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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总理和邓颖超相扶相持一辈子，两人既是夫妻，也是最好的革命伴侣。
邓颖超心甘情愿当中南海的家庭妇女
周总理对妻子理解和体贴，邓颖超就加倍的对丈夫予以关心和照料，邓颖超会尽量将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好，不让丈夫因为家里的事情分心。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颖超甚至心甘情愿当起了中南海的家庭妇女。
周家是一个大家庭，所以，家里的亲戚朋友有不少。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因为和周总理沾亲带故，不断地上书和上访北京中南海西花厅。他们都盼望着能够和周总理扯上一些关系，依靠他的地位为自己获取一份好工作。
然而，周总理日理万机，忙得脚不沾地，对这些亲戚无暇顾及，于是，邓颖超一手揽下了这些“家务事。”
但是，在处理这些事情时，邓颖超也觉得一阵为难，因为周家人多，她也不可能对每一位亲属的情况都了解。若是全部都拒绝，那么于情于理都不合适；若是一律以礼相待，又担心里面有“浑水摸鱼”。
得知邓颖超的疑虑之后，周总理自己诶让当时还健在的六伯父详细的写下了一份周总理有关的亲属名录，里面足有3000余字。
邓颖超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伴侣。为了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她硬是根据这个“图谱”，主动承担起照顾周家亲属的任务。但凡是需要照顾的，都由邓颖超一个人料理。
邓颖超在照顾周家亲属上面细致，在用钱方面也非常的大方，她和周恩来两个人工资，大概1/3都用来帮助周家了，但她自己的生活却过得很朴素。
一直到周总理去世，邓颖超仍旧关心周家亲属，除却寄钱之外，她还接济到北京治病的周家的亲属，一直到她病故为止。周总理去世之后，他的秘书们算了一笔账，多年以来，邓颖超先后接济了周家亲属一万多元。
对于妻子所做的一切，周总理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他曾经对曹禺说过：“小超忙，我更忙。我们周家事个大家族，亲戚来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谢她了。”
在周总理和邓颖超几十年的相处之中，有一个见证人。1955年3月，赵炜来到西花厅工作，一直到1994年7月才离开，她在西花厅工作了将近40年，其中37年是在周总理和邓大姐身边做秘书工作。
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
刚来西花厅时，赵炜被分配到财经组当干事。
到西花厅工作，赵炜只觉得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常人都不一样，因为周总理习惯于晚上办公，上午基本上是他休息的时间，所以，秘书们一般都会工作到很晚。
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室经过精简改为总理值班室。由于秘书的减少，值班人员不够了，于是赵炜和丈夫赵茂峰几直接进入总理值班室承担每日24小时的轮流值班。从这之后，赵炜的工作职责也逐渐的从干事过渡为秘书。
周总理对于秘书的要求非常严格，向他汇报工作时：一要准确，二要及时，三要简明扼要。因此，赵炜他们请示汇报工作的时候从来都不会用“可能”“大概”这样含糊其辞的概念。说话也要言简意赅，不能啰啰嗦嗦。不过，周总理这里并不是一言堂，他常常会鼓励赵炜他们多提意见和建议，他主张秘书要开动脑筋，大胆建议。
即便过去很多年，赵炜也依旧记得周总理当年对他们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些秘书，不要光做事务性和 技术性工作，也要做创造性的工作，可以大胆提出政策的意见嘛。”
周总理是一个做事非常有规律的人，在工作当中，他往往会根据自己的习惯提出一些要求，如果秘书没有按照要求做，他批评起人来也非常的严厉，有时候根本不容人解释。
有一次，周总理告诉童小鹏主任，以后要将新来的文件放在办公桌的左边，童主任忙得厉害，一回来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也因此，值班室的同志们对这项新规定一无所知，仍旧按照以前的习惯将文件放在办公桌的右边。
