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24日，北京饭店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原来，功德林最后一批战犯得到特赦，毛主席指示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同志在此设宴，招待此前出狱的黄埔同学会的诸位成员。
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人员，黄维受邀出席此次聚会。
黄维
当他感慨万千地步入北京饭店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
黄维立即走上前去，朝着一个佝偻的身躯故意提高调门喊话道：
“哟呵，这是谁家的老头子啊？”
正背着身的李仙洲听出了是黄维的声音，立即转过身来，摆手笑道：
“哪里老了！我才81岁！”
李仙洲
听到这话，在场的嘉宾哄堂大笑起来，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烈。
然而在场很多人并不知道，如果没有李仙洲的出现，黄维此刻或许仍旧会被作为战犯继续关严，根本不会出现在晚上的同学会上。
李仙洲与莱芜战役
1946年，蒋介石准备在各条战线上调兵遣将。
当时山东省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因此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一带的军事布置。
于是，他将心腹爱将王耀武和李仙洲安排在济南城。
虽然李仙洲出身黄埔一期，要比黄埔三期的王耀武资历更老，但是王耀武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战绩确实耀眼。
因此学弟王耀武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而李仙洲则屈居副职，任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成为王耀武的左膀右臂。
王耀武
随着战事变化，蒋介石调整了此前全面进攻的策略，而是改为重点进攻我山东、陕北两大解放区。
就这样，王耀武被推到了战场的中心位置。
1947年2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投入山东战场，命王耀武和李仙洲兵分两路夹击陈、粟大军，企图一举击败陈毅和粟裕。
于是，王耀武按照手令，命李仙洲指挥整编第46师和第73军从明水、淄川南下，准备夹击陈粟大军。
此时陈粟大军摆出一副要强攻临沂的态势，王耀武轻蔑地认为粟裕这是自寻死路，这一次他要在临沂城下击败陈粟解放军主力。
然而，目空一切的王耀武中了粟裕的迷魂计，事实上粟裕只是留下一支偏师，假扮成主力部队故意在临沂大张旗鼓，目的就是让敌人麻痹大意。
此刻，粟裕正率领真正的主力部队日夜北上，准备奇袭李仙洲的南下大军。
粟裕
战场态势果真按照粟裕预想的情况在演进，李仙洲始终以为陈粟大军主力在攻打临沂，因此一路上毫不设防，优哉游哉来到了莱芜。
就在这时，粟裕主力的突然出现令他大为惊恐，同时也充满了困惑。
还没等李仙洲缓过神来，莱芜战役就打响了，李仙洲的部队迅速被解放军分割包围，随即陆续被歼灭。
而王耀武等了半天非但没有等到李仙洲的影子，反而等到了一大堆求援电报，可是即便王耀武有心救援李仙洲，但远水终究难救近火。
李仙洲一看败局已定，慌忙换上普通士兵的衣服，趁夜带着几个心腹畏罪潜逃。
然而，养尊处优惯了的李仙洲已经丧失了长时间苦行军的体力，其他军官不得不轮流背着他继续亡命。
然而，正是这一举动将李仙洲军官的身份暴露无遗。
2月23日，李仙洲被解放军抓获，其统帅的三万大军全军覆没。
好在粟裕没有让李仙洲孤单太久，不久后济南战役打响，王耀武在逃命途中因使用了进口卫生纸而暴露身份被生擒，送来与李仙洲一起改造。
黄维的恐怖战力
在国军将领中，黄维无疑是最有个性的一位。
黄维十分看中传统礼教，同时为人执拗，相当认死理，因此人送外号“书呆子”。
虽然黄维看起来有些迂腐固执，但是打起仗来毫不含糊。
黄维毕业于黄埔一期，与郑洞国、俞济时、桂永清等人是同班同学。
凇沪会战中，黄维死守罗店一个星期，手下部队几乎和日军拼光，由此一战成名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战后，蒋介石亲切接见了这位悍将，并赠送给黄维一张自己的签名照。
然而，黄维原本字“悟我”，不知为何蒋介石题字时写成了“培我将军惠存”，黄维对此大为感动，认为这是蒋介石要重点栽培自己，遂改字为“培我”。
因此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所以暗自发誓一生都要为蒋介石效死力。
果不其然，淮海战役打响后，原本置身事外的黄维兵团一接到上级调令，便日夜兼程赶赴主战场去送人头。
按照常理来看，国军在与我党的战争中，国军各兵团之间往往独自为战，大有“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传统。
可是黄维偏偏一反常态，星夜驰援主战场，硬生生把自己从安全地带送入火力中央。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黄维的“愚忠”思想以及执拗认死理的性格特点。
黄维的第12兵团是国民党的一支王牌部队，清一色美式装备，加之司令官黄维死战不退的作风，打起仗来凶狠异常。
1948年11月25日，解放军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双堆集一带，准备吃掉这支部队。
起初刘邓大军对一口气吃掉黄维兵团充满信心，然而，实际情况却让大家没有预料到。
首先黄维兵团人数庞杂，共计12万大军，想要短时间消灭如此建制的一个兵团显然是相当困难的。
其次黄维兵团下辖的第18军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也是陈诚的心头肉。
这支部队火力配置在国军中独占一头，拥有冲锋枪2370支，火炮440门，美制火箭筒120具，战车360辆。
更令人发憷的是，国军中著名的“威武团”“老虎团”“青年团”全都集中在第18军。
因此，手握王牌的黄维对中原野战军的保卫丝毫不怵，立即借助双堆集的掩体进行抵抗和反击，准备坚守待援，等徐州的杜聿明前来解围。
刘邓大军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几乎毁掉了所有的重武器，因此面对高度机械化的黄维兵团时久攻不下。
很快刘伯承和邓小平意识到了，光凭自己的力量可能无法短时间内吃掉黄维兵团，于是发电中央，请求陈粟的华野大军支援作战。
最终，在华野部队的会攻之下，黄维兵团于1948年12月15日全军覆没，司令官黄维被俘。
我党选择宽大处理，将他送往战俘营接受教育改造。
功德林改造与特赦
