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兼作家何塞-米格尔-瓦莱致力于研究和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让我们不快乐的幸福》中，瓦莱对幸福的征服和影响进行了反思。
思考幸福的意义就等于思考如何生活，更确切地说，是如何共同生活，这才是真正能够获得美好生活的途径。
最近，在一个教育空间里，瓦莱与一群青少年展开了一场关于幸福的辩论。
聚集在那里的00后们抱怨幸福的可望而不可及，他们对幸福的要求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拥有幸福时，一种令人沮丧的不满情绪就会突然袭来，驱使他们迈出新的步伐，以最终实现幸福的加冕。
或者，当他们认为自己即将获得幸福时，幸福又会悄然消失，逃之夭夭，失望总是出现在人们对幸福的评价中。听着00后们的讲述，不禁让人想起西西弗斯的神话。
为了警告人们不可征服的幸福的风险，伯特兰-罗素曾用幸福的征服这个词。
一个行业所鼓吹的幸福是虚幻的，而这个行业恰恰需要这种虚幻的条件，使其永不枯竭。
一段时间以来，幸福一词已经不再出现在文章的论述中。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很简单。底层人们已经将 "幸福 "从文本词汇中剔除，是因为人们越来越确信它并不存在。
幸福这个概念是存在的，但不是在多愁善感的新自由主义叙事中坚持引用的幸福，这种新自由主义从未停止过宣扬幸福，并为幸福的消费开出处方。
生活在快乐中的人，会更好地对待与他一起生活的人，个人的快乐促进社会的快乐，反之亦然。
当人们身处有利于我们生活计划的环境中时所产生的感觉就是快乐，人们需要恰当地使用我们所居住的词语的语义，因为只有我们善待那些能让我们感觉良好的词语，我们才能生活得很好。
只有在相互依存的框架下，才能实现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人生计划。然而，自助行业强加了一种宏观叙事，将对快乐（他们称之为幸福）的思考完全非政治化。
世界越是消费化，社会纽带就越脆弱，盈利体验之外的共同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就越少，人们就越是原子化和无防御能力，这就是自助市场蓬勃发展的模式框架。
多愁善感的新自由主义及其传播工具，如自助文学，都在谈论一种幸福，而这种幸福的特点就是它的自主性（自助一词正是从这一观察中产生的，即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帮助自己）。
从古希腊哲学家开始，人们就清楚地知道，没有政治幸福（最低限度的物质条件和分配公正的环境），个人幸福是极不可能的。
在更现代的伦理学语言中，这两个层面被称为 "最低限度伦理学"和 "最高限度伦理学"。
最低限度是指一个人获得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源。为了避免对这些基本需求的讨论陷入枯燥乏味，自 19世纪以来的 30 个条款对这些需求进行了概括。
这些格言是人们每个人充实快乐的可选内容，是我们赋予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完整性，并将自己塑造成不同于他人的特殊性的目的。
正是这种常年短暂的任务吸引着我们去追求快乐。
这种快乐是一种根本上合乎伦理的快乐，喜悦是道德的，因为当这种感觉占据我们的心时，它会牵着我们的手，引领我们与他人相遇，快乐需要分享。
人们需要连接组织，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完整的选择可能性，让我们的尊严熠熠生辉，用我们的偏好填充那些让自己更接近快乐生活的东西。
快乐地生活的人，会更好地对待与之生活在一起的人，个人的快乐促进整体社会的快乐，反之亦然（哪些可怕的事情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