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禺】
布兰登·费舍和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美国电影《良医妙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约翰·克劳利的两个孩子患上了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庞贝氏症，在二女儿的一次濒危抢救后，约翰冲动之下飞去了内布拉斯加大学，求见庞贝氏症研究专家罗伯特·斯通希尔教授。
斯通希尔教授为约翰一家的真诚所动，决定辞职与约翰共同创立一家公司，致力于庞贝氏症药物的研发。为了给新公司拉投资，约翰不得不克服一系列困难，甚至频频惹恼不通人情、极难相处的斯通希尔教授，全力以赴和死神赛跑……
《良医妙药》剧照
这是一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著名电影，展现了约翰·克劳利为找到庞贝氏症的治疗方法而进行的奋斗和牺牲。
今年初，美国国会的《生物安全法案》将中国药企药明康德列为打击目标，立法程序至今仍在推进。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贸易组织BIO的CEO雷切尔·金第一时间表示了反对。但一个月后，风云突变，BIO换了领导。
新上任的CEO正是电影中那个约翰·克劳利（角色与真人同名）。3月12日，药明康德宣布自愿脱离BIO。紧接着的第二天，克劳利撤回前CEO反对《生物安全法案》的意见，支持该法案并将终止和药明康德的合作。
充满戏剧性的是，克劳利为救治女儿创立的药企，就有重要产品是和药明生物合作生产的。这被药明康德看成是与他关系好的证据，在对外宣传时还曾讲过这个故事。
“生物技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当务之急”，这句话在克劳利上任后成了BIO优先事项。
出于这样的观点，克劳利表现出公私分明，尽管许多议员和业内人士都反对把小院高墙的做法用于医学，这毕竟是造福人类的事业，但曾为女儿的疾病奔波的克劳利，似乎并不认为人道主义应该高于国家利益。他上任后，对此不赞同的BIO高层大量离职。
克劳利领导BIO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许多成员需要八年的时间才能从中国合作伙伴那里转移已上市药物的生产，这一调研结果推动了《生物安全法案》在立法程序中被修订，对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的“宽限期”从2年延长到8年。
生物技术领域对行业外的人比较陌生，不少人是在医药基金的投资中，才第一次听到药明康德的名字。但这家企业在业内举足轻重，就凭一个数据便能说明问题——药明康德参与了美国四分之一药物的研发，可想而知这是什么概念。
药明康德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是如何在过去二十年里取得成功的？这家为美国市场生产了大量药物，为美国人的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又是如何成为美国国会议员们要立法打击的目标的呢？
等待药企的两个悬崖
2016年，作为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桑德斯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反对辉瑞与艾立建这一史上最大的医药企业合并。桑德斯痛批，辉瑞交易是为了避税的“不爱国”行径，并指责辉瑞的裁员和削减研究经费，特朗普则表示：“辉瑞带着大量工作离开我们国家，仅这一点就令人反感。”
特朗普和桑德斯所说的，是指合并后的新公司会迁往避税天堂爱尔兰都柏林，这能让已经落户纽约166年的辉瑞节约很大一笔税金。这和裁员与削减研发一样，都反映了当时全球制药行业的深层变革。
二战后，药物研发曾迎来“黄金时代”。政企校的联手，军队对抗生素、血浆的新需求，私人医疗保险的普及，都是这一年代制药行业大步扩张的动力。
当时美国的制药行业，远没有成熟，这就需要政府来输血，给钱、给地、给设备、给资源。为了开发新的抗生素，美国政府给企业提供了大量研发资金，药企当时“不差钱”，能够自己引领药物的发现与开发。
但制药行业的好日子并不能永远维持下去。因为有两个悬崖正在前面等候。
一个是“B轮融资悬崖”。随着行业成熟，美国对生物创新药的扶持会更多考虑产业整体的财税优惠，这对双创小公司来说就远不解渴。但靠风投来买单，小公司的容错性又无法满足投资者的需求。“B轮融资悬崖”指绝大多数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都撑不过B轮，相比大药企，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非常有限。