第二天，正好是赵茂峰值班，周总理一进办公室就看到文件没有按照他交代的位置摆放，为此非常生气，马上就将赵茂峰叫了进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周总理说：“你工作有十多年了吧，为什么我交代了的事还不听？连这点事也办不好吗？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按照一般人，第一反应肯定是进行解释。
但是赵茂峰是一个性格内向的老实人，周总理批评他时，他就那么站在原地一声不吭，一句话都没有解释。
赵茂峰出来之后将周总理的批评告诉了童小鹏，童主任说：“这事总理交代过我，是我没告诉你们，跟你没关系。”
而周总理这次对赵茂峰的批评对赵炜他们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从此，赵炜的工作也更加地小心细致了。
和毛主席一样，周总理习惯于晚上办公，而他晚上办公结束的时间也没准，最早也需要到凌晨两三点，若是遇上的事情比较多，他还需要工作一个通宵。
周总理办公的时候，除了秘书有事可以进去，其他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就连邓颖超都很少进他的办公室。
周总理在办公室打电话时，除非他允许，任何人都不得留下。通常他们看到他接电话或者要打电话，就主动线推到办公室对面的值班室去。但是，有时候周总理会在打电话时摆摆手，赵炜他们都知道，这是让他们不用出去的意思，也许，他一会儿要将这件事交给某个人去办。
“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是在和周总理接触当中，赵炜他们常听他说的一句话。平时，周总理的文件都是由值班的同志拆，但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信件秘书一定不要拆，如果有误拆的情况发生，也必须当时就封好，同时需要再信封上面注明是由于某某失手误拆。
周总理对手底下的人严格，对自己更加的严格，遇到机密性很强的信件，周总理都是亲自写信封并封好，注明是由某某同志专送给中央某位领导亲戚，有时候写好了周总理又要添些内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
周总理对下面工作人员的职责划分的特别清楚，在他的办公室里，什么事情是秘书需要做的，什么是秘书做的，他可一点都不含糊。有的时候，赵炜他们看到他的杯子里面没有水，就下意识的要拿起茶杯给他添上点。但周总理却坚决不允许，他说：“这不是你们干的事儿，让卫士来。”
周总理保险柜里的“秘密文件”
周总理的身上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老手表，另外一只就是办公室和保险柜的两把钥匙，可以说是走哪带哪，也只有在出国的时候才会将它交给邓颖超保管，平时他保险柜里面的东西都是由他自己取放的，至于里面放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连邓颖超都不知道。
1966年，赵炜刚给周总理送完文件准备走，就被叫住：“你别走，还有点事”。赵炜一脸迷茫，随后看到周总理从他衣服口袋里面掏出了两把从不离身的钥匙，并询问他会不会开这个保险柜。
赵炜心想着，虽然自己没有开国周总理的保险柜，但是像这样的铁柜子倒是开过不少，这也没什么困难的。
周总理将手中的钥匙递给赵炜，让她试一试，结果，赵炜试的满头大汗，保险柜都纹丝不动。她只能老实回答自己不会开。之后，周总理走过来教她开保险柜，并指挥她动手，保险柜这才被打开。
保险柜里面放着三个傅作义先生交来的存折，赵炜听周总理的吩咐数了一下，一共有四万。周总理说：“四万？不对吧，你再想想，看是不是少了个零。”
赵炜又认认真真数了一遍，确实少了个零，她也没想到存折里面会有这么多钱。周总理说这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为了防止被抄走，给国家造成损失，所以在昨晚就将存折交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让赵炜将这笔钱存到中国人民银行去，要好收条。结束后，周总理又拿过钥匙，认真地教了她怎么把保险柜锁好，然后才把钥匙妥帖收好。
自从这件事后，赵炜就会开周总理的保险柜了。但是，等她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周总理已经去世了，他们清点周总理的遗物，但是，这次打开之后，里面并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赵炜心想，周总理住院前可能将里面重要的东西做了处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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