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匠冲，层层的稻田，顺山而下的涓涓细流，田角的人字形草棚。
匠腾脑，成熟的大豆玉米，大片大片绿油油的草烟。
马蝗塘，活蹦乱跳的鱼，带着泥土芳香的马蹄果。
五里桥，简陋的瓦房，山上排行整齐的大果树坑。
花牌坊，古老的员洁故事杂草中恐怖的眼镜蛇。
豆地湾，成熟的油菜麦子，光亮的绿色田埂。
玉转碑，满山挥动的银锄，划破父亲右腿的深坑。
野羊坡，忠实的虎斑狗，香喷喷的野餐和飘满山坡的欢笑。
黄泥冲，熟悉的老屋——我一生的牵挂——我温暖的家。家门口的转角石梯，高大的春芽树，树上的盆景兰花，还有走廊边的粉团花、月季花、栀子花、芍药花，见都没人见过的紫玉兰、石榴花、迎春花；屋山头的桃树、李子树、桔子树，还有那棵救命的枇杷树，腊树；屋下坎高高的楠竹林随风起舞；对面竹山的柿子树、杨梅树、梨树、板栗树，为我们一家提供一年四季不同的果实；院子里还有葡萄架，当一串串葡萄渐渐变紫的时候，我常常站在下面抬头望，父亲会搬来梯子摘下一大篮，让我们吃个够；父亲用竹简引来的自来水流进蓄水的大池，再漫进小池让我们洗菜、洗衣，再流进鱼池，川流不息，湲湲不断……
童年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秋。
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离黎平越来越近，人们脸上的笑容就像刚开的花一样鲜艳，好日子就在眼前！父亲都快从梦中笑醒了：朝思暮想的红军就要回来了；瓦匠冲又是一个丰收年；还有，家里又要添口了。高兴之余，唯有一人心事重重。她，挺着大大的的肚子，在家里忙前忙后张罗家务，行动不很方便。她就是我的母亲，足足四十三岁了，老年生子，会顺利吗？
母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母亲这一辈子可是被子女吓怕了！她这辈子生了多少娃呀？前前后后（包括流产）共十六个，而成人的仅有哥一人。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养了十个多月，都会追人会笑了，会坐会爬会伸手要人抱了，可是出麻诊夭折了。其余的都坏在月子里。
旧社会，医疗条件差，家里又穷，又不懂卫生常识。生孩子这样的大事都不请接生婆，全是母亲自已接生，剪脐带的剪子只在油灯上嫖嫖就用。所有的农村妇女都是这祥做的，一个看一个，以为这样就消毒了，就安全了。“又白又胖的孩子生下来养七、八天就没了。死孩子装在大簸箕里，装都发不下，好痛心啊！”这是母亲在我长大后常对我说起的话。
子女真把她的心伤透了。眼泪陪伴母亲度过一个又一个没有孩子喂养的空月子。眼泪哭干了！眼睛哭瞎了！街坊邻居只看见我母亲大肚子，却不见她带孩子。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残酷！
哥三岁那年，一次产后大出血差点要了母亲的命。人事不醒在床上昏睡了一年多。父亲在床板上开了一个口，拉屎拉尿就漏到床下的脚盆里。年幼的哥每天守在母亲的床边，时不时叫一声“娘”。偶尔，母亲也会微微睁开眼看一眼自己的孩子，然后又沉沉睡去。清醒过来时，母亲第一句话就是：“桃花都还没谢呀？”父亲说：“这是第二年的桃花了，你睡了一年了！”人们都说我母亲“命大”！我母亲就这样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捡回了一条命。
谷子全都收进家的那天晚上，我悄然来到了人间，一切顺利。父亲捧着白白胖胖的幺女欣喜若狂，“我的女儿是来吃饱饭的！”“感谢菩萨给了我女儿，我讨饭的人如今也儿女双全了！”
这一天，是公元1949年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三）。
这一天，我们家有了四口人——父亲、母亲、哥和我。1950年，黎平终于盼来了解放，年过四十的父亲，终于盼来了当年的红军，东门外建立了“双凤村”。父亲代表双凤村出席了县里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组织在黎平县发展的第一批农民党员。在党的领导下，父亲带领村民，积极完成名项任务，进行士地改革。那时，父亲兄弟俩都是士改积极分子。父亲主管生产，叔父主管治安（别人外号他武装）
我家与其他贫苦农民一样，享受着政府的优待政策：
分到了耕牛——一头大水牛；
树木一专给我家盖新房；
花板床——后来成了哥结婚的婚床；
土——后园的几块菜地；