但大药企也在面临收入增长的停滞和成本上升。这就要说到的“专利悬崖”。药物一旦专利失效，竞争对手就会以更低价格生产，企业收入因此大幅跳水。
一种趋势渐渐形成，每当药企发现药物所需的新化学实体（NCE），他们的估值就上涨，而每当有专利失效，他们的估值就下跌。
但与此同时，研发成本不断攀升，转化为治疗用药的周期、药物审批时间却都越来越长。药物研发到投向市场的平均周期已达15年以上，耗资十多亿美元。
专利失效、政府价格管制、仿制药的竞争都不断蚕食着药企的营收，压缩着利润空间。由于医疗保健GDP占比高达17%，美国两党博弈医保降费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谈判降价、提高药品供给，减少独家权、设置国际参考价格等控制药费的政府措施先后出台。
而在财政压力下，美国政府的经费支持也在减少。
辉瑞这样的巨头也开始面临收入困境了。
辉瑞与艾立建的合并，可以说就是对“专利悬崖”等收入困境的一种应对。当一些新兴生物技术公司的新治疗药物已进入开发后期，大药企就会出手收购，同样是基于此的考量。
除了裁员、并购与避税，美国医药行业面对这两个悬崖，又开始采取另一种战略。
那就是合同研究外包（CRO）和合同加工外包（CMO）模式。药企不再由内部完成所有工作，而是将研发工作外包给具有相当科创能力但成本更低的专业公司，这些专业公司也大都由前药企高管或科学家创立，而这一产业也渐渐从美国、西欧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特别是中国的大学能够提供大量高技术水平的毕业生。当然，这些中国公司并不会止步于做研发外包，也会向药物发现和开发迈进。
要理解药明康德这样的企业从何而来，必须先理解上述这一大背景。
药明康德诞生记
1993年，默克公司的科学家博德温，也被公司提前退休了，尽管他拥有180多项专利，曾研发出许多赚了大钱的突破性药物，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畅销药物胃舒达。
不情愿的他将注意力转向当时的一种新的组合化学技术。哥伦比亚大学的克拉克·斯迪尔与冷泉港实验室的迈克尔·威格勒开发了一种新技术，能以比传统方法更低的成本，快速合成出数十万的小分子化合物。用传统的人工合成方法，一位化学家每年只能合成25-50种化合物，从中要筛选出可能入药的先导化合物。
可用的化合物数量不足，是当时新药研发面临的瓶颈。在药物开发过程中，从筛选到体外试验、动物试验、直到临床前试验，尝试数千甚至数万个化合物，最终可能只有1个成功。
博德温和几位默克的同事，想把这种技术商业化。1993年3月，博德温团队成立了美国药典公司，并签了独家授权，获得了这一技术的专利应用授权。哥大斯迪尔教授的几名博士生加入了这家新公司，其中就包括李革。
作为早期的CRO公司，美国药典乘上了医药研发外包的东风。前面说过，生物技术公司力量小，甚至多数撑不过B轮，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在内部建立全套新药开发职能，美国药典这样的外包公司能在新药发现与化合物授权许可上提供合作，为他们节省资源，补齐短板。
尽管生意节节攀升，但美国药典的工作非常耗费人力。要制得不同的化合物，需要不断用不同试剂重复一个复杂化学过程。为了降低价格，最明显的办法是把化合物生产搬到低成本的地方去。东欧和印度都是CRO人才套利的市场，而中国也要加入到这一版图了。
美国药典预测化合物结构的编码方法，在当时非常超前，印度还没有人这么做。由于李革的中国背景，他与博德温一拍即合，为什么不降低成本，把这些工作挪到中国去？博德温和李革于1999年动身前往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太湖水，这家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国有集团，被认为最具潜力。太湖水有化学领域的生产经验，比如一项业务是生产绿茶提取物销售给美国食品企业作为原料。尽管博德温和李革在考察后都认为，将部分工作迁往中国可行又经济，但董事会却疑虑重重，选择按兵不动。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WTO，也并不是如今的经济强国。
李革和博德温决定自立门户，他们创办了药明康德。李革从美国药典辞职后出任CEO，博德温则成了新公司的董事。李革的妻子赵宁也是哥大的化学博士，她也加入了丈夫的新事业。太湖水集团也出了资金，公司落户无锡，也是为了靠近上海又靠近太湖水总部。在当地市政府的慷慨支持下，药明康德享受用地优惠和部分税收减免。
药明康德创始人李革赵宁夫妇
