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回溯童年往事、家族记忆，再现人生旅途、生死感悟的心灵之书，琦君邀请读者一同进入心灵的茶棚——“这座茶棚，无待远求，它就在我们自己的方寸灵台之间。”
■钟倩
乡愁是跋山涉水后的一种折返。在诗人余光中眼中，乡愁幻化为一枚小小的邮票；在诗人周梦蝶那里，乡愁隐喻为一只紫色的蝴蝶。而在中国台湾著名作家琦君的生命中，乡愁变为一盏红纱灯，沾着手的恩泽，照亮人世间的悲欢。
最新出版的琦君散文集《红纱灯》就是一本回溯童年往事、家族记忆，再现人生旅途、生死感悟的心灵之书，用她自己的话说，希望邀请读者一同进入心灵的茶棚，心灵会晤、纵谈古今，享受无拘无束的惬意。
这本小书，分为三辑，读起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是情感浓度高，带有“身世感”与时代底色，字里行间氤氲出的淡淡的情愫，如茉莉花香，挥之不去。琦君，原名潘希珍，出生在浙江永嘉县，父母早逝，被过继给伯父抚养长大。进入之江大学中文系读书后，受业于词学大师夏承焘门下，老师取自“希世之珍琦”的“琦”称呼她，加上敬语“君“字，这正是她笔名的由来。笔名堪称作者的第二张脸谱，最终成为她文学世界的精神底色。养父母去世后，她大学毕业进入中学任教，四年后回到母校任教，后进入苏州法院当秘书，32岁那年去了台湾，37岁出版第一本散文小说集《琴心》。74岁那年，她的最后一部小说《橘子红了》出版，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等。84岁那年，她最后一次回到永嘉县，参加“琦君文学馆”开馆典礼。五年后，与世长辞。
美国作家福克纳说过：“人无非是其气候经验之总和而已。”真正了解过琦君的曲折经历，再读这本书就会读出不同的人生况味：对于父亲、外公、阿荣伯、克姑妈等，作者的笔调是舒缓的、悠扬的、哀婉的，一如小提琴的曲调，裹挟着些许不易察觉的伤感。溢出文字的感恩、感动与故乡情结，源自作者融入骨血、楔入灵魂的爱——不是陷入一己的小抒情，而是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她特别擅长记叙一些小人物。当年，长工阿荣伯做的木制高跟鞋令她喜出望外，求学归来物是人非，阿荣伯已经去世，鞋子再也穿不上了，坟前的祝告何尝不是作者的深情挽留呢？同样是写母爱，她以“母亲的偏方”入题，伤风咳嗽时的煮萝卜水、发烧时的自配午时茶、冬天里的橘子皮橄榄糖茶、夏天里的荷叶煮水，这些最奏效的“药方”，俨然是亲情。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髻》，她以母亲与姨娘洗头发一事的鲜明对比，一个每年七月初七洗一次，乌亮的头发泛着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一个每个月洗好几次，对镜盘上一个油光闪亮的横爱司髻，以此凸显封建社会背景下女性的悲苦命运。
与书名同题的散文《红纱灯》，看似短小精悍的叙事散文，却蕴含深刻的做人哲理。作者围绕外公、“我”和五叔正月初七雪夜逛灯会发生的故事，平日里不爱学习、抽烟喝酒、偷叔婆钱的五叔，勇敢地跳河救下一个男孩，从此幡然醒悟立志做个好人，在灯下用心抄书。“两盏红纱灯并排儿挂在屋檐下面，照着天井里东一堆西一堆的积雪和台阶下一枝开得非常茂盛的蜡梅花。那梅，在静悄悄中散布出清香。”红灯、白雪、蜡梅，寥寥几笔，就把过节的氛围和家庭的温情烘托出来，结尾处“正月十五花灯会”，被救男孩特地跑来，点出“灯”的寓意——岁月深处那两盏漂亮又古朴的红纱灯，是回不去的童年，是抹不掉的乡愁，也是闪耀人性光芒的精神之灯。
琦君的文字蕴含着审美的意趣和文化的血统，即对真善美的至高追求。从与韩国作家孙素姬交往、《印度古今女杰传》读后、糜著《诗经欣赏与研究》跋中，可见她的文学观和世界观。譬如，谈到灵感，她认为“对世间芸芸众生，都要以‘慈悲’之心去体察，才能获得广大‘灵感’”。譬如，说到“诗人的心”，她强调不是诗词歌赋，而是“幽默感与同情心”。作为家庭主妇，她渴盼有一座远离世俗的小茶棚可以休憩，与友邀约，互诉心肠，获得心神怡悦。“这座茶棚，无待远求，它就在我们自己的方寸灵台之间。”
心灵上的小茶棚，是一间精神的书房，是一处宁静的驿站，还是一个生命的加油站。对女性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放松身心、回归自我的契机。
值得一说的是，琦君的亲情散文聚焦亲子关系，很适合家长与孩子同读。她住院时给儿子楠儿写信，《病中致儿书》《病中杂记》真挚感人、以情动人、启迪心志，借助住院时见闻、所感、生活点滴，启发和教育儿子懂得感恩，也传递出“润物无声”的深沉之爱。儿子一句“妈妈，你不要老，等我长大了，我们一起老！”既是童言无忌，也是人世间最美的守望。我们在感动之余，亦收获一份亲情的珍视与呵护。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三八红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