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七年前，当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时，注意到余先生早期在香港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我便开始零星地搜集这方面的文字，并准备写一篇长文（甚至是一本小书）来加以讨论。而且我的讨论将尽量不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学术论著——我的意思是余先生的学术论著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不必再经过我的重述。可惜因为个人疏懒，这个愿望迟迟未能实现。最近承《数理与人文》出题让我写一篇“余英时印象”，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我只先选择一些生活上的印象下笔。
我是在1980年，《中国时报》在宜兰栖兰山庄举办的一个闭门讨论会上初识余先生的。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所有参与者，后来几乎全部成为中研院院士或是“内阁部会”首长。我记得当时偶然有机会向余先生请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章太炎的思想》，提到当时大陆正在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动作太慢，深怕资料不足。余先生说史料不必勉强求全，但论旨要集中（原话是要有focus）。还记得当时余先生棋兴大发，与胡佛先生等人对弈，在座者都不是他的对手。由于我在一旁观战，余先生还转过头来问我：“你下围棋吗？”后来我才知道余先生业余六段，得过新英格兰地区本因坊冠军，甚至参加过在纽约举办的世界围棋大赛。据我观察，余先生似乎在学习与上手之间，时间距离特别短，学诗、学戏、学棋、学书都是如此。这当然也让我想起1980年代后期，我还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余先生一度前往纽约与林海峰对弈的往事。
1985年，我从士官学校退伍，准备申请到中研院工作。当时思想史在台湾学术界如日中天，史语所愿意招揽思想史方面的新人，而我也极其幸运地以硕士身份进入这个傅斯年口中的“天下第一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审查者之一，竟是余先生。
我真正有机会近身接触、观察余先生是在1987年到普林斯顿读书之后。可惜在普大的五年中，因为课程太紧张，学期报告太多，每天“夹着尾巴”央求人改英文，居然没有记日记，连仅有的三册上课笔记也沦陷在我的书海中，一时无从翻捡。现在回忆旧事，脑袋一片空白，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件事。胡适说得好，人的记忆倏忽而逝，如果没有一片纸记下来，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胡适记了几十年的日记，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史料）。无论如何，在那五年半间，我注意到余先生治学的几个侧面。
首先，余先生是随时在打腹稿的人，他仔细审度每一个问题，而且异常地专注。我也注意到余先生读书，似乎字字是立体的，读一句有一句之用，读一段有一段之用，它们牢牢地留在心印之中，故他“引物连类”的功夫特别强。多年前中研院有一位同事写了一篇与钱谦益有关的研究，余先生匆匆一阅，便马上说它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的一个片段相出入。我个人对《柳如是别传》并不陌生，但因为《柳如是别传》的叙述浓厚，每每还有一点枝蔓，所以完全没有把两者想在一起，这是一例。去年我偶然从史语所的“杭立武档案”中见到1949年冬，有封向“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报告的信。信中报告说黄霖生已经到广州劝陈寅恪一家来台。写信的章丙炎说黄霖生已经见过陈寅恪，但陈寅恪“因在铁幕内受片面宣传影响，对赴台深踌躇”。我偶然向余先生提及这封信，余先生马上说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一段可以与这封信比观。去年我受人之托，传真了一篇《祖国周刊》的文章（凌空：《介绍反共文化运动中的两个学派》），请余先生确认是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不意余先生很快地就回了一封传真，推测作者应该是某某人，而这位先生曾经访问哈佛，做过杨联陞先生座上客，后来未再见过等，把握精确，绝不含糊。
余先生的工作习惯是彻夜不寐的，所以我刚到普大时有几次早上十点上课，觉得他脸色灰黄，有点站立不住的感觉。我也曾针对这一点请教余先生，他的答复是：人是身体的主人，身体听我们指挥。意思是这不算什么。而余先生当时烟瘾正大，在普林斯顿大学时便听说过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烟，驾车到普大附近的WaWa买烟的故事。此外，我记忆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长夜之谈。余先生熬夜长谈的本领真高，在节日前后，他每每邀请学生与访问学者到家里吃饭，并做长夜之谈。这类长谈往往持续到凌晨三四点，当座客皆已东倒西歪之际，余先生仍然从容地吸着烟斗或纸烟。
在我中学生的时代，台湾正流行一种做卡片的运动。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当时的名称是“中央卡系”，我也受这波宣传的影响，以为“卡系”是一点就通的治学利器。而且一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为了辅助记忆力之不足，往往比较系统地做卡片。我就认得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家，如果忘了带他的制式卡片，是不进善本书库读书的。因此，我曾好奇地问过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说，除了早年为《后汉书》做过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记笔记，不做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观察没错，余先生读书也不太画线，与毛泽东“不动笔墨不看书”至为不同。甚至上讨论课时，也不大记学生报告的重点。好似他的脑袋中有那么几个匣子，有意义的材料会自动存在里面，等他开口评论时，只要依次打开那几个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期间，我一度回母校，为了旅途解闷，余先生曾将一两章稿子交我阅读。这时我注意到文稿中夹了几张废纸，上面零星地记着几个词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写时所依靠的线索。至于余先生撰写短文时，似乎是沉心研玩某些书之后，在脑海中形成几条主要线索，然后将书合起来，绕着那三四条线索，一气写成。在写作的过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时才会回去翻检原书。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陈确（乾初），他说自己详思多少年之后，决定判《大学》为伪经，乃下笔“快写一过”；或是像阳明在顿悟良知之后，凭着对经书的记忆，快写而成《五经臆说》。至少这是我读余先生很多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觉。
