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2日，山西的秋天已经有些寒意，在一个隐秘的山坳，诡异的摆放着一具棺材。这时，一辆汽车疾驰而来，随着一声急刹车刺耳响声，几位宪兵从车上押下一个穿着破旧军装的男人，他一眼看到那口开着盖子的棺材，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归宿，缓缓走到棺材旁边站定。

“军长，你还有什么话想留给家人吗？”一位操着山西口音的军官问。被称为军长的男人一言不发，只是轻蔑哼了一声，然后长长叹了口气，抬头望向有些灰蒙蒙的天空，似有对这个世界的不舍。那位军官强忍着哽咽，连声说了三次：“军长，对不起”，然后扣动了扳机。枪响了，子弹穿过了男人的心脏，男人不由自主地倒在了棺材里，血很快浸透了他破烂的衣服，这边的执行者已经是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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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被枪杀的“军长”叫李服膺，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位被枪决的中国军队将官，之前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一军军长，中将军衔。他刚从战场上下来，身穿的军服早已被战场硝烟撕破，来不及换装就被逮捕了，经过军法草草军法审判，被判处死刑。而那位执行枪决任务的则是警卫营的连长，叫康增，其父亲是李服膺好友，自己曾经在李服膺手下当过兵。他知道李服膺的为人，也知道他死得冤，但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能忍着悲痛执行。

李服膺，字慕颜，1890年出生，山西崞县（今原平市）人，保定军校步兵科第五期毕业，毕业后就一直跟随阎锡山在晋绥军从军，冒着枪林弹雨南征北战，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应该算是阎锡山嫡系得力干将之一。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日军沿着平绥铁路西犯，与第13军汤恩伯部在居庸关展开激战。当时战况紧急，时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的傅作义亲率第三十五军一部和第六十一军两个团赶往居庸关增援。但当傅率部东进到距离张家口附近的孔家庄时，与大股敌人遭遇。晋绥军不敌日寇，且战且退，于8月下旬退到天镇。

天镇是雁北东部的门户，天镇是否能够守住关系整个雁北战局，傅作义于是命令李服膺为军长的六十一军固守天镇，务必挡住日军的进攻，减少居庸关战场的压力。其实所谓的六十一军，就是由六十八师在大战前仓促改编而成，下辖一个师加一个独立旅，全部兵力只有七个团而已。傅作义还抽调了两个团支援汤恩伯，与日军殊死拼杀遭到重创，没有得到任何休整补充，就马不停蹄的开赴天镇布防了。接到命令后，李服膺立刻在以天镇为中心的周边地带建立起了阻击阵地。

六十一军刚刚进入阵地的第二天，万余人的日军就紧随而至，以飞机大炮轮番轰炸李家山、罗家山阵地。而六十一军是仓促进驻，完全来不及修筑好坚固的工事，只能利用尚未完工的简易掩体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对抗，且一直没有得到上面承诺送来的补给，因此，仗打得异常艰难，各部伤亡很大，但没有一人后退。

坚守罗家山和李家山阵地的四二五团，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硬是坚守不退，以九个连长八个伤亡，其中阵亡三人，重伤五人，全团一千三百人只剩下六百人。在紧急情况下，李服膺给司令部不断连发了十八份求救电报，但援军和补给迟迟不至，最终，四二五团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守了四天四夜后，阵地失守。日军转而加强了对盘山阵地的进攻。

坚守盘山阵地的是四零零团。日军在四五二团阵地吃了亏，就改用更猛烈的飞机大炮轰炸方式进攻，炸弹不断倾泻在盘山阵地，并没有摧毁四零零团官兵意志。但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下，四零零团损失惨重，二营营长高保庸战死，一营营长席宝山受了伤坚持在第一线，三营和一个山炮连部分官兵被轰炸直接埋在了山洞里。最终，四零零团官兵战斗到弹尽粮绝，盘山阵地失守。这样，驻守天镇的三九九团就面临了更大压力，陷入拼死的搏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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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服膺命令三九九团无论如何坚守七天，这在当时看来无异于是天方夜谭，日军与我军无论是人力还是武器都相差悬殊，要坚守七日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只能听天命尽人事。

但最终奇迹虽然没有出现，既没有得到增援，也没有得到补给，但三九九团却的的确确坚守了七天！当接到撤退的命令时，杀红了眼的官兵竟然没一个愿意放弃阵地。这本身就是奇迹，这个奇迹是三九九团官兵们用血肉之躯创造的。尤其是团长张敬俊表现突出，除了身先士卒，还采取了灵活的战术打法，用平射炮打掉了日军的军列，让日军损失惨重。

日军恼羞成怒，轰炸得很凶猛了，城内惨烈程度吓坏了县长，竟要求张敬俊放弃抵抗撤退，以保护城中百姓。张敬俊认为即便放弃了抵抗，并不能保证百姓安全，以服从命令为由拒绝了县长要求。但考虑到百姓的安全，命令副团长带着残部与百姓撤离，自己则继续坚守誓与天镇共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