不能走路了，奄奄一息，靠四个人用一块门板抬着，侥幸冲了出来。”毛泽东当时因为生病很严重，不得不用担架抬着，并不是饿得走不动，要是毛泽东都饿成这样，抬担架的人还能找得到吗。当然，滕杰所说的情况应当是基本真实的，红军长征确实是极为艰苦的，周恩来可能会讲起长征的情况，但他应该是带着自信、自豪讲出来的，因为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共产党不仅早已经走出困境，而且已经具备了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最重要的是，滕杰这时候听到周恩来讲这些往事，不应当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情，而应该不仅钦佩共产党能够度过那个最艰难的岁月，更应该为能不能战胜这个敌人而戒慎恐惧。
滕杰口述历史中一直说是力行社在“剿共”，说力行社策定“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辅”的方针，无论地下斗争，抑或军事进攻，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如果国家能依据这样正确的方针，继续去做，中共根本没有复起的可能。可惜的是，1936年发生了西安事变，政府受了中共的假投降；而力行社亦在此不久便改组了，遂令中共死里逃生，并再次坐大。对于力行社而言，虽是掌握了‘必然’胜算，但却在‘偶然’中失败了。检讨人类逾半个世纪以来的反共历史，力行社当年能把共党击败，实在是值得后世注意的。”“中共后来诬力行社为‘法西斯’，那是完全不对的；而力行社确曾打败过共产党，如果不是西安事变，客观情势发生突变，共产党在中国的问题早已解决了。”相信所有读者读到滕杰的这一段话，可能从滕杰的角度，都会因为力行社“功亏一篑”而为他同情、为他叹息，但恐怕人们无法同意他对历史的假设，“假设没有西安事变会怎样”是没有意义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看上去都是偶然的，实际上都是必然的。
（十五）力行社解决军阀问题的四招
力行社对付军阀势力的总路线和最高原则，也是“政治为主、军事为辅”。本文认为，力行社力求避免以军事手段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这个思路是正确和重要的。在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以“安内”来实现国家内部统一团结，确实是必要的，但蒋介石针对共产党的“安内”政策是武装“围剿”，并不是以“政治为主”，而是“军事为主”的。倒是针对当时地方实力派做到了以政治为主，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全国人民争取时间、为抗战作出准备，尤其有利于全民族团结抗战，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地方实力派共同投入抗战奠定了基础。
滕杰认为，当时国内各地的军阀大体上都是表面上拥护中央，实际上仍然是各自割据一方，拥兵自重，这一描述是符合实际的。当时广东广西，实际上是由陈济棠控制的，西南各省也是大小军阀割据，还时相争战。其他地方如山东、华北、西北等也基本如此。对此，力行社制定了四项原则：
瓦解两广。
稳定山东。
安抚华北。
联络西南。
这四项原则的制定，一反过去一味以军事征讨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收效十分显著，到七七事变为止，再没有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也没有地方武力反抗中央的事情发生。
“瓦解两广”，主要是瓦解陈济棠的势力。当时陈济棠拥有军事力量颇为强大，特别是空军比中央强大得多，如果采取纯军事方式，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可能连首都也有被陈济棠空军控制的危险。大家都认识到必须以非军事的方法来瓦解陈济棠势力，但当时参加力行社的人都很年轻，很少有超过30岁的，社会关系不够。正在苦思无策的时候，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推荐了一位可与陈济棠集团联系的人，就是后来当到司法部部长的谢瀛洲。当时谢瀛洲已有40多岁，比力行社所有干部的年龄都大，因而郑介民在推荐时颇费踌躇。滕杰表示，“谢的年纪已40多岁，确实有违我们团体吸收人员的原则，但基于目前的实际需要，我们应该向领袖报告，看看能不能破例。”蒋介石当然同意。谢瀛洲非常努力与忠实，他把自己与粤军方面的关系，都交由戴笠去运作，结果一路顺利，与粤军高层内部许多人都建立良好的联系。1936年6月，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粤桂军以“抗日”为名，进兵湖南，上演了“两广事变”。当时南京谣言四起，说陈济棠的空军将轰炸首都。此时力行社利用谢瀛洲的关系，将陈济棠的飞行员全体策反，40余架飞机先后飞离广州、全部归顺中央。陈济棠见大势已去，就去了香港，从此再未背离中央。当时民间流传一个有趣的故事，说陈济棠有位哥哥擅长相面，有一次他对陈济棠说：“蒋委员长的面相我也看过，不如你的好。我看将来领导全国的是你，希望你机不可失。”陈济棠听了这话，心中当然高兴，但也不知其所以然。等到他的空军全部飞走，想起哥哥的话，才恍然大悟，所谓“机不可失”，原来指的是飞“机”不可失！他的哥哥算得真准哪！