田——父亲含辛茹苦开垦的瓦匠冲仍留给他耕种。虽然是干田，但那里有父母辛勤的汗水，有全家人的全部付出和情感。
我是幸运的宠儿。一出生就赶上了好时光，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雨露健康成长，无忧无虑。
父亲晚年得女，宠爱有加，视为掌上珠宝，取大名“玉珍”，还有一个大我十五岁的哥疼着、护者、想着。
我的童年幸福而甜蜜，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在他们的脊背上、在他们的脚前身后，与他们一起在瓦匠冲渡过的。
瓦匠冲是土地改革时政府分给我家的田土，就在不远的山冲里，不过五六分钟路程。山下，一股清甜的泉眼一年到头咕咚——咕咚地冒着泉水，冬暖夏凉。父亲找来石头在这砌了一口井，整条街的人，老远都跑来这里打凉水，夸这股水又清又甜。后来父亲在水井边栽了树，既可遮荫，又可防塌方，洗菜洗衣都很方便。最享受的是，冬天这里的水直冒白气，水温温的，一点不冷手。
炎热的夏天，一下田埂，便会感到一股爽爽的凉意。小时候，这里便是我和梅姐、桥顺妹妹玩水的地方。偶尔，我们也会像男孩子一样脱光衣服跳进水里，玩“狗刨沙”。开心地笑死笑活。
半冲的田边有两块地，主要是种排红薯、洋芋（即土豆）等比较好管理的植物，地埂边有好几棵油桐树。桐籽花开的时候，满树粉红粉红的桐籽花把山冲装点得如花园一般，农闲时，父亲再把桐籽一颗一颗制出来晒干，然后交给国家。
冲顶头的第一丘田常年累月都积着水，这丘田是养鱼的。瓦匠冲原本都是干田，父亲找遍了周围的山，才在岩缝里找到一团湿土，刨了又刨，引出一线水，细水长流把它用竹简引到坡边，引到田里，干田有了水，水满过一丘又一丘。
在鱼田的田头，有一个人字形小屋，那是父亲休息的地方，他常常为了守鱼、守谷子就以这里为家。
记得那一次，母亲就是在这丘田里扯秧，她让我在草棚里自己玩，我不肯，强着要和她一起下田。母亲说：“你来嘛！水都比你高！”我不听，挽起裤脚，怯怯地拾起胖胖的小腿就摇摇摆摆下田了。母亲急得赶快来拉，这水还真不浅，漫过大腿，裤子都湿了。脚下的泥巴软软的，像踩棉花一样，站都站不稳。在母亲的身边，我伸手抓住了那棵大大的秧苗一拉，“叭”的一声，秧苗断了，我一屁股坐在水里，母亲一把托住我，水才没有漫过头顶。原来那株大秧苗不是秧苗，是稗子，茎特别脆，容易断。是秧苗中的杂草，这些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田角的土里还种了许多“芋头”，又宽又大的叶子绿绿的，差不多把整块地都遮满了。母亲每次路过这里，总是默默地低着头，眼里含看泪。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从我记事以来就没见过哥，不知他在什么地方。原来，我哥被送到“成都西南民族学院“读书去了，母亲就是因为太思量他才这样的。
瓦匠冲，带给了我童年的欢乐和全部记忆，它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父母的足迹，也留下我的足迹。一天天，一年年，从日出，到日落，日复一日。寻常的日子平平静静，父母带着我在这里劳作，一年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田埂无论何时都是修得光溜溜的。外人一看,就知道一定是勤快人种的田。
一年四季，父母不是在田里，就是在山上犁田、耙田、播种、收割、开荒种地、砍柴割草、上山栽树，成了他们全部的工作。这里的田埂光溜溜的，田水清亮亮的，山绿油油的……这是我童年最美的风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一家人的生活依靠，来源于瓦匠冲。吃的、用的、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绝。
转眼来到一九五六年，初级社并乡，父亲当选为东关乡乡长，年没过完便被选派参加县里干部培训班脱产学习文化，吃住都在县城里。“老来学鼓手，会吹不会走”父亲常对自已这样评价，四十多岁了才学拿笔杆，认识了不少的字，还担任了学习小组的组长。
这年秋天，马上就七岁的我上学了。
那天吃中饭，父亲对我说：“下午带你上街，报名读书去好不好？”
上学，多新鲜的事。我的哥就是因上了学才会读书写字画画。我当然不会忘记和哥在万福山听陈先生教书的情景，原来读书本是男孩子的事，而在东门外，我是第一个上学的女孩子。
