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陈诚做了两个梦，醒来后劝谏蒋介石：别再提“反攻”的口号了

1963年5月，陈诚在日记中写下两个梦境。第一个梦，是他梦见自己率领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激战北上，却陷入解放军的层层包围，他被惊醒了。

在另一个梦里，他带着国民党军队一路攻城略地，有一次他出营巡视，却被民众包围住，民众问他要东西，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掏钱，结果口袋里章然—无所有。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两个梦无疑反映了陈诚的内心挣扎。没多久，陈诚就劝谏蒋介石：“不要再提‘反共’的口号了。”蒋介石听进去了多少不得而知。

其实，在“反共”的问题上，一开始陈诚与蒋介石保持了多年的一致。整个50年代，“反共”的口号，陈诚喊得特别响。

1951年1月，台湾当局成立了“设计委员会”，负责人由行政部门一把手陈诚兼任。三年多的时间里，在陈诚的主持下，设计院研究出了多种“反攻”方案。

不过，这些方案大多是纸上谈兵。陈诚更多的时候是把它当成抓手，以推动台湾地区的各项建设。这就埋下了后来与蒋介石冲突的种子。

1953年，他在行政部门检讨会上强调：“反攻，第一是力量，第二是力量，第三还是力量。力量从哪里来？主要是从建设台湾过程中来培养，来积聚，来发挥。”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统治的日益稳固，加之美国不愿意让蒋介石惹出国际麻烦，陈诚反攻的调子渐渐降低。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称：“反攻是长期的。我们一面要有单独作战，随时应变的准备，一面要配合世界局势，坚持最后5分钟的打算。”

此后，在“反攻”的问题上，陈诚与蒋介石产生了重大矛盾。1963年6月下旬的一天，蒋介石在士林官邸主持召开“反攻”方案研究会。会上，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执。

蒋介石为了反攻，要求连续十年提高台湾筵席税、汽车税、房产税，其中第一到第三年将税额提高50%。以1962年财政支出的40%为基准，发行“反攻”特别债券。并要求行政部门编列“反攻”特别预算，计划在明年民意机构例会上通过。

这引起了陈诚的激烈反对，陈诚认为“反攻”不能以伤害台湾经济为前提，提高税收会损害消费，对老百姓百害无一利，发行巨额债券和编列特别预算更是会损害财政收支平衡，制造通货膨胀。

后来家人向他求证此事时，陈诚笑着说：”确有此事，幸亏蒋夫人居间缓颊。不过当时，我对总裁说，一旦号角响起，仍要请命出征。”

这次会议结束后没几天，陈诚就被“请病假”。蒋介石安慰他说：“你身子不好，又整天忙于政务，多年不得休息，偶尔放松一下也不错。”7月1日，陈诚遵照蒋介石的嘱咐到阳明山休养一个月。8月1日，续假2个月，往日月潭休养。12月15日，陈诚更是被要求辞去行政部门负责人一职。

从1963年12月15日到陈诚病逝，陈诚只在公众面前露过一次面，1964年6月14日，陈诚出席了石门水库的落成典礼。这个水库是他在1955年主持开工兴建的，历时9年，终于竣工。

那么，陈诚被迫辞去行政部门负责人，原因真的是与总裁在“反攻”上的理念差异吗？这还得从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讲起。

陈诚，字辞修，浙江省青田县人。1898年1月4日出生，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 11中学和浙江省立第11师范学校读书。本来，如果按部就班下去，陈诚将成为一名老师。可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命运。

1918年之前，保定军校的生源来自于各地的陆军中学毕业生。1918年，一心想扩充自己势力的段祺瑞决定扩招，各地中学毕业生都能进军校读书。

当时，由于军阀混战，各省都在招徕军校毕业生，军官的收入也远超其他职业，不甘心当教书匠的陈诚决心考入保定军校，后被编入第8期炮科。1922年于保定军校毕业后，陈诚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少尉、排长——这军队中最起码的官衔，便成了陈诚戎马一生的最初一个台阶。1923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

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征沈鸿英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他在肇庆医院养伤、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这一对恩怨相伴一生的难兄难弟之间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

陈诚伤愈后，升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1924年春，黄埔军校成立。陈诚不计官阶，随邓演达到该校任上尉特别官佐，任教育副官之职。在这里，26岁的陈诚，因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为日后的官运亨通打开了门径。

一天晚上，他因出外访友，深夜始归，一时不能入睡，便携带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书到操场练习单杠。恰巧遇到清晨散步的校长蒋介石。

