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能在遵义会议上逆势崛起，离不开周恩来的鼎力相助。此后，周恩来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辅佐毛泽东的工作当中，从这时起，周恩来对毛泽东发挥了最大的辅佐作用，周恩来在事实上成为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也就意味着，对毛泽东而言，周恩来的作用无可替代！
从1938年11月底开始，蒋介石抗战的态度和心理发生了微妙变化：他开始有消极抗日的倾向，对在敌后迅猛发展的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始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加上此时日本政府开始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的手段，使得蒋介石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打压共产党了。
1939年4月间，山东国民党秦启荣部制造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5月，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军进一步封锁；同月，国民党驻军一部包围了八路军驻虢镇通讯处，拘捕八路军将领的家属。
面对国民党当局恶意制造的磨擦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事实，周恩来回到重庆后立刻找蒋介石进行交涉，比如，对陕甘宁边区问题，周恩来要求国民党部队退出侵占的各县，停止挑衅活动。
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各地制造的磨擦迭起，陕甘宁边区周围的摩擦事件眼看要明显升级，为了研究解决办法，周恩来在6月18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在离开重庆前，周恩来主持了南方局会议，对南方局在国统区党的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返回延安时路过西安，周恩来会见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同他研究调解陕甘宁边区周围磨擦事件的具体解决办法。到7月时，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总算趋于缓和。但6月22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民军总司令张荫梧突然率3000余人偷袭八路军驻地后方机关，杀害了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
吕正操率部反击，打得张荫梧只剩10余人逃出。周恩来7月2日致电朱德和彭德怀，要他们立即将张荫梧进攻八路军驻地的实情详报蒋介石、何应钦、陈诚、李济深和冯玉祥等人，说清楚此事责任在张荫梧而不在八路军。周恩来还提醒他们，要对国民党军严加防范，他们必定会加紧进攻。
不久，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张荫梧恶人反告状，致电蒋介石，诬告八路军制造严重事件。7月22日，陈诚致电周恩来提出“抗议”。周恩来于8月2日复电陈诚，愤怒地揭露事实真相。由于周恩来代表中共义正辞严地揭露了事实真相，而张荫梧溃不成军的逃窜也丢了蒋介石的脸，国民党政府这才在年底下令免去了张荫梧各职。
接着，国民党第27集团军杨森部特务营又包围了新四军在后方的平江通讯处，当场打死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活埋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以及家属等10人，制造了湖南平江惨案，他们还严密封锁这一惨案的消息。
周恩来在延安得知消息后，立即致电陈诚提出严重抗议。而陈诚复电反过来诬蔑八路军“召集土匪、扰乱后方”，而国民党军则是“维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周恩来当即再次致电陈诚，进行严词驳斥。
面对国民党当局频频恶意制造军事冲突和磨擦事件，中共中央于1939年8月初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研究有关统一战线问题的对策。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重点阐述了当前统一战线的主要危险以及克服危险的主要任务和具体办法。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待统一战线的态度和心理做出了深刻精辟的刻画，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应该采取的正确措施和办法，还归纳总结出统一战线工作的6条守则。
周恩来以高瞻远瞩的恢弘气度、体察入微的剖析能力和丰富熟练的实际经验，在当时处在错综复杂、激烈变动的局势中，迅速抓住了统一战线工作问题的实质，作出了极为清醒、极为透彻、极为系统而又多层次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明确而又极为正确的对策，展现了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上卓绝的洞察力和工作能力。
当时，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如何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迫切也是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在解决这个压力巨大、任务艰巨的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最为复杂、也最让毛泽东操心的大事，周恩来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毛泽东提供了绝佳的、无人能及的巨大辅助和帮助。这是对毛泽东来说，证明周恩来的作用无可替代的第一件事。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在骑马去中央党校作报告的路上，因有人让周恩来的马受惊，害得周恩来从马上摔了下来，右臂重重地撞在石崖上，当场造成右臂臂骨粉碎性骨折。周恩来在延安做了1个半月的治疗，但3位印度医生检查后发现，周恩来的臂骨愈合得非常差，右肘只能半弯曲，右臂肌肉也开始出现萎缩。毛泽东决定，要周恩来前往苏联接受治疗。
9月抵达苏联后，周恩来选择了不开刀的治疗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会导致此后右臂只能弯曲而不能运转自如，但治疗时间短。他认为，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他长期在国外治疗。但即便如此，在这段治疗时间里，周恩来在处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价值极大的工作，为增进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作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20年代时，周恩来就已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了极高的威信，享有极高的声望。1935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治疗了几个月后出院了，一出院，他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
出院后，周恩来迅速投入到紧张而又忙碌的工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那时候，共产国际对中国国内的局势以及抗战的具体情况了解很少，甚至对中共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还存在不少隔膜以及怀疑。担心中共把精力放在与国民党的磨擦上，而不是放在抗日上面。
周恩来对此早有精心准备，他在12月29日专门写成了一份长达116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送交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分为4个部分：一是中日战争的新阶段，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三是党的工作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四是中共七大和准备工作。
周恩来的这份报告被译成俄文后交给了当时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再经季米特洛夫把这份报告送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执委们看。1940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报告。周恩来连续讲了2天，每天都在4、5个小时以上。他把中国统一战线形成的来龙去脉和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全都讲得清清楚楚。
周恩来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分析了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中日双方的优劣势以及强弱点，指出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英勇战斗的事实，很好地回答了共产国际最关心的“中国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周恩来的答案就是：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周恩来明确告诉季米特洛夫，中共经过长期斗争锻炼，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有力的领导，能够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正是周恩来的这些巨大贡献，使得共产国际及斯大林正式认可了中共中央在抗战的这个严重时刻所制定的政治路线，也正式认可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这是第二件事情，周恩来为毛泽东赢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信任和支持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件事情也证明了，对毛泽东而言，周恩来的作用无可替代！
参考文献：
《周恩来传》： 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