“稳定山东”靠的是收买韩复榘，前边已经提到过。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兵败，韩复榘投效中央，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但冯和韩两人不时仍有联络，随时有起兵倒戈的可能，一直是蒋介石的隐忧。当时力行社山东分社的负责人是秦启荣，他在山东工作表现非常好，与韩复榘的关系搞得非常密切，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力行社经研究建议蒋介石以个人名义赠送特支费100万元给他。秦启荣对韩复榘说：“你是青天，大家很敬仰你，可是要作一位青天主席，也得领导部属来拥护啊！你领导这么多干部，他们个人有各自的生活需要，你能在金钱上接济他们，大家自然更拥护你，才不致在外面向百姓要钱破坏你的青天形象。你领导山东很有功劳，中央为了表示奖励之意，特别拨了100万元的特支费给你，所谓特支费是不必报销的，你爱怎样用就怎样用。”韩复榘接受了这笔巨款，但事实很快就证明蒋介石这笔钱完全是浪费了，因为抗战刚开始不久，韩复榘就违抗命令，而被蒋介石枪决了。
“安抚华北”是由刘健群负责的。1932年3月日本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之后，开始企图控制华北。为了延缓大战的发生，蒋介石安排何应钦与日本人签署了“塘沾协定”，派刘健群以“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宣传大队长”的公开职务，前往华北活动，目的是保证华北的将领们与中央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时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并秘密建立地下组织，为抗战开始后开展游击战争打下基础。滕杰回顾这段历史，为了肯定力行社刘健群的功劳，就说华北将领们有许多日后都成了抗日名将，如张自忠、宋哲元、秦德纯等，但没有说有华北也有许多将领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一些被诱惑、被俘、被劝降的将领聚集在汪伪政府下，其伪军人数约达百万之众，而这些汉奸将领来自华北将领的占多数，如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庞炳勋、刘郁芬、程希贤等等。就此而言，蒋介石应该追究刘健群的历史责任吧。
刘健群
“联络西南”由康泽负责。在力行社筹备期间就为联络西南特别吸收了邱开基加入第一届干事会，安排康泽负责此工作，也因为他是四川人，便于利用地方关系。康泽成立了一支“别动总队”，招收许多四川、云南、贵州青年，经过训练派回家乡开展工作。“别动总队”也负责对江西共产党根据地开展政治工作。通过改变过去以纯武力解决方式，收效显著。力行社分析发现，全国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军人集团割据，但它们却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不论哪个军阀势力，它的核心不过四、五个人，有十个八个重要干部，这些重要干部之所以能团结一起，并非有什么主义信仰，只不过基于血缘、乡亲之类的情感利害关系而结合，他们结合在一起，就有权、有利、有名，而这一方面中央的资源优势不是任何一个军阀所能比较的。针对他们这一共同特征，只要让那些军阀及其主要干部归顺中央，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地位、利益或名望，所以可以以非军事的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重要干部一动摇，军阀首领本人自必不能坚持与中央对抗下去。从后来西南地区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战的情况看，力行社联络西南做得是比较好的，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参加抗战的人数多、作用大，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行“新生活运动”等四项运动以改造国家
四项运动，即国民军训运动、新生活运动、国民义务劳动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滕杰和力行社的同事们对当时我国民众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落后状况痛心疾首，认为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非要对国家人民作一番根本性的变革不可。为此，力行社设计了“国家改造”的四项运动。
国民军训运动。滕杰认为，中国民间向来没有当兵捍卫国家的观念，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终生在田间劳苦，却未必得到温饱，而少数有钱子弟的“正途”就是读书成为士大夫。一般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到了50岁便称老了，弯腰驼背，不胜颓衰，即使是年轻人也缺乏体格锻炼，所以身体很差，被人骂为“东亚病夫”。针对这样的现象，力行社倡导提升捍卫国家的精神、强化国民体魄的国民军训运动。这个运动是后来兵役制度的先河，也是日后中等以上学校军训课目的滥觞。尤其建立兵役制度使抗战开始之后实现了“全国皆兵”目标，总共动员了1000多万兵员，整个抗战时期兵源从未缺乏，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
