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从贵县改乘汽车,于1949年12月3日到达南宁。

他将在南宁组织召开第4兵团领导干部会议,作出实施滇南战役的具体部署。

两大任务摆在陈赓面前:一是经营云南,事关云南百业待兴的大事,必须在入滇前完成充分准备;二是粉碎汤尧“跑为上”的企图,行动要迅速,分秒必争。

两大任务形成了一对现实的矛盾。完成入滇的充分准备,大部队在南宁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滇南作战,事关大局,不容半点迟疑,兵力、战法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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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陈赓在兵团会议上提出,兵团主力留在南宁继续完成入滇准备,而立即进入云南歼灭汤尧中央军的任务只动用第13军四个轻装团和第4野战军配属的两个师。

这行么?汤尧溃逃滇南,虽是残部,也还有八个师6万余人,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重兵集团。

第13军担任主要方向作战,四个轻装团不足6000人,兵力对比是十比一。

敌军现在立足的位置,距国境只有三天路程,而我军还远在南宁,正常行军需要15天才能赶到,空间距离差距太大。

听见大家的议论,陈赓不急不躁,待大家把话说完,他说:

这样的仗,咱们是第一次打么?不是嘛。我们赢得多次的胜利,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今天,关键是要在“快”、“巧”上做好文章,来一个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他说:滇境敌军已成惊弓之鸟,将难决策,士失斗志。“边纵”已在战斗中发展成为两三万人的游击兵团,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

地方党有长期斗争的经验,在各族人民中树立了很高威信。起义部队虽然尚未改造,但在昆明保卫战中,已证明大多数官兵接受了我党胜利形势的影响。

把这些力量加在一起,优势在哪边?仍在我们这一边!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他特别强调说:下一步作战的关键,在于4兵团部队能否团结好4野部队、“边纵”、地方党、起义部队和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先敌关住国门。

大家心头豁然开朗。

会议最后决定:以第4野战军第38军两个师为南路,由百色出发,经富宁、文山,直插马关、河口、金平地区,封锁中越边境,切断汤尧集团逃往国外的陆上通道;

以第13军为中路,由南宁经百色、富宁、砚山,直插开远、蒙自,并抢占蒙自机场,切断汤尧集团空中撤逃通路;

北路第17军一部在平奕(今富宁)一带牵制敌军,支援桂滇黔边区纵队主力一部配合卢汉起义部队坚守昆明,另一部配合野战军各部队作战;

兵团机关和第14、15军分两路经贵阳、盘县及百色、陆良,进军昆明。

陈赓命令:13军,元旦先出发。

当时,驻滇南的国民党六万大军,由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汤尧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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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尧是合肥陆军讲武堂毕业,曾是黄埔军校首批上校教官,但在国民党军队中长期坐冷板凳,在参谋和后勤岗位上兜兜转转,靠资历混上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一职。

渡江战役后,他率陆军总部机关先从南京逃到广州,又从广州千里跋涉到云南昆明。

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前夕,汤尧刚到昆明找卢汉商量陆军总部机关驻地问题,因提前得到风声,于正式起义的前一天化妆成商人仓皇逃出昆明。

