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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5000

编辑 || 杨伦清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张国焘已经几大代表之一,而且因“南陈北李”没因故没有参加会议,张国焘成了会议主持人,而毛泽东非常普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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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认得张国焘,张当时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学生。

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的一个世宦之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也算是书香门第,也因此有着丰厚的田租收入,给张国焘以优裕的生活和读书的机会。

在中学里,张国焘与多数同学一样,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到上海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革命党人,听他讲述辛亥革命的传奇故事,不由大为动心,萌发了投身革命的念头。

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张国焘考上了北大理工预科班,于1916年秋天来到北京。

进入北大后,张国焘很快就成了一个活跃分子。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他最崇拜的师长。

受他们的影响,张国焘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当时还很幼稚,张国焘却以救国和革命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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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与许德珩等组织国民杂志社,又与罗章龙、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会。

这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场景:

繁忙的社会活动使张国焘从课堂转移到图书馆,在那里他有时向李大钊先生请教,有时与同学高谈阔论。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在屋子角落的图书管理员办公桌旁,一位身材颀长的湖南青年在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讲话,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他认得张国焘,张当时是一个很激进的青年学生。

而张国焘对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正是由于这种失落感,不到半年,毛泽东便辞去北大的工作,离开北京,回湖南家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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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张国焘一直处于最高领导层。他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

他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但是他也屡犯错误。在周恩来等筹划南昌起义前夕,他以中央代表名义去传达国际的指示,阻止暴动。

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他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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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自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将领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前者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后者就是张国焘。

而毛泽东却没有这般的风光,他一直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的最底层广大的农村之中。

从井冈山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来。但他却一直受到那些留苏派的讥笑,被认为是:

“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自从上海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便屡受排斥和打击,终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赶下了台。

一直到召开遵义会议后,才重新领导红军。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等留苏派领导人已经受到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批判,毛泽东重新掌权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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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国焘询问了陈昌浩遵义会议相关决议,得知博古已经没有实权,同样,王稼祥和张闻天也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力,而真正掌握中央红军领导权力的是毛泽东,也产生了异样的想法。

因为张国焘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屈居他人之下。

现在与中央会合了,党内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张国焘,包括毛泽东。在两河口他与毛泽东会面,虽然相敬如宾,却没有什么心里话好谈。明里暗里都在摸中央的底细。

在参加完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来后与陈昌浩交谈的一切内容,都是为了攻击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故意曲解遵义会议:

无论如何都是中央都不对,遵义会议前是错了,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部队垮了,只剩下几千人。从而证明自己的领导的是正确的,人员比中央红军多出几倍。

这是陈昌浩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内容。

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们,都真诚地盼望中央红军的到来,能扭转不利局面,使革命摆脱困境。

当张国焘在两河口见到一支疲惫不堪、装备破烂的中央红军时,原来的希望几乎破灭了。其言谈口气也从一个朝拜者转为收容中央的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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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原来只是在内心萌动的想法,此时就可以开始实施了,如仅仅能过这一次博弈来看,张国焘取得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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