蒋随手拿起《三民主义》翻阅，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显然已被认真阅读过，遂对陈诚大加赞赏，并询问了其姓名、单位，还作了记录。操场的奇遇，成了陈诚依靠蒋介石发迹、一生追随蒋介石的开始。

黄埔军校时期的蒋介石

陈诚对蒋介石的大肆吹捧，始于1933年夏天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期间。

在整个夏天，陈诚一共作了 30余次讲演和训话，动辄一个多小时，甚至几个小时，常常无需讲稿，口若悬河。演讲和训话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宣传“信仰领袖”，“服从统帅”军人思想；对蒋介石进行形象塑造。

陈诚将蒋介石比做是“普照天下焕发于万古”的“宝石”，要求学员在听到“委员长”的称呼时，姿势必须由“稍息”改为“立正”，以示对蒋介石的尊敬。

所以每次讲话，操场上时时发出整齐的两脚并拢的声音，甚为“壮观”。这一做法在国民党军队中流传了下来。每天早晨要举行升旗仪式，学员须向国民党党旗和南京政府国旗敬礼，唱党歌，以“养成敬爱国家和党的心理和习惯”，陈诚自然要身体力行，严格遵守。

这套做法当然为蒋所喜。为了政治需要和“剿共”需要，陈诚也乐意为之。他把历次“围剿”红军的军事失败，归咎于部队没有凝聚力，纪律涣散。特别是杂牌军将领更是如此。当然于个人私利也会大有收获，吹捧蒋介石能得到蒋更多的信任。

在庐山训练团期间，陈诚就常常以意大利法西斯罪魁为例训导学员。 他说：“墨索里尼从前是个最能够绝对服从长官的军人。他曾经当过四年兵，在当兵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服从。有一次，一个排长叫他把一大堆粪捧了，他毫不迟疑地去捧。他有这种绝对服从的精神，所以人家能够服从他。”

从庐山训练团开始，陈诚对蒋个人崇拜的宣传鼓动，没有停止过，而且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抗战兴起，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把对蒋的个人崇拜推行扩展到了党政和地方民众。因为，在他看来，全国抗战，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个人当然非蒋莫属。

有一次，陈诚为了加强训话的效果，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我们拥护的是革命的总裁，如果总裁不革命了，我们照样要打倒他。”蒋介石微笑着频频点头。

1939年8月，在军政教官研究班讲课时，陈诚先用一串排比句强调领袖的作用：“有领袖，主义才能发扬光大；有领袖，革命才有固定的重心；有领袖，中国才能真正地完成统一；有领袖，抗战建国才 能达到必胜必成。”

接着把蒋介石端了出来：“我们今天则有一个千古罕见的英明睿智的领袖——蒋先生。在他的领导之下整个国家乃由统一而步上抗战，更由抗战求得整个民族的复兴……”

如何服从领袖？陈诚提出了两个字、四个标准。两个字 是“忠诚”；四个标准是：“要认定服从领袖为革命党员 当然之天职，不能附带任何条 件，或任何企图”。“要认清服从领袖之真谛所在。”“要明白尊敬与信仰领袖的道理”。“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平等来服从领袖”。

后来，陈诚觉得光“忠诚”还不够，进而给个人崇拜理论披上宗教色彩。他说：“我们还要抱着一种圣洁的胸襟，像欧洲殉教徒一样的衷肠来服从领 袖。使领袖的伟大精神如太阳光辉，如明珠宝鉴那样普照于天下。”

陈诚还制定了若干仪式，以强化个人崇拜的效果。在军营，在党政机构办公室、会议室都 必须挂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见到画像，必须行“注目礼”。

庐山训练团时期的那一套继续推广：在正式场合，每提到“委员长”、“总裁”时，要求听者肃然立正。他自己当然身体力行：每次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时，听出蒋的声音，马上立正恭听。身边的人只要听到他两脚皮鞋碰撞声，就知道他是在与蒋通话。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官员当中，陈诚宣扬和推行对蒋的个人崇拜，最为得力。这种个人崇拜一直延续到国民党退守台湾地区。

虽然陈诚对蒋介石极为忠诚，而且在公开场合极力推行对蒋的个人崇拜、绝对服从，但在某些具体事情上，陈与蒋有时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还会发生冲突。这从《蒋介石日记》、《陈诚回忆录》、《陈诚日记》以及他们的来往电文、信函，可以窥见一二。

抗战时期，蒋介石原想在1943年春反攻缅甸，尽早打通国外援助的通道，并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军总司令，但陈诚鉴于中国远征军首次赴缅作战，伤亡惨重，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