我的班主任徐嗣芬老师是个像妈妈一样的人，要求很严格却又很慈样，她很喜欢我，常常在家长面前表扬她。年级的第一学期我便拿到了学校开大会发的红红的奖状，我回忆到，上台领奖的那一刻，我竟紧张得浑身发抖，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啊！我自信以后会有很多很多……我回家把红红的奖状递到父亲的手上时，父亲拿在手上看了好久好久，才把它贴在堂屋里显眼的地方。父亲说：“我崽读书狠，只要你愿意读，爹供你上大学！”那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说“供我上大学”的话。我抬头看了看父亲，父亲的眼神是幸福的，这种幸福包裹住了我的内心，包裹住了父亲对他的独生女浓浓的父爱。
“上大学”从此成了我终身的梦想。
我是农民的女儿，爹娘却从不亏待我，把我当城里的“小公主”一样宠着。
我总有吃不完的各种新鲜水果。为孩子，父亲在屋前屋后裁满了果树：桔子、柿子、梨子、李子、板栗、枇杷、杨梅、石、葡萄——摘下的水果，父亲从不舍得卖，（那时有钱在街上都难买到）除送一些给亲戚朋友外，全部保存起来，随我慢慢吃。
我还有最流行的“苏联花布”裙子，白底红花漂亮极了。我还有红灯草绒的学生服，有小方口的黑金丝绒的学生布鞋，有皮革社李师傅专门订做的小皮鞋——这都是当时农村孩子所没有的，我有！它们，让我像自由的小花蝴蝶，像一团红红的火，快乐地飞来飞去，很是得意和自豪。
我升三年级时，全国掀起“超英赶美”的浪潮——即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大跃进”开始了，原有的平静的生活刹那间变了样，恰逢我升三年级。学校里喂猪、养兔、种地，我每天放晚学回家就要捡两篮猪菜，第二天上学再挑到学校交给老师，这是老师分配的劳动任务，必须完成，否则劳动课就不及格。
“大跃进”要求农业产量“亩产千斤”“亩产双千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某些领导欺上瞒下，把大堆大堆的稻草堆在粮仓里，上面用谷子复盖着，造成“粮食大丰收”“亩产超千斤”的假象，父亲说了直话：“你们这种做法是欺骗上级，我种了一辈子田，再怎么种， 一亩田也打不上一千斤谷子！”观点不统一，父亲和领导起了争执，倔强的父亲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浮夸，坚持实事求是！领导则以“右倾保守”的名义将其下放回家。
回家不久，他又加入了“大炼钢铁”的行列，到西门坡土高炉炼钢铁，吃住都在高炉；我的胞兄抽调去当了老师，住学校、吃食堂。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二人，堂屋、院子满是绿绿的青苔，冷清得发瘆。
所有人都“吃大食堂”， 家里不许生火。谁家冒烟了就开群众大会斗争谁，民兵走乡串寨、昼夜巡逻，人心惶惶。每家每户所有铁的东西——除了劳动工具锄头、镰刀、犁耙，其余全都“献”到高炉炼铁去了，根本就没有锅。别说烧水煮东西，烧热水都不能，洗脸洗脚一律用冷水，有的干脆脸脚也不洗。
“饥不择食”的意思，我很小的时候就懂了，如果有人饿“慌”了，一不小心拿吃了集体的一个生瓜、一个萝卜、一棵白菜，若被发现，那就不得了！全大队的人就要“吃”他——叫“吃口尽”，就是他家里的东西全拿走，然后批斗，吊起来打。街上欧林祥的父亲就是偷吃了集体的死猪仔被活活斗死的。
我怕极了，没回大队食堂吃饭，一个人悄悄来到了西门坡，走过西门桥，江对岸有好多高炉，都是黄色的砖头砌的，熊熊的炉火把炉堂烧得红红的。顺着别人的指点，终于见到了那个熟悉的背影。大叫一声“爹——”我哭了，在父亲转身的一刹那。
父亲几大步走到我跟前，你怎么来了？声音还是那么响亮，边安慰女儿边为其揩眼泪：莫哭，崽，莫哭！父亲拉着我的手来到高炉后面，顺着一条架在高炉上的木板桥来到高炉面上，旁边搭着一个用几块木板钉成的棚，透过稀稀疏疏的木板可以看到炉内红红的火。我站都站不稳，生怕会一失足掉下去，而父亲的被褥就放在这个棚子里。“这地方也能住人？爹晚上就睡这里？”这里，夏天多热，冬天有多冷？不难想象，这就是当时烧高炉的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劳动环境。仅这一次，那红红的炉水，稀疏的木板桥、木板棚，父亲又黑又瘦且笑容满面的脸庞永远定格在我幼小的心里。那高高的土炉，那红红的铁水，那忙碌的人群，也成了我对“大跃进”永久的记忆。
人们再苦再累都没有怨言，因为心中有信仰——共产主义，人们高唱着“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好”，越干越有劲儿，盼望着“共产主义早来到”、盼望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