成立后的第一年，药明康德招聘了48名员工，其中27名有博士学位。2001年12月，李革拜访了第一位客户。药明康德的第一位客户最终敲定为默克公司，也就是美国药典几位创始人的老东家。药明康德第一个真正的大合同则来自美国药典的化学部门，美国药典的管理层不愿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但并不介意外包业务给李革的新团队。
中国头部CXO商业成功的逻辑
CXO是从事医药外包的企业的统称。包括CRO、CMO/CDMO、CSO三个环节，分别服务于医药行业的研发、生产、销售三大环节，可简单理解为研发外包、生产外包、销售外包。
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头部CXO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地位，以至于对生物制药并没有多少理解的反华美国政客，都要搬出国家安全的名义，推动针对性法案来打压？
中国的人才套利机遇肯定是一个大前提。美国博士毕业生的起薪，可以超过一年20万美元，但是中国博士的起薪仅为2-3万美元。有投资者问李革，在中国招募科学家有多难，李革的回答是，不难，因为中国每年能培养出30万名生命科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
药明康德的一名技术人员
但仅有价格竞争力还是不够的。从药明康德的诞生记中，不难看到这类公司有一个熟悉的人脉圈，比如默克、美国药典等药明创始人前东家。研发外包虽已成为普遍做法，但对于需要知识产权交换的复杂项目，客户一定是难以放心的，因此管理层的经验和人脉至关重要。
药明康德的一位投资者对此这样评价：“如果不是因为李革，如果没有他、博德温博士、还有他身边其他人的信誉，那么公司永远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接触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权借来后，工作完要还回去。如果这一点有任何违规，公司马上就完蛋。”
中国头部CXO能起步，要归功于强大的国际人脉和业内的信任。但有了这些依然还不够。
印度是中国之外另一个CXO产业核心区，如果拼人力成本，拼人脉关系，印度也有一定的优势，但虽然印度的CRO/CDMO领域也增长迅猛，高端产能却依然稀缺，因此做不到中国这样的头部。
类似半导体晶圆厂代工，CXO存在技术代差，而即使是同类技术，也存在质控合规和生产效率的差别。相较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中国CXO的质控能力是关键优势。
《仿制药的真相》就披露了印度仿制药行业为了降本逐利，各种伪造数据、无视安全生产原则的欺诈。行业甚至流出谚语：“我们不建立体系，我们想办法绕过体系。”这样的药物流入医疗体系，后果当然是灾难。
即使是欧洲的大型CDMO公司如Catalent，也被曝出过多次质量问题，通不过FDA的检查，导致“药王”司美格鲁肽灌装产能出了大篓子，拖累了大客户诺和诺德。被坑惨的诺和诺德无奈亲自下场，出了165亿美元的天价，直接收购了Catalent。
作为对比，药明康德2023年接受了来自全球客户、监管机构和独立第三方的748次质量审计，100%符合要求。也就是平均每天都需面对并通过2次严格审计。
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灵活性高，合同容易中止，让中国头部CRO对药企又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在大多数药明康德的合同中，客户保留单边终止合同的权利，仅需提前30-90天通知。
中国CXO供应商支持超大规模的快速交付和有弹性的高端产能。相反，印度CXO公司经常无故延后交付，随意更改交付要求，交付质量也不稳定。
结论也就很明显了，虽然《经济学人》称一些制药商正在寻找来自印度的替代供应商，但高端产能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替代的，哪怕印度的成本优势确实很大。其实，即使印度自己的制药业，也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2022年印度仍有近70%的原料药来自中国。
不顾一切的脱钩
在中国CXO高歌猛进的同时，地缘政治的阴影始终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去年，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从10大战略产业的产值、供应环节、依附性等全方位对比了中美之间的优势，以全球平均产值对比，目前中国领先于全球的占7个，美国具备优势的仅有IT信息服务、生物制药和飞机。
生物制药和芯片、大飞机一样，对美国来说不容有失。
《生物安全法案》目前的草案瞄准了药明康德、药明生物等五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限制美国生物制药公司与其合作。美国试图加快摆脱对中国生物制造的依赖，已经不顾一切。