王耀武、李仙洲、黄维等被俘获的国民党将官，先后陆续被送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但是三人面对改造的态度却是天壤之别。
济南战役的彻底失败使王耀武认清了现实，思想得到彻底转变，也意识到了自己曾经站在人民对立面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因此在功德林里积极认真接受改造，是公认的改造模范。
而李仙洲则自认为解放军迟早是要将他处决，所以他在功德林内最关心的就是一日三餐。
李仙洲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处决，但是他唯一的诉求就是吃饱了再上路。因此他是整个功德林饭量最大，胃口最好的战犯之一。
据另一名战犯、原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回忆称，李仙洲一顿饭可以吃五六个大白馒头，如果是遇上肉包子，他随随便便一口气就能吃下10个。
沈醉
事实上李仙洲把每一顿饭都当成是最近的断头饭来看待，因此他才会如此发挥。
而黄维走的则是另一种极端，他是功德林内最为顽固的，长时间拒绝接受改造。
黄维十分重视自己的仪表，认为军人就要有整洁的军容。因此在被俘之前，黄维无论严寒酷暑都会身着军装，并且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然而，当黄维被押解到功德林接受改造之日起，他就拒绝刮胡子，同时也不允许其他人刮胡子。
黄维甚至还以此为荣，将其称为蓄须明志。
黄维的顽固心理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当时身处在功德林的很多战犯都感受到了来自人民政府的关怀。
管理员一年四季都吃不上的猪肉，战犯却隔三差五能够吃到。
黄维入狱时身患四种结核病，管理所全部将其医好。
黄维
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后，大多数战犯对我党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转变，纷纷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
1959年9月，国家积极筹备新中国诞成十周年的庆典活动。
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的提议：
建议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从功德林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犯。
最终，王耀武名列首批特赦战犯的名单之中，而满怀期待的李仙洲和死硬到底的黄维都没有得到第一批特赦的殊荣。
好在第二年，曾经在黄埔军校担任李仙洲老师的周总理给予了他足够的关怀，特地在第二批特赦名单上加上了李仙洲的名字，由此李仙洲重获自由。
党和国家并没有让特赦出狱的战犯自生自灭，而是给予他们合适的工作岗位，让他们也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光荣一分子。
总理交办的特殊任务
李仙洲特赦出狱后，周总理特意召见了这个昔日的学生。
看着年满六十白发苍苍的李仙洲，周总理也不免感慨良多。
总理告诉李仙洲，黄埔一期中他和曾扩情两个人年龄最大，因此总理对二人印象深刻。总理也一直希望二人能够早日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面对总理的关怀，李仙洲声泪俱下，表示自己过去不争气，做了不少错事，今后一定会好好做人，多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总理提出给李仙洲安排工作，让他前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但是却被李仙洲婉拒了。
李仙洲表示自己是戴罪之人，不适合在如此显耀的部门担任要职。
最终，李仙洲回到山东老家，任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
李仙洲在济南度过了一段恬淡的时光，却不料于1975年再次收到总理的召见。
此时的总理已经身患绝症，见到昔日的恩师如此憔悴，李仙洲再次潸然泪下。
总理没有精力再与他寒暄，只能强打精神给李仙洲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任务——重返功德林，开导被称为“顽石”的黄维。
原来随着一批又一批战犯被特赦，功德林内只剩下黄维等少数顽固分子还不愿接受改造。
李仙洲领命而去，在功德林见到了黄维。
李仙洲将自己在出狱后的所见所闻所想一股脑分享给了黄维。李仙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不辱使命，成功感化了黄维这块“顽石”。
1975年黄维得到特赦，成为最后一批走出功德林的战犯。
黄维出狱后不久，毛主席指示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曾在功德林改造的黄埔系战犯。
于是，黄维受邀参加此次黄埔同学会。
当黄维步入北京饭店时，他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李仙洲。
于是黄维立即上前与李仙洲攀谈起来。黄维笑话李仙洲道：
“你怎么这么能活？”
李仙洲也毫不含糊，立即表示自己还年轻的很，还要以极大的热情参加祖国的建设。
两位老友久别重逢，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一年毛主席已经82岁高龄，病重的他没有参加这一次宴会。
但是谁又能否认，这些黄埔系战犯的重生，都是源自于主席的人文关怀。
早在解放战争打响之初，毛主席就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杀戮，而是俘获人心。
当一位又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投入战犯管理所时，主席并没有剥夺他们作为人的权利，而是给予了他们最大程度的尊重，以期让他们在思想上彻底得到改造。
主席以特赦的方式给予他们回归社会的最佳途径，同时指示华国锋：
“对于生活困难的特赦战犯，政府要给予帮助和关爱。”
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也可以再次感受到毛主席的伟岸人格和博大胸襟。
最终，曾经的敌人一一改过自新，在晚年为新中国的建设燃烧了生命中最后的烛火。
参考文献：
①黄维：《功德林改造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②余克礼，朱显龙主编：《中国国民党全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