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读音：yue），洛阳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生于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667年）。22岁那年，他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获得第一名，被当时尚未称帝的武则天选拔为官。在门阀势力强大、门第思想严重的唐朝初期，能够以一介普通百姓，如此年轻时就获得君主信任，是非常难得的。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称帝的第十三年，张说36岁，刚刚升任凤阁舍人，负责起草诏书，前途无量。彼时朝廷并不清宁：武则天垂垂老矣，听任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把持朝政，各派势力围绕女皇身后的布局展开激烈较量，暗流涌动、使人胆战心惊。
身为中层官僚的张说，与各派势力都没有很深的关系，本来可以独立于时局之外，静观其变。然而，这种梦想很快被打破：宰相魏元忠得罪了张昌宗，被后者诬陷“勾结太子谋反”。如果这种诬陷被坐实，不但魏元忠要丢掉性命，太子李显（后来的唐中宗）地位也将岌岌可危，而张易之、张昌宗这对佞幸将彻底掌握朝局。当然，空口无凭，总归要有证据，所以张昌宗找到了张说，希望他以魏元忠下属的身份，公开指责上司谋反。
一开始，在张昌宗的威逼利诱面前，张说动摇了——换了谁不会动摇呢？如此巨大的权势，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只要作一个小小的伪证，就能换来全家乃至累世的荣华富贵。对于人到中年的张说而言，若能获得张昌宗的支持，接下来的仕途无疑会好走得多。于是他决定去作伪证。
第二天，武则天召集太子、魏元忠、张家兄弟和文武百官，就“魏元忠谋反”一事展开廷辩。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张昌宗请求召见证人张说。在奉召上殿的路上，张说遇到了三个人：宋璟、张廷珪、刘知己；这三个人的名字，后来都以正面形象载入了新旧《唐书》。
宋璟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你不能为了幸免于难，就跟邪恶之徒一起陷害正人君子！请你努力保持节操，今天你的表现，会受到千秋万代的瞻仰！”
张廷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夫子的话，你作为读书人，不会没读过吧？”
刘知己说：“请你不要在青史上留下污点，让你的子孙后代蒙羞！”
听到这些话，张说在想什么？不得而知，但他显然被打动了。当他走进大殿时，魏元忠还以为他要作伪证，绝望地斥责他。可是，张说的证词却是：
“我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敢不说实话。我从未听说过魏元忠谋反，是张昌宗逼我诬陷他罢了！”
张昌宗马上大吼道：“张说与魏元忠一起谋反！”
张说对武则天说：“您看张昌宗现在都这样飞扬跋扈，他平时又该是多么骄横！我怎能不知道，今天附和张昌宗作伪证，明天就能当上宰相；帮魏元忠说话，可能立即招来灭门之祸！可是，如果我诬蔑魏元忠这样的好人，他的冤魂怎么可能放过我呢？”
武则天的评语是：“张说反复小人，应与魏元忠一并下狱治罪。”我相信，张说在狱中，肯定没有得到什么良好的待遇。过了几天再次提审，他却坚决不改口。女皇虽然对此十分不满，但总归要注意公众影响，最后绕过了魏元忠，将其流放。魏元忠后来一直活到了武则天退位、唐朝复辟以后。
至于张说，因为不作伪证，丢掉了凤阁舍人的官位，被贬斥到岭南。七年之后，他被唐睿宗任命为宰相。唐玄宗时期，又被任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富贵寿考而终。不过，今天的人们，对张说当年的政绩，已经不再关心了；大家记住的，是他在邪恶势力面前勇敢地不作伪证的故事。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是小学四年级，在《资治通鉴》连环画上，故事的标题就是《张说不作伪证》。那套连环画的印刷量有数十万册，也就是说，至少有几十万个小朋友跟我一样，从小就看着张说的故事长大。宋璟鼓励他“受到千秋万代的瞻仰”，其实一点也没说错呢！只要《资治通鉴》这本书没有改，今后的小朋友，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读着他的故事长大吧。
鲁迅先生曾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张说算不算是这种脊梁之一呢？至少在那光荣的一刻，在我心目中，他算的。
我还要补充一句：我读《史记》《资治通鉴》，以及我国从古流传下来的各种史书，从来不是为了学习什么“权谋”“宫斗”，更不是为了学习揣摩上意、欺下瞒上，而是为了学习那些高贵的人。我后来又读完了《资治通鉴》原本，其中到底有多少帝王将相、血色权谋，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可是我永远记得在小学四年级的某一天，打开《资治通鉴》连环画，赫然看到的那个大标题：
张说不作伪证。
话说回来，张说的道德品质真的很高尚吗？好像也不见得。张昌宗最早指使他诬陷魏元忠时，他不是动摇了吗？不但动摇，或许还庆幸终于抱上了权贵的大腿呢。武则天宣他上殿作证，他毫不犹豫地就去了，还需要三位同僚一起拼命地喊醒他。魏元忠以为张说是来作伪证的，恰恰说明了在此之前，张说的口碑算不上很好，大家都对他心里没底啊。
然而，历史这位老师教导我们：一个人不需要在道德上完美无缺。他可以有疑虑、有动摇，乃至一时走错了路；只要知错就改，只要及时回到正确的道路，只要不让自己的动摇发展下去，那他就是一个好人。时至今日，我们固然记得张说一开始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但让我们记忆更深刻的，仍然是他在朝堂之上的慷慨陈词——“今天附和张昌宗作伪证，明天就能当上宰相；但我不会这样做！”
在张说和魏元忠双双被贬斥之后，不到两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人头就落地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迟早的事情。如此飞扬跋扈、胸无点墨、倚势凌人之人，怎么可能有好下场呢？当初劝张说不作伪证的宋璟，很快成为了开元盛世的名宰相；张说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入朝为相，成为四朝元老。这是一个好人最终获胜的故事。谁说历史上的好人往往没有好下场呢？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
从长远的眼光看，好人一般都有好下场。不是在短期，就是在长期；不是在身前，就是在身后。因为好人的所作所为，在根本上符合人类社会的运转规律，符合人们最朴素的道德观念，也就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究竟是党附张昌宗、诬陷魏元忠，还是勇敢地站出来抵制张昌宗，看似一个纯粹的道德选择，其实也是国家、社会长远利益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不是仅有张说在他36岁的那年遇到过，也不是仅有武则天时期的人们遇到过。每一代人都会遇到，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我们现在也在遇到。
你做出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我的选择跟张说一样：不作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