余先生撰写研究论文时，显示一种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达方法，也就是说他并不像清代考据学者动辄摆出“证佐千百条”，他只摆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证时，往往是一两条或两三条，其他证据则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学术论文读起来一气呵成，没有冗赘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近来由于电子文献数据库的发达，往往一按键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舍，容易出现过度水肿的情形，失去了阅读时的畅快感。
余先生阅读的方面非常广，如蜜蜂采花酿蜜，但大多备而不用。等到要写某一篇文章时，各种资源自然群到笔下，这也还是“冰山一角”式的做法。依我学生时代的观察，他对当代正在发展的人文要籍也非常注意。这中间包括像Isaiah Berlin、Charles Taylor、Richard Roty、Jürgen Harbermas、Paul Ricoeur等人的书。那些年代余先生飞行机会比较多，坐飞机正是他读书的时候。我记得Richard Roty的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一书就是他在从台北飞到纽约时读完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手上还留着一张纸条，是余先生托我到普大火石（Firestone）总馆帮他借《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Revisited）。
余先生极少托我们这些研究生做事，他是所谓的“单干户”。从做研究到写文章，全部一手包办，纯粹农业时代的手工作风，顶多请系秘书帮忙缮打英文稿，但余先生的英文稿是清澈而谨慎的。最近我有机会读到他的一篇英文稿，特地影印了一份，好警醒自己不要满纸鬼画符。
余先生是不碰计算机的。记得他在2006年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时，我正好遇到翁启惠院长，提醒他因为余先生是中研院院士，所以应该送一封贺函。过了几天，再度遇到翁院长，我问他送了吗？他说送了。我问用什么方式，他说电邮。我急呼：“余先生没有计算机，也不收电邮，您的邮件送到哪里去了？”至今，这还是个谜。
余先生1955年离开香港到哈佛，他是带了许多当时华人学界的关怀与困惑前往的，故他到哈佛之后便关心希腊时代、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主题。此外，关心余先生早年写作的人，已经注意到余先生在香港时期的少作，都肯定自由、民主、人权等，而且文章最常出现的词语是“思想”、“文明”。但在香港时，他的研究是以社会史为主，即使在美国担任教职初期，仍是以广义的社会经济史为主，后来才逐渐转向思想史。所以我推测余先生早期有一个思想与学术复调平行的发展，后来逐渐归于思想、文化一路。
2007年一篇题为“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Dao，2007.6：39-51）的文章，我注意到它似乎是余先生的夫子自道。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余先生身处的时代学术环境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命定主义”影响甚大，认为文化、意识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历史是由定律所支配。余先生此后的发展似乎对这类带有决定论色彩，或认为历史有通则的思想进行彻底的反思，强调文化及意义的自主性，同时也强调传统。他说在1955年，第一次读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历史的观念》时，深为其中许多讨论历史知识的特质、开人眼目的篇章所吸引，像一个事件的内在与外在部分，像历史知识是一种对过去思想的追体验，当时觉得比起那时最为当令的Carl G.Hempel的历史通则（covering law model）更有说服力。
余先生在文化上有许多主张值得深入探讨。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余先生从年青时代起，对自由、民主的理论便做了很多讨论。如果我的了解不错，在1950年代，国共政权之更迭，使得究竟是走西方自由之路，或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强调分配上的平等，是相当热门的问题。傅斯年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如果只有自由而没有平等，那样的国家他不愿意住。如果只有平等而没有自由，那样的国家他也不愿意住。他心中比较认可的，是像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兼顾两者的政治。如果我的了解没错，余先生《自由与平等之间》等论述，便与当时思想界渴望得到解答的想法有关。除了自由与民主的讨论之外，我觉得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中提到的“背景文化”是值得注意的。简单地说，在民主与自由的时代仍需要有一个“背景文化”，否则它们是行不通的。我觉得余先生早年在讨论自由、民主的时候，便与这个“背景文化”的观点暗合，所以他在那个时期的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当时他曾经给《自由中国》投过一篇文章，认为提倡自由、民主仍不废儒家文化。但是，这篇文章被拒绝了。因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主流派认为，推行自由、民主就要以清除传统文化的阻碍为前提。一直到近年，我觉得余先生更加自觉“背景文化”的重要。他在“余纪忠先生讲座”以及唐奖汉学奖的座谈中，都强调“人文与民主”，也就是认为丰厚的人文素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背景文化”。
最近我才惊觉当年负笈普大，在系办的走廊巧遇余先生时，余先生正好就是我现在的年龄。那时余先生精神飒爽，名满天下，刚从耶鲁大学的讲座教授转任普林斯顿大学的全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没想到岁月不居，转眼过了将近三十年了，时光飞逝，不免令人深深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