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全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发展外交关系的做法,朝鲜仍然会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但朝鲜也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建设。”

1992年,本来亲如兄弟的中朝两国,举行了一次气氛相当诡异的会谈。面对中国外长钱其琛,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说出了这么一句让人不好理解的话。中国的外交和朝鲜建设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或者矛盾吗?而且,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在一年多之后,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回了国内,从此朝鲜再无中国军队。而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从此走上了新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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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抗美援朝战争是在1953年落下帷幕的。但是,志愿军的大规模撤退,则是在1958年。这中间的5年,发生了不少事。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各方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战争随之停止。然而,朝鲜半岛的军事对抗仍未完全消弭。虽然协定划定了军界线和缓冲区,但美国却并未兑现其撤军义务。非但如此,美国还在停战协定签订当年的10月,与韩国签署了驻军协议,继续在韩国保留其军事力量。

然而,中朝双方的领导人考虑到,战后的朝鲜经济形势萧条,面对资本主义的这种软性侵略,实在无力抵抗。如果美国悍然撕毁协定,再次挑起战火,我们当然不怕。但是在人家没有直接打过来的时候,我们确实不具备打过去的进攻能力。一旦我方进攻,就可能失去仅有的国际支援,而朝鲜半岛也将不再有和平。因此中朝双方默许了美国的敌意,但为了防止不测,朝鲜也同意让部分志愿军继续留在自己国内,以抵御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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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为了和平奋勇战斗,视死如归,坚决同美帝作斗争,为朝鲜半岛与东亚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革命烈士黄继光、邱少云等人血洒沙场、长眠于朝鲜大地,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结下了血浓于水的生死情结。面对战后朝鲜的废墟,志愿军积极参与重建工作,与朝鲜人民一起造桥修路、建房种粮。志愿军的无私奉献感动了广大朝鲜百姓,他们的付出更成为中朝两国友谊的佳话。

1954年,刚从战火折磨中熬出来的朝鲜人民又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很多老百姓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志愿军全军省吃俭用,共计将自己生产的700万斤粮食送到朝鲜人民手中。志愿军还向朝鲜人民捐献了五百多副耕犁和10万多件生活用品。业余时间,志愿军官兵义务帮助朝鲜人民植树、耕作、修建屋舍及工厂,为朝鲜的重建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志愿军的无私奉献牵动着朝鲜人民的心,使他们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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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志愿军的帮助,朝鲜各大城市如平壤、咸兴、元川等在短时间内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经济建设取得巨大进展。志愿军还帮朝鲜人民重新翻修了水利工程,包括8座水库和一千四百多座大坝,大大改善了朝鲜人民的生活环境。

接下来的几年中,朝韩边境相对稳定。美国人除了建设军事基地之外,并未有进行军事进攻的企图。而随着志愿军的全面建设和朝鲜人民的努力,朝鲜国家实力逐渐恢复并得到提升。加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朝鲜已经具备了抵御韩国侵略的能力。志愿军继续大量留驻朝鲜,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因此,中国政府在与朝鲜政府的交流和沟通后,在1958年撤回了几十万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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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帮助一个国家进行战争,和夺取其国家主权是一个含义,美国就是按照这一惯例让韩国成为了自己的附庸国。而他们也普遍认为,志愿军留驻朝鲜,也是要变相夺取朝鲜主权。他们以此为口实,在国际上大肆抹黑中国。志愿军的撤退,无疑是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过,也确实并非所有的志愿军全部撤了回来,还有极小的一部分,仍在板门店附近尽着自己的职责,他们就是负责停战监督的“军事停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在边境摩擦仍处在萌芽阶段时,就通过威慑和外交的方式,将影响消弭于无形,以防止再度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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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不满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蛮横态度,我国政府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且在对方准备进一步夺取我国主权的时候予以了严辞拒绝。这之后,中苏关系恶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印度和越南相继侵犯中国领土,进而挑起战争。这期间,苏联也曾经直接出兵进攻中国,但是在珍宝岛冲突中被打败。苏联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但是在之后毛主席的国际大战略布局之下,苏联人没能得逞。

作为与苏联关系最为紧密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在这场由苏联导演的,针对中国发起的围堵之中 ,保持了中立。而且,中朝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还在这一阶段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是殊为不易的。由此可见,抗美援朝打出来的交情,确实是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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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不可能永远被孤立。看到了中苏交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看到了“重新拥有中国的可能性”。于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总统尼克松等领导人纷纷来到中国访问,有的直接建交,有的则为建交铺路。而韩国,显然也不想在这方面落于人后。

1973年6月23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了“623宣言”,表明韩国愿意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这被视为韩国外交政策改变的一个拐点。

1983年,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6名犯罪分子劫持到了韩国。尽管当时中韩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韩国政府仍然妥善处理了这件事。他们安排机组成员和乘客入住高级酒店,并在饮食上多做照顾,而且还派出工程师仔细检查和维修了客机。除此之外,韩国政府还安排机组成员和乘客在汉城市区游览观光,参观了商品琳琅满目的百货公司和三星公司的现代化工厂。这些友善的行为,得到了中国客人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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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中韩两国的相关部门就归还飞机进行了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劫机犯被判处4到6年的徒刑,在韩国执行。而飞机,则顺利归还中国。在最后签署的备忘录上,两国都签署上了本国的正式国名。这次事件的妥善处理,成为了中韩两国关系改善的契机。

此后,中韩两国在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迅速升温。1984年3月,韩国网球队到昆明参加戴维斯杯东区的一场比赛,对手正是中国队,最终中国队以3比1的总比分获胜。4月,中国青年篮球队造访汉城,参加第八届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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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2月25日,韩国总统卢泰愚在就职演说中表示,韩国将在进一步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同时,“发展目前与韩国还没有交流的大陆国家的关系”。不久,卢泰愚总统发表了一份特别宣言,表示韩国应当超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积极改善与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1986年9月,中国组织了一支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第十届亚洲运动会。两年后,汉城再次举行奥运会,中国再次派代表团参加。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现场播放的背景音乐是《歌唱祖国》。1990年,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韩国也派出了一支超过700人的代表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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