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2年11月，吴学谦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次年1月，黄桂芳奉命从外交部新闻司调任吴学谦的秘书。此后，黄桂芳在吴学谦的身边工作了8年的时间。直到1991年初，他被调离了吴老的身边。
黄桂芳临行那天，吴学谦把他叫过去嘱咐了一席话。吴老希望他能到第一线去工作，这样有利于他以后的官途发展。后来，黄桂芳每次休假的时候，都会找吴老聊一聊自身和工作的情况。
6年后，吴学谦准备成立一个特殊的基金会，他还郑重地邀请黄桂芳等到退休之后加入其中。对于吴老的安排，黄桂芳感激万分。
黄桂芳被调到吴学谦身边当秘书
黄桂芳调任吴学谦的秘书后，第一件事就是机场接机。那是1983年1月的一天，在首都机场，黄桂芳第一次见到了出访归来的吴学谦。黄桂芳自我介绍之后，吴学谦向他伸出手，说：“听人介绍过你，明天办公室见。”话说，吴学谦从中联部调外交部时，只带了个司机，没带秘书等工作人员。
次日一早，吴学谦把黄桂芳叫过去，问他来这里工作有何看法？黄桂芳如实说，他从未干过秘书，担心做不好。吴学谦拍拍他，笑着说：“我也从未干过外交部部长。没关系，慢慢熟悉嘛！”就这样，黄桂芳正式地成了吴学谦的秘书了。
黄桂芳调来的时候，就打听过吴学谦的经历了。吴学谦于1921年12月出生在上海。他早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自1938年起，吴学谦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次年5月，吴学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后，吴学谦任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副书记、书记。在解放军渡江以前，吴学谦参与领导上海的学生运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渡江以后，吴学谦又带领学生们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上海市纠察总部（人民保安队），积极配合解放军，提供敌情线索、搜索残余敌军、保护工厂、学校等做了许多工作。
1949年以后，吴学谦任共青团上海市工委秘书长。1958年调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任五处处长。1978年后，吴学谦任中联部第一副部长。1982年任外交部副部长。
1988年4月，吴学谦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与此同时，吴学谦还有个职务叫“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同年12月31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吴学谦要出席并讲话。这里有个小插曲。
那天，准备去参会的吴学谦，在办公室突然脸色苍白，上吐下泻。身边的工作人员马上给北京医院打了电话，医生听后要求把吴学谦立即送到医院急救。可吴学谦却执意坚持要先去大会堂开会。
工作人员也深知这场活动的重要性，且无法改变吴老的决定，便赶紧送吴老到了会场。吴学谦强忍着疼痛，发表完讲话。散会后，吴学谦在众人的催促下，才去了医院。大夫检查后，发了一顿火。原来再晚点送来，后果不堪设想。就这样，吴学谦住了院，可在医院的他，却还想着工作。
像这样的场景，黄桂芳见过不止一次。吴老在工作中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给黄桂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黄桂芳要调离，吴学谦嘱咐他到第一线好好干
在黄桂芳的眼里，吴学谦的身上有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1986年，吴学谦一家搬进中联部的住宅区后就没再换过。期间，吴学谦的儿子曾多次对父亲讲，把房子装修一下吧，住着舒服。吴学谦却不理会，主要原因还是怕花国家的钱。吴学谦去世后，很多的亲朋好友来家中悼念。他们发现吴老的房子和普通人家的没两样，甚至更简朴。
除了住的方面不讲究，穿衣就更随便了。黄桂芳回忆，在吴老任外长期间，夏天老是穿着那套50年代在团中央穿过的衣服改制的西装，还没他们工作人员穿得款式新呢！
1985年，黄桂芳陪同吴学谦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行李在托运的时候弄丢了。黄桂芳赶紧去找航空公司，不久得到回复，托运的时候皮箱子散开了，工作人员看到里面除了两件旧衣服外，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便没着急运送过去了。黄桂芳听到这个解释后，一时间感到啼笑皆非。
黄桂芳任职吴学谦的秘书后，在吴老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吴老对待工作时的那种认真态度。
黄桂芳曾说，吴学谦写文章会反复核实材料，一再推敲。过去吴学谦写得《解放前夜的上海学生运动》一文，被认为是我党历史上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上世纪60年代，吴学谦遵照毛主席“需要出一些简单明了的非洲方面的书”的指示，成立了一个亚非研究所，他领导所里的同志们编写了《非洲手册》。此书内容详尽，特别具备参考价值。周总理对这本书情有独钟，曾出访10个非洲国家时就随身携带着。
在处理外交文书时，吴学谦是慎之又慎。他会和黄桂芳等秘书一起，从内容到标题，甚至标点符号都要仔细审改。吴学谦曾对黄桂芳说，我们在工作中就是要有“认真”二字，稿子不要怕改，越改才越成熟。
话说，吴学谦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出口成章，绝对离不开他背后的学习。黄桂芳表示，吴老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最新的报纸。为了让部、司的领导能及早知晓昨晚发生的世界大事，吴老一上班就把值夜班的新闻司的同志叫来，让他们到会议室汇报。吴老趁着这个机会，当场研究、布置一些任务。
后来，有些在新闻司工作的同志，回忆起当年的事，还记得汇报时的那种紧张感觉。话说，这对于他们的能力提升，也有极大的好处。
黄桂芳说，吴老出差在外时，身边总要带个收音机。他经常边吃早饭，边听新闻。吴老和他说过，只有掌握世界的最新动态，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如果一问三不知，那就会出丑喽。吴老还鼓励部里同志搞调研，多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会议，从中汲取养分。
1986年，吴学谦对一篇名为《一定要让雄鸡在尼日利亚长鸣》的文章大加赞赏。此文内容虽不长，却言之有物，标题也鲜活。主要说，“雄鸡牌”蚊香既有利于驱蚊，又能让中国企业获利，这个传统的市场可不能被外国的企业挤掉！
1988年4月，吴学谦还分管旅游工作。那时，他根据调研，结合中国国情，首次提出了加强旅游业的软环境建设，提高服务质量。
1991年初，黄桂芳接到通知，要调离吴老身边了。出发之前，吴老把他叫到跟前，嘱咐他到外交第一线好好干。吴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今天已经是信息时代，和以前比，现在各方面消息都可通过媒体等各种途径迅速获得，但尽快追踪国际、地区大势，刻苦努力抓好调研的优良作风不能丢！”
对此，黄桂芳牢记于心。此后，他在驻外使馆待了近10年。后来一次在看望吴老时，吴老说他准备新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让黄桂芳也留心着，以后回国后可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2000年6月，黄桂芳退休，直接进了这个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