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解放军总参情报部的前任高官、少将姬胜德，在玉泉山的一次重要会议期间，被突然带走接受审查。经过深入的调查，这位本应肩负国家重任的军队将领，被揭露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依法应当判处死刑。
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军界，也让其家族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尤其是他的父亲，曾任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姬鹏飞。
姬胜德的堕落之路，是一条从荣耀到耻辱的漫长轨迹。他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一个充满革命理想的家庭。
父亲姬鹏飞，母亲许寒冰，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他们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相识、相爱，并最终结为伴侣。姬胜德作为他们的子嗣，自小便承载着家庭的期望和国家的未来。
和平年代的降临，为姬胜德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1956年，他顺应时代的召唤，毅然选择参军入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军队的多年磨砺中，姬胜德逐渐展现出了他的才华和能力，职务也一步步晋升。
1988年，随着全军恢复军衔制度，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出任总参情报部副部长的要职。那时的姬胜德，年仅四十余岁，被视为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未来有望成为军队的核心领导人。
然而，权力的提升和时代的变迁，却悄然改变了姬胜德的内心。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逐渐迷失了方向，开始沉迷于享乐，忽视了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底线。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甚至不惜出卖国家的机密，与犯罪分子勾结，成为了他们的“保护伞”。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玷污了他身为“红二代”的荣誉。
姬胜德的罪行主要有三：
一是挪用、侵吞军用资金近千万，用于在海外购置房产和开设私人账户；
二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巨额贿赂，将大部分赃款转换为外币；
三是向台湾和美国的间谍机构出卖我军机密，以此换取个人的暴利，并隐瞒其配偶加入外籍的事实。
这三大罪行，每一项都足以让他受到法律的严惩。
1999年初，有关部门在掌握了姬胜德犯罪的确凿证据后，决定对他采取行动。在玉泉山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被组织“隔离审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姬胜德起初还试图依仗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抵抗，但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末路。
消息传到了已经退休的姬鹏飞耳中，他感到震惊和痛心。作为一位曾经的三野名将和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他深知法律的威严和不可侵犯。
然而，作为一位父亲，他又无法坐视儿子走向毁灭。在矛盾和挣扎中，姬鹏飞开始四处奔走，试图为儿子争取一线生机。
他首先以个人名义给组织领导写信，为姬胜德求情，但收效甚微。于是，他又想到了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革命情谊，邀请一些老干部来为儿子说情。
2000年2月2日，他以过生日的名义，邀请了薄一波、宋任穷、张爱萍等老一辈革命家赴宴。然而，这些老干部们虽然理解姬鹏飞的苦衷，但却无法认同他的做法。他们深知法律的公正和严肃，也痛恨姬胜德这样的败类。
因此，他们只是通过电话表示了宽慰和慰问，并没有出席宴会。
这一举动无疑给姬鹏飞带来了更大的打击。他意识到，即使是自己多年的战友和老朋友，也无法在这件事情上给予他任何帮助。
儿子的罪行已经触犯了法律的底线，任何人的求情都是徒劳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和煎熬后，姬鹏飞于2000年2月10日病逝了。他的离世，无疑给这个已经风雨飘摇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悲痛。
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姬胜德深知自己的末路已经到来。在家人的劝说下，他选择了主动交代问题，并协助组织破获了潜伏在军队高层的间谍网。这一举动虽然无法完全洗刷他的罪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罪责。
最终，他一审判处死缓，二审时因立功表现改判为无期徒刑。
由于患有心脏病，姬胜德获得了保外就医的资格。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反思后，他最终刑满释放，开始了低调的生活。
回顾姬胜德一案，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曾经有着光辉前景的“红二代”，为何会走上如此堕落的道路？这背后，既有个人道德的沦丧和法律的缺失，也有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复杂影响。
我们应该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要注重家庭教育和道德培养，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