卢汉起义后,扣押了张群、李弥等人,汤尧收到了台湾发来的急电,一下子“时来运转”。

台湾方面明确告诉他:一,过去国防部与云南各部队、各机关的联络,凡由卢汉承转的,一律改由陆军总部承转。

二,正式发表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监督云南军政事务。

三,命令曹天戈兼第8军军长,彭佐熙升任第26军军长。

四,第8军、26军、89军合编为第19兵团,王伯勋为司令官,曹天戈为副司令官,负责指挥第一线军事,讨伐卢汉,营救李弥、余程万。

就这么简单地一变,汤尧换了一个模样:刚刚从昆明逃出来,转眼间带兵转过身去“光复昆明”。

他指挥第8、26军进逼昆明,气势汹汹,士兵们都戴上了“血耻”字样的白布臂章。

12月17日抵近;18日开始东路南路夹攻。占领巫家坝飞机场“占领五里多的汽车站。突入市区,逼近近日楼。海南岛起飞的轰炸机队轰炸了五华山附近。

战火正炽时,卢汉放回了第八军军长李弥。李弥回到大板桥,召集师以上军官见面,要求部队撤出昆明,退到西康和胡宗南会合。

众人围攻昆明正在兴头上,岂能放弃,这一建议马上遭到众人反对,李弥随即被汤尧打发回后方司令部沾益休息。

20日晚,战事进展不错,枪炮声彻夜不绝。汤尧、曹天戈很高兴,判断拂晓就能打进城。

紧急关头,卢汉又把余程万放出来。

放得很有讲究。

先把第193师师长石补天双手捆绑起来,腰间拴两枚手榴弹,派人掌握着拉火绳,令其出城高喊,让第26军停火。

第26军阵地枪声停止。卢汉立即派人用汽车把余程万、石补天等送出城。还送给了余程万四卡车银元,说是慰劳第26军官兵。

余程万一回到第26军,即令全军向宜良撤退。匆匆而退,与第8军连招呼都没打。

第26军退得太快,以致有一个团没来得及撤出来,反被起义军吃掉了。

深夜,曹天戈得知第26军开始后撤,害怕孤掌难鸣,也命令第8军的一线部队迅即向大板桥后撤。

两个军都开始后撤,挡也挡不住。

21日中午,汤尧赶到第八军军部驻地大板桥,力挽颓局。

他要求第8军停止后撤,就地待命;派出与余程万交情很深的人赶快到呈贡去说服余程万。

李弥此时从沾益发来急电,又提出立即向川、滇、康边境转进,靠拢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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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尧派车到沾益把李弥接到大板桥开会。

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主要是李弥讲的,他主张北上川、滇、康边境,向胡宗南靠拢。

第二个方案主要是大胆穿过呈贡,直奔滇南蒙自、开远、个旧、建水、石屏一带。

这一片土地大、人口多,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有铁路、公路,蒙自还有飞机场,距国境线近,蒙自离河口150余公里。

台湾当局给他们布置的所谓“最后决战,确保滇南,控制昆明,左右川康,建立西南反共复国的陆上基地”的任务,应有的条件在滇南都比较具备。

退一步讲,如果抵抗不成,还可以利用蒙自机场空逃台湾;或沿滇越铁路及其以西道路逃往越南、老挝和缅甸。

多数人说第一方案有百弊而无一利,认为眼下胡宗南正困缩川康,走投无路,自身难保,到哪里去等于自投罗网。

况且川、滇、康边境一带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大部队行进、驻扎以及给养都很困难。

加之时已隆冬,官兵衣服单薄,无以御寒。随军眷属也不堪拖累,恐怕到不了西康.就已四处逃散,所剩无几。于是,决定采用第二方案。当夜即开始行动。

谁知,同床异梦,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小九九”。

汤尧想退到澜沧江、怒江以西,以那里为根据地。他认为,只要能拖到5月份雨季到来,解放军即使赶到也无法行动,无可奈何。

到那时,国民党军稳可以借机苟延残喘,等待秋后看国际局势有何变化,再做打算;万不得已时想跑,也可从容逃往老挝、缅甸。曹天戈很赞成汤尧这方案。

李弥在想,滇南物产富饶,地势险阻,可以同解放军周旋一番,迫不得已时,逃往越南、老挝也很方便。

如果过早退至怒江以西,对上述有利条件弃而不用,未免可惜。

立足于这个想法,他开始天天忙着找县长,访土司,煽动成立“反共自卫军”、“反共纵队”、“反共支队”,发一些乱七八糟的番号,纠集乌合之众。

余程万这次最随和。“一脸憨相,心中雪亮”。怕在上面遭蒋介石的不满和怀疑,又担心在下面遇到师、团长的反对,只得暂且靠拢汤尧、李弥,以图自全。

他盼着交通恢复,然后立即逃出云南,把自己的部队拖到海南岛,以余汉谋、薛岳等为靠山,躲开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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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程万和李弥合影

所以,他绝对不愿意离开随时便于逃命的蒙自机场。

麾下的军长都各有想法,汤尧这个六万国军的总头头,也是很难当家啊。

1月2日,顾祝同派人飞赴蒙自,专门请汤尧、李弥、余程万三人飞赴台湾。

1月5日,汤尧刚刚抵达台湾,国防部第3厅厅长许朗轩便找到他说,陈诚向蒋介石建议,要把才逃回来的胡宗南赶回西昌,把顾祝同赶回大陆指挥部队。

顾的老婆听到这个消息,天天哭泣,担心顾祝同年老体弱,吃不了辛苦。所以,现在正想物色一位适当人选代替。

钱大钧、韩德勤等不肯去,别的人又多半资望不够,不便提出。照目前情形,只有汤尧可以代替。

如能这样,既解了顾祝同的困难,又减轻了胡宗南的负担,他们自然会感谢汤尧。

汤尧麻木地点点头,提出:我倒是可以去,但你们要多给些部队。

许朗轩赶快劝阻:“部队一多,就形成重点,又必然牵涉到顾总长亲自去指挥的问题。眼下是一时之计,等你在大陆站稳了脚,番号装备都不成问题。”

汤尧说:“好吧!大势已去,大官都怕死,孤臣孽子就由我来当吧!”