国民军训运动，包括学生军训、社会军训、壮丁训练三项，此项工作一直由力行社干部在幕后推动。在力行社成立之前，原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有一个训练总监部，下设“国民军事教育处”，但这些机构基本上徒有其名，直到力行社成立第二年，才提出周详的军训计划，逐渐展开了有效的工作。国民军事教育处的第三任处长贺衷寒、第四任处长潘佑强、第五任处长酆悌，都是力行社重要成员。首都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各省市的军训会，都积极推动训练工作，受训的壮丁都有枪械、着军装，称为国民兵。从1935年3月到1937年抗战开始，首都经过训练的国民兵总计有20万人。八年抗战，全国共计征集军训壮丁超过1500万人。
丰悌
新生活运动。针对当时国民生活上怠惰、散漫的习气，发动了“新生活运动”。虽然其内容多属于生活上的小节，但矫正国民精神面貌不能不从一些小节着手。滕杰认为，新生活运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如今在台湾的中国人生活习惯都可以比美外国，在穿衣服方面甚至比很多国家还讲究，这一切均可溯源于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2月19日，由蒋介石在南昌正式发起的。此前一年（1933年）9月即开始试验。当时为了配合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下令赣、湘、鄂、皖等省，兴办收复区农村教育，推行“识字运动”，这是“新生活运动”的前奏。“新生活运动”是一个有周详计划的运动，这个计划就是《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中央政府全面推动计划执行。这个文件包含“新生活运动之主旨”、“新生活运动之认识”、“新生活运动之目的”、“新生活运动内容”、“新生活运动之方法”及“结论”六项。结论部分概括了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国民生活如何始得高尚？曰：生活艺术化。国民生活如何始得富足？曰：生活生产化。国民生活如何始得巩固？曰：生活军事化。三者实现，是谓生活合理化。合理化所赖以实现之规律，曰：礼廉耻。礼廉所赖以实现之事项，曰：衣食住行。使我全体国民以‘礼义廉耻’为规律，实现于‘食衣住行’之中，则生活之内容充足，条件具备，是谓生活革命之完成，而我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亦即奠定于此。”滕杰认为，这个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全民运动十分成功，八年抗战期间，形成了全民族大团结的同仇敌忾意志，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而与新生活运动潜移默化作用是分不开的。
国民义务劳动运动。1933-1934年，蒋介石派滕杰带领一批力行社成员到欧洲各国考察整整1年，回国之后，滕杰除了提交其他考察报告之外，专门写了一篇《实行国民义务劳动刍议》，蒋介石看了以后觉得很好，鉴于当时“新生活运动”已在推行，所以要求将此运动内容并入“新生活运动”中，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项目。
滕杰是根据德国的“经验”提出这一建议的。当时，德国在希特勒领导的国社党执政之初，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失业的产业工人有300万之众。希特勒为了解决严重失业问题，设计了“国民义务劳动”的政府工作项目。先由政府订定各项建设目标，例如筑路、疏通河道等，然后把所有失业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各项建设，并赋予“国民义务劳动”的名称。在这名称下，人人都有种光荣感，因而有效调动了失业工人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也发一点钱作为生活费，所有生产工具也由政府提供，所花费的金钱当然比正常的薪金少得多，又在最低限度上照顾了工人的生活。这个运动是向全国老百姓推行的，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力”的就是这300万失业人员，其他的老百姓则以捐款方式“出钱”。滕杰一行到德国考察时，正碰上他们推行这项运动，不论走到哪里，都有小孩子捧着捐款箱向来往行人募捐，箱子写着募捐的宗旨，所以不必说什么，大家都尽量捐钱了。这个方法真是一举数得，不仅解决了失业问题，也无形中提高了民众的爱国意识。一段时间后，政府有计划地发展工业，渐渐把参加义务劳动的工人转到正规的工业生产线上，仅仅几年，德国就强盛起来。滕杰认为，中国有用不尽的人力，如果把无穷的人力用到国家社会建设事业上来，可以做出不知道多少事情。农民在农闲时白白浪费光阴不说，还赌钱、械斗之类，如果利用农民来植树、修路、疏通河道等，多少公益事业可以完成！滕杰撰写的《实行国民义务劳动刍议》的报告书，全文约有1万多字，把德国的情形和我国应采取的目标、方法、规划统统写上，回国后立即呈给蒋介石。几天后，蒋介石召见滕杰，滕杰当面再次汇报，蒋介石不断点头微笑，说：“好，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一开始，这个运动就叫“劳动服务运动”，属于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后来，抗战开始后，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劳动局”，局长是贺衷寒，并通过立法程序，订立了一个“国民义务劳动法”，这个法律到台湾以后还实行多年才废止。1935年2月18日，蒋介石出席南昌励志分社的开幕典礼，专门就此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一般人讲建设，首先就要经费，不晓得建设的经费，就他自己身上和自己所在的土地上。