这年——1959年6月1日，我戴上了红领巾。升上四年级后，经过了深耕、中潮插秧，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从此再不顶撞爹娘。
“大跃进”还在继续。
广播里，高唱着革命歌曲。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公社是个红太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田野上，红旗招展，歌声飘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幅标语无处不在。
映入眼帘的，全是忙碌的身影，红色的海洋！
大革命
初中毕业前夕——1965年4月28日，我光荣地退出少年先锋队，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初三年级唯一的女共青团员。
一九六五年秋天，一纸通知把我送进了高中。既上高中，一门心思就直想上大学了，踌躇满志，憧憬着美好的大学生活，优秀成绩更让我信心百倍，非常有希望考入北京大学。然而，一场大革命开始了。随着首都“清华大学”红卫兵小将的到来，随着他们的一场“煽风点火”，小小的县城沸腾起来了，十几岁的学生们突然变得疯狂起来，学校不再上课，课本被丢弃在一边，老师们被封锁在办公室等待接受审查，校长成了当权派，说话不算数了，能说上话的，是县里派来的工作组。
学生们仍照常上学但不上课，每天读报纸、读语录、或开会、或游行、或写大字报、批“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学校墙壁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标语。很多人张乐舞爪，很多人无所适从。我说，那时我迷茫、不知所措，父亲也不懂了，只叮嘱我：别管闲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随着运动的深入，学校完全停课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走出学校，融入到社会“立四新”“破四旧”。
先是抄了“富商——谢久如”的家，上房揭瓦、挖地三尺，查找他剥削人民的罪证：药品、布匹、烟土、绸缎——摆了二郎坡一条街；
然后抄了封建迷信的代表佛家圣地——南泉山寺庙，把和尚、尼姑全部赶下山，强迫他（她）们开荤吃肉，强迫年青的和尚、尼姑结婚；
在汽车保养场挖了“何公坟”，全盘否定了何腾蛟民族英雄的身份；
东关林安寺同时被抄，一辈子积德行善、修行拜佛的师公被挖坟抛尸荒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势不可挡，县里决定组织红卫兵小将到北京参观学习，我是其中之一。
颠簸的车子一路弯弯拐拐，爬坡过岭，公路上尘土飞扬，路边的树枝不停地拍打着车蓬布，啪啪作响。下车吃中午饭时，大家下车后全都站不稳，有的甚至直接躺倒在地上，我也浑身发冷直想呕。第二天，全州来自16个县的赴京代表在州电影院门口的广场上集中又开了一次热闹的欢送会，浩浩荡荡的车队便出发到谷桐上了火车，四天四夜，终于到了北京。
接待站的同学早已等候在这里，红卫兵小将们被安排在“北京建筑学院”。宿舍好不宽敞！雪白的电杠照得如同白天，走到哪里都是亮堂堂的，似乎没有黑夜。吃饭不用花钱，任人吃个够。吃过中饭，领队告诉小将们：做好准备，明天毛主席接见！振奋人心的消息瞬间让小将们欣喜若狂，大家高兴地笑哇，狂抱做一团直跳，再跳……
凌晨三点，小将们就已排好了队伍，举着“红卫兵”旗帜，拾着毛主席巨幅图像向目的地进发，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中午两点，人群骚动起来：每个人的脖子都伸得老长，眼睛朝着一个方向，“来了来了！”人群沸腾起来了，高举着“毛主席语录”，有节奏地整齐地高呼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我看见毛主席了！他穿着绿军装，红光满面、身材高大魁悟，站在第一辆敞蓬车上，不时向大家挥手致意。过时的北京，是人的海洋，激动的海洋，沸腾的海洋，红色的海洋，欢呼的海洋…… 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毛主席，看着他由远而近，再从眼前经过，再由近至远消失在视线中，生怕眨眼耽误了幸福的时光，待主席离去，再回头时，余下的领导人全只是背影了。