当晩,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们,着实把汤尧夸奖一番,又因撤围昆明一事,把李弥、余程万责备了一顿。

蒋介石说:“这次没攻下昆明也好,留一点人情余地,将来还可以利用。”

汤尧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午,汤尧到三民主义实践研究院的密室,同顾祝同、萧毅肃见面。

汤尧发愁:“兵力少了,恐怕站不住脚。”

顾祝同:“善用兵者就是以少击多,否则再多也挡不住共产党。再说,你真支持不住了,准许你退到外国去就是了。”

顾祝同给汤尧交了底,余程万既然靠不住,干脆把第26军空运台湾,武器留给汤,再扩充一个军。”

汤尧趁机试探:“叫李弥负责不好么?剩下的部队都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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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摇头:“你不知道,总裁认为用他不适宜。这样吧,他当他的省主席,兵权交给你。”

晚上,白崇禧在元山饭店宴请汤尧。白崇禧讲得很坦爽:“让你兼第8兵团司令,死守西南,好极啦,赶快去。不是今天的存亡关头,恐怕连一个连排长都轸不到你的头上。”

“兵权,只许可给他的人掌握.哪有你的份?不过,你一隅之地,一个兵团,怎么能抵抗得住共产党?识时务者为俊杰,最好是退到越南去。”

白崇禧还说出了担心:两个军都不是自己的部队,而且相互猜忌很深,汤尧你能拖得动么?

汤尧只是听。在台湾,他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搅越糊。

1月14日,一架军用飞机从台湾直奔滇南,降落在蒙自机场。机舱门打开,顾祝同走下来,汤尧、李弥随后。三人坐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朝蒙自城里开去。

一进指挥所,顾祝同就说,马上打电话,通知第8军军长曹天戈快来。

他不知道,曹天戈此时已经焦头烂额。

1月8日,第26军和第8军同时接到台湾方面的的电报。这一道命令短短数语,却犹如一把碎盐撒进油锅,激起两个军劈劈啪啪一片乱响。

命令很明确:一,第26军应即准备空运台湾整训,为减轻空运负担,迅速完成空运计划,该军应将所有武器、弹药、器材、马匹、车辆等装备点交第8军接收具领。

二,第26军所担负的蒙自一带防务,自第一批开始空运之日起,统交第8军接替。

三,限电到后,该两军应立即遵照,切实交接具报。

两军上下顿时疑惧横生。第26军驻扎云南的时间不短了,许多官长士兵是云南人,外地籍贯的官员有不少也在云南成家落户了。这些人不想走,请求发给安家费。

另有一部分团以上人员怀疑这是不满意第26军停止进攻昆明,台湾方面变相缴械。

第8军官兵感到局势如此动荡,有两个军尚且难以自保,现在只留下一个军,一旦有事,如何应付?他们发牢骚:“好的做酒,坏的做醋,国防部把我们丢在云南了。”

有不想走的,有怕挨整的,有怕吃亏的,人心浮动,沸沸扬扬。

曹天戈正在头痛,听见传见,很快赶到。

跨进门,就听顾祝同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胡宗南方面正要向云南开,他们来了,力量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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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的“大陆游击根据地”又不要了?不祥之感袭上曹天戈的心头。

顾祝同说:“总裁已经指派,你为第8兵团副司令官,仍兼第8军军长。”

曹天戈苦笑。

顾祝同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汤尧:“这是总裁要我带给你的一封信,此外还要我带来50000元银币给你,你可以派人拿回去。“

汤尧回到寓所,拆开“御笔真迹”,轻飘飘的两张纸。

第二天上午,顾祝同召集第26军团长以上军官训话。下午,他便带着李弥飞往西康去了。

汤尧觉着蒋介石的信和顾祝同的话都是在重复一句话:为党为国,忠贞到底。

任何事情走到了底,就该变啦。这不,正当滇南国民党军一片混乱之时,四野王牌三十八军却悄悄地断了他们往越南逃跑地退路。

第四野战军第38军参加广西战役之后,很快转入了渡海作战的训练。

他们已准备从桂林登车归建,东去担任解放台湾总预备队的任务。

从东北打到中南,从冰天雪地的“那疙瘩”来到冬天照样温暖如春的南疆,驰骋数千里,一路风卷残云,一路编织胜利的花环。

现在,他们停止了渡海作战的积极准备。他们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第114、151师隶属第4兵团指挥,进军云南,配合友军歼灭敌军残余。

他们很快完成了入滇作战的各项准备——轻装,筹粮,打草鞋,组织留守等。

部队出发了。12月16日,在广西的百色地区,第38军同坚持云南军事斗争的滇桂黔边区纵队会师。

走出百色平原,便坠入山的海洋,爬过一山又一山,永也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