我们自己身上的汗血或劳力，与我们所住的土地，就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我们一切建设事业的经费！我们有许多的民众，每个人有两只手，只要我们肯劳动。将我们的汗血和劳力用在土地上，我们就可以得到经费，来建设新的国家！我们中国有四万万同胞，和四千五百万平方公里（——不知道蒋公的这个国土面积是怎么算出来的）的土地，真不知道有多少资本哪！今后我们务必要造成勤劳的风气，每个人要拼尽自己的汗血，用我们的劳力，使我们国家没有一寸土地荒废。劳动实在是一件最尊贵的神圣的事情！但是现在一般人却以为很微贱很可耻，哪一个人要劳动、作苦力，就认为他卑微，要鄙视他，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劳动，造成了偷懒的习气，使国家现在陷于如此贫弱危亡的境地！现在我们要救亡，要革命，要建国，就必须首先彻底铲除这种错误的心理和偷懒的习惯。凡属国民，不论你有多少钱，不论在学校里、机关里、或是家庭里，各个人都要劳动，凡是不劳动的游手好闲的人，都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国民！非劳动不能做人，不能建国！现在世界上凡是进步的或是新兴的国家，无不崇尚劳动，外国的大学生、中学生，有很多兼作派报、送牛乳和摘果子、当茶役这一类的工作，尤其是派报、送牛奶两件事最为普通，一般学生做完之后才去上学。至于穷苦的学生，学校当局和社会上都用种种方法补助他就学，他自己也知道如何劳动来为众人、为社会服务，常常一方面在学校求学，一方面就在学校里工作，如抄写、印刷、洗衣、扫地乃至于烹饪、洗涤等等工作，他都可以做，就可以有收入用于读书，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益处。这种事在外国是最普遍最可贵的事情，但是我们中国就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大学生或中学生。从此以后，大家必须彻底破除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追求个人荣华富贵的恶劣卑贱的思想，而注重社会的生存，增进公共的道德，养成劳动的习惯，发扬服务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才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我们应当有一种“新生活运动服务团”的普遍组织。此种组织，不必由上至下，有怎样严密的系统，而最要求其普遍。各学校、各机关、各党部、各部队里，只要有三五个人志同道合，愿意努力于新生活运动的，提倡劳动为社会国家服务，就可以组织一个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以新生活为基本，互相勉励，共同来为社会国家与民众服务！风气所移，必可使我们全国四万万同胞，个个人都抱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精神为国家服务。如此，无论外国人有怎么多的飞机大炮，都不能打败我们，更不能灭亡我们！
蒋介石这篇演讲稿全文很长，可能因为这位领导讲话风格属于“满嘴跑火车”的那种，非常啰嗦冗长，有不少语句表达不恰当（他的部下不作修订整理就拿出去发表，实在是对领导的不负责任），但他讲的意思总体上是好的。由力行社策划、蒋介石亲自推动的新生活运动、义务劳动运动的成果颇为丰硕。据滕杰口述历史记载，在南京，国民军训处发动十几万人，以两个月工夫，运用国民义务劳动方式，便把秦淮河疏浚成功了。秦淮河在历史上原是富于诗情画意的一条河，但长期没有疏浚，遂成一条臭水沟，国民义务劳动使它重现往日情调。在国民义务劳动下，各省修筑铁路两千公里、公路数万公里，交通状况因而改善，在抗战中形成了很大的军事价值。其中最著名的滇缅公路，工程浩大，而以义务劳动的方式完成了。这条公路是抗战期间重庆对外的“生命线”，而且被举世誉为工程奇迹。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一运动是在1935年双十节开始全面发动的，着重在物质建设，以解决民生问题，与重点在精神道德生活习惯方面的“新生活运动”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也与国民义务劳动密切结合。此项运动涉及社会各行各业，十分广泛复杂。1935年10月14日，蒋介石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实施》训词，篇幅相当长。这项运动从发起到七七抗战开始，为时不到二年，但成果是极为可贵的，最大的成效是成立了农民银行、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对国家的财政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由于配合国民义务劳动运动，充分发动民众，修筑了许多公路、铁路，对日后的抗战有着重大的作用。滕杰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它“证明了在领袖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确是以人民为本位的，他时时刻刻关怀着人民的生活，希望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不管当时经济社会建设的成效能够证明多少国民政府的“以人民为本位”，为解决民生问题做实事总是好的。如果力行社确实为此作出了努力，历史终究会给予肯定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