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贺子珍同朱旦华交谈，提到当年离开毛主席的原因:＂我见识少＂。这句话虽然简单朴实，但背后隐藏着一段纷繁复杂的故事。贺子珍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见识少＂？这种＂见识＂与她离开延安、远赴苏联又有什么关联？她和毛主席曾经相濡以沫十年，最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对革命伴侣分道扬镳？贺子珍离开延安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当年那些细节和原由，似乎渐渐被时光的帷幕遮蔽，唯有一丝丝蛛丝马迹留存。让我们耐心追寻，窥看那段峥嵘岁月下的动人故事。也许从中，我们能找到一些有趣的答案。
一、贺子珍的出身和成长环境:永新农村、家庭观念保守
1909年9月，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她的父亲贺焕文、母亲温吐秀，是一对典型的封建农民。那个年代，永新县地处偏僻，群山环绕，民风陈旧。人们思想保守，生活简陋，对女子教育的态度也十分守旧。
贺焕文一家原本家境小康，但在贺子珍6岁那年，一场冤案将他们陷入穷困境地。为筹钱替贺焕文伸冤，温吐秀不得不典当了全部家产。从那时起，一家人的生活就拮据起来。贺焕文在永新县城开了一家小茶馆维持温饱，而贺子珍就是在那间茶馆后院的旧房里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
贺家虽然读过一些私塾先生的教导，但观念却十分保守。贺焕文夫妇认为，女儿终归是要嫁人的，读书实在无益。因此他们只让长子贺敏学在家里读书，却把贺子珍拒之门外。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渐渐传播到永新，他们这才勉强同意让贺子珍上学。
然而，当时贺子珍已经10岁了。在那个年代，10岁的女童算是错过了最佳入学年龄。为了激励自己重视学习，贺子珍特意给自己取了＂自珍＂这个名字，希冀能自我珍惜、好好读书。但她真正能够用于读书的时间却是有限的，因为在1927年她就已踏上了革命之路，将革命事业视为毕生追求。
在贺子珍成长的那个环境里，一切都渗透着封建思想的色彩。她从小就被熏陶，认为男女有别，两性交往应该有分寸。儒家经典中＂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规陋习，已经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这种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后来也成为她与毛泽东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延安时期贺子珍的生活和认识转变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延安，开辟了一块崭新的革命根据地。一时间，数以万计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希望在这里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贺子珍和毛泽东亦在此时重逢，共同开启了延安生活。
对于久年流浪战斗的贺子珍来说，延安是个截然不同的环境。这里和她故乡永新县别无二致的，还是那片片青山绿水；但与之迥然有异的，却是弥漫在空气中的那股浓浓的革命热情。来自五湖四海的进步分子在这里汇聚，相互启发，思想亦日渐开放进步。
延安不仅有党的高级领导人，还有诸多外国友人。他们借助各种场合同革命党人交流思想，也渐渐影响着当地人的传统观念。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贺子珍对男女平等、思想解放等新理念也有了初步认识。
然而，贺子珍数十年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要彻底转变是一个漫长过程。每当她看到毛泽东和外国女记者亲昵交谈时，她仍会下意识地认为那是有失体统，甚至大发雷霆，和毛泽东发生争执。
毛泽东生长在湖南农村，受过新式教育，早已抛弃了封建糟粕。他试图开导贺子珍:＂男女平等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你应当跳出旧框框，拥抱新思想。＂但贺子珍总是无法理解，认为丈夫的做法伤风败俗。
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缓解了他们当年甜蜜的夫妻生活，也预示着日后的决裂。贺子珍虽在延安度过了一段重要的革命历程，但思想上的转变仍然是徐徐渐进、步履维艰的。
1938年1月，贺子珍离开延安，远赴苏联＂治病学习＂。她原本以为只是暂时离开，几年后就能学有所成、身体康复，继而重返延安、重拾当年的革命事业。
贺子珍没有料到，这趟远行竟让她面临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她将迎来一次思想的洗礼，也将亲身体会到改变一个人保守思想是多么的艰难。
三、贺子珍离开延安的导火索
1938年1月，贺子珍离开延安，远赴苏联＂治病学习＂。她在临行前给毛泽东留下一封信，说明＂就此分手＂。这个决定显然出乎意料，也让外人费解她为何会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离开。
事实上，贺子珍离开延安的直接导火索，正是她多年来不能完全接受毛泽东与外国女记者亲密交往的做法。在贺子珍保守的观念里，这种行为是难以启齿的禁忌。
1937年的一天，一位外国女记者探访延安，希望能采访毛泽东。根据惯例，毛泽东会亲自接待这位贵客，与她促膝长谈。当天，贺子珍偶然撞见了二人在书房里亲密交谈的场景，顿时被这出乎意料的一幕惊呆了。
按照贺子珍的传统观念，一个已婚妇女若见到丈夫如此接近异性，实在有失体统。她被深深冒犯了，当即冲进书房，对毛泽东大声斥责。一时间，房内外一片哗然。