首先被牺牲的是美国患者。
查看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页记录后，《纽约时报》也承认，美国人用的许多药都离不开药明康德，这家公司为美国市场上销售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药物生产部分或全部主要成分，包括广泛用于白血病、癌症、肥胖症和艾滋病的治疗药物。
突然脱钩可能会伤害美国数百万患者，因此更新后的法案给出了近八年的豁免期。但考虑到美国目前处于20年来最严重的药品短缺，这个过渡真的能够平稳吗？
其次被牺牲的还有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BIO调查了134名受访者，代表美国124家生物制药公司，79%的人表示他们至少有一份合同或产品得到了中国CDMO的支持。
前面已经讲述过美国小型生物技术公司的“B轮融资悬崖”，这些小公司对中国CRO的依赖尤甚，美国绝大多数的中小Biotech离不开中国CRO，否则会破产。因为在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寻找其它选择他们都负担不起。美国本土的头部CRO公司虽然质量高，但价格则是“极高”，印度的服务虽然低价，但用《经济学人》的说法，低质到“其宽松的监管标准长期引起美国监管的担忧”。
最后被漠视和打脸的还有美国地方政府。
药明康德和药明生物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税收优惠，在马萨诸塞州和特拉华州建立了大型研发和生产基地。这些基地能创造就业和收入，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欢迎。药明康德设在费城的一个部门正与一家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合作，为晚期皮肤癌患者提供增强免疫细胞抗癌能力的尖端疗法。一边合作一边打击的尴尬，可能也反映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些深层问题。
药明康德在美国特拉华州药物生产基地的奠基仪式，州长和当地官员参与合影。特拉华州提供了1900万美元的税收资金。
那么，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制药外包公司，该怎么应对呢？
心虚的究竟是哪一方，其实并不难看出来。美国国会议员们想着一招致命，还没打出来，却又缩了回去，约定8年后再出手，这要是高手对决，是何等的颜面扫地。
中国企业的应对说来也简单，就是继续苦修内功。
一位CXO药企的创始人表示：“与其被政治裹挟，不如回到第一性原理，精心打磨技术和业务，并通过更加国际化的市场开拓方法去建立国际化的品牌。”
早在美国打压之前，药明系早已开启全球布局，已在爱尔兰、德国、新加坡陆续布局建厂。爱尔兰工厂正在工艺验证阶段，预计到2025年将实现满产。
如果对比中美在生物制药上的竞争力，美国拥有以FDA为核心构建起的医药产业创新体系，确实仍有中国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
技术是重要的，但并不是万能的，前面已经用很大篇幅，介绍了药明康德为代表的中国CXO是如何把握住历史机遇发展壮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不是全部。
生物制药产业是一个极为依赖于经验与人力的产业，CXO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发展的基建平台，是行业Know-how的核心。制药外包本质上是一种围绕“人”的服务，而不是某个产品或某种原料，是无法靠简单的技术迭代或扩大规模来取代的。
能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符合监管、保证质量的服务，又能保证足够的产能，这是中国CXO无法被替代的关键。过去几年，全球最热门的药物产品就是新冠口服药和GLP-1减肥药。这两个需要短时间快速放量，最终都进入“百亿美元俱乐部”的品种，都要解决可靠产能问题。无论是辉瑞，还是礼来，只能不约而同找上了中国CXO公司。
这保证了在8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以药明为代表的中国CXO公司必然能挺立在牌桌上，继续打磨技术，向新药发现的价值链上游进发。而在此之后，全球生物制药新的产业格局一定会形成，这是任何人不顾一切都无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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