随后几天，红卫兵小将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专院校，诺大的校园里除了大字报还是大字报，一张张令人胆颤的大字报“揪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触目惊心、墨迹未干。
文化大革命最严峻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我辗转回到家乡，家乡形势也不一样了。所有“当权派”——上至县长、县委书记，下至生产队长、学校老师，还有原来威风漂凛的工作组长……全被作为“当权派”一一被揪斗了。
父亲，东关六队的生产小队长，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田种地的老农民，作为生产队的当权派也被推上了批斗台。
他们的脖子上挂着“走资派”牌子，被“造反派”强迫着低头认罪，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罚打扫厕所；有的被下放到劳改农场喂猪种地，受尽人间之凌辱；有的想不开郁郁成疾；有的自寻短见，一死了之。
我的心中有着解不开的谜团——被批斗的人可都是老共产党员、老领导同志啊！他们对党不忠诚吗？父亲倒是不当回事，反复叮嘱孩子们：不能造反，别身在福中不知！
文革期间，没有恢复高考，学校没了学生，我则回到了东关六队，开始了一个新农民的生活。
一九八一年春。
我离开了出生以来三十年从未曾离开过的父母，调到城里工作。
这一调，父亲离世。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仍总是梦到月光下步履蹒跚的、七十多岁的老人辛勤地在地里劳作。这一切，都是为了能找几个钱。钱哪，谁人能离得开它！买米要钱，买油要钱，看病要钱，读书要钱，买一挑柴就五元钱，而我的工资每月才二十来元钱，三个孩子何处不用钱？哪有钱给父母？哪有钱让父母看病？而父亲辛苦种的菜一斤才能卖二分钱，那时的我们太穷太穷。那时的父亲、母亲太苦太苦，想到这些，心太疼、太疼……
老屋
二零一五年秋。
老木屋即将拆掉修砖混结构的新宅了。我丈夫世福专程从首府凯里回到黎平县城照了几张相片留着纪念，带着我和三个外孙女的夙愿。
我无比清楚老屋是父亲一身汗水一身泥，一块块木板，一筐筐石头，靠两边肩膀一双手，多年心血凝聚竖起的房子。老屋从此消失了，心中难以割舍，理所当然。
父亲是湖南叙浦县人，新中国成立前因灾害逃荒，一路乞讨最后在黎平县城东门外瓦匠冲落草而居。他不识字，身患残疾，是一辈子的农民。
世福在1967年与父亲初识，当时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世福的母亲给儿子订了与我家的婚姻。那时讲阶级斗争，唯成份论，两家都是贫农，门当户对。
他说初登我家门时，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条乡间小道，弯弯曲曲通往冲里，右面是稻田，左面是灌木从，穿过一片楠竹林，上几口石梯，左右两边长长的花枝和果树丫垂吊在大门口，形成自然的拱门。屋的左右是走廊，走廊上安有护栏，既安全又可凭栏远眺。主人劳作、客人休闲、小孩看书写字、挂晾衣裤、干菜果脯，都十分方便。屋的对面，是父亲亲手栽种的杉树、杨梅树、板栗树、桃梨树、拐枣树、柑橘树等。树干高耸、树灌茂密。
六十年代父亲带队开展多种经营，开垦果园种植各种经济林木，吃住在山上，几年如一日。黎平县水稻、油菜高产稳产试验，乐于在他的生产队示范；县委书记、县长蹲点调研，都喜欢住在父亲的老屋。
清明。
我和世福带着三个女儿和三个外孙女与一个刚出生的外孙子回黎平祭奠，得知1964年中央民族画报社专题报导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黎平的纪实采访时拍摄父亲、哥哥的历史照片作为宣传教育历史图片之一，陈列进黎平会议纪念馆。世福说：我想，我的岳父和姻兄在天有知，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老屋消失了，但是老屋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更加清晰且鲜明的留在每一代子子孙孙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