毛泽东试图平息贺子珍的怒火，解释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采访，没有任何出格的行为。但贺子珍根深蒂固的旧观念难以转变，她认为丈夫已经伤风败俗，决不能容忍。
最终，这起小小的家庭矛盾，演变成了二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贺子珍痛下决心，要离开延安远赴苏联，一方面是为了＂治病＂，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异国他乡放松心情，忘记这段不愉快的经历。
虽然毛泽东一再解释并希望贺子珍三思，但她已下定决心。于是，在1938年1月的一个寒冷清晨，贺子珍匆匆告别延安，离开了这个曾经革命报国的重要战场，踏上了漫漫异乡之路。
离别前，贺子珍给毛泽东留下一封信，信中说＂就此分手＂。这几个简单而沉重的字眼，像一把锐利的尖刀，生生割断了这对革命伴侣十余年的感情纽带。
四、贺子珍苏联生活的挣扎和蜕变
1938年1月，贺子珍离开延安，怀着复杂心情启程前往苏联。出于当年的＂治病学习＂的念头，她原本以为只是暂时离开，几年后就能重返延安，重拾革命事业。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离开竟然是漫漫十年，期间她在苏联经历了种种挣扎和蜕变。
抵达莫斯科后，贺子珍一开始的生活相当清苦。作为一名普通的流亡者，她只能依靠党的一点补助度日。身边也缺少亲朋好友的陪伴，她感到无比孤独。当初离开延安的一念之争，如今在异国他乡竟有些后悔莫及。
更让贺子珍感到陌生的，是苏联这个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活方式。她从小生长在偏僻封闭的永新农村，后来又长期在延安这种小县城生活，对城市文明还很陌生。俄国人的开放思想和生活习惯，让她感到无所适从。
最初的几年，贺子珍几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日待在窗前远望，神情恍惚。有时她会想起延安时期的点点滴滴，内心五味杂陈。她渴望早日治愈病痛、完成学业，好回到熟悉的环境去。
直到1941年，贺子珍在莫斯科大学开始正式的学习生活，她才逐渐从郁郁寡欢中走出来。学习无疑是一种新的体验，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在那里，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西方的开放思想，体会到男女平等、思想解放的重要性。而毛泽东当年的教导，也终于在此时被她慢慢理解和接纳。
贺子珍在苏联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从封建到开放、从陈旧到新鲜的转变过程。这其中，她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她不得不放下自己根深蒂固的旧习，用痛苦和彷徨的方式重新审视自我，开启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个转变过程是曲折的，需要一点一点耐心地引导。好在在苏联期间，贺子珍结识了不少有识之士，他们用理性和友善影响着她，帮助她走出思想牢笼。从一开始的拘谨，到后来能自在交往，贺子珍改变了许多。也正是这种蜕变，让她在晚年时反思起自己年轻时的愚钝。
1949年，新中国成立，贺子珍本希望能立即回国，但由于一些原因，她的归国之路一拖再拖，直至1959年才得以重返祖国。走出苏联这个异国他乡，离开那里的生活习惯，又是对贺子珍一个新的考验。不过，这一次她已不再像当年那般患得患失。在这十年的蜕变中，她终于学会了开放、包容，并以更理性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
五、贺子珍离世前的生活和反思
1959年，贺子珍终于重返祖国，在北京与朱旦华重逢。当朱旦华提及当年她离开毛泽东的原因时，贺子珍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见识少＂。这几个朴实无华的字眼，似乎道尽了她此生的许多际遇和感悟。
重返北京后的贺子珍，生活相当简朴。她租住在一处四合院里，周围环境与当年的永新故乡没什么两样。不过，这一次她并没有感到陌生或者不适应。相比二十年前离开延安时的患得患失，如今的贺子珍已经变得从容大度、坦然接纳新事物了。
在北京的这段时日里，贺子珍过着清閒的晚年生活，偶尔会应邀作些演讲，讲讲自己的革命历程。她对于年轻人颇有一番照拂，总是鼓励他们要开放思想、勇于创新。在她看来，思想保守正是她年轻时最大的遗憾，如果当初能像毛泽东那样放下成见、接纳新理念，或许她的人生将走出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贺子珍离世前几年，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即便如此，她依然乐于结交新朋友，与他们促膝长谈。与往日相比，这个老革命已经变得更加通情达理、豁达大度了。她常常自嘲年轻时的＂愚钝＂，并诚恳地让年轻一代＂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有一次，贺子珍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场演讲，讲述了她离开延安、远赴苏联的前因后果。当她谈及当年那一念之争时，现场响起一片哗然。作为回应，贺子珍并没有像往日那般辩解自己，而是坦白地表示:＂是啊，我那时见识短浅，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贺子珍晚年的这种反思和开放态度，也是她在苏联十年蜕变的缩影。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她用痛苦重塑了自我，也彻底摆脱了旧有的精神枷锁，真正做到了思想解放。
直到临终前夕，贺子珍一直在自省、在反思。她有太多的话还没来得及对后人讲述，只能将自己的一生经历，留作无声的教诲。而她那句＂我见识少＂的自我评价，也许就是她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后的总结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