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调不动粟裕，找中央评理，毛泽东急电：粟裕一兵一卒也不准动

皖南事变，是我军历史上一大悲剧。1941年1月，项英和叶挺带领9000余人马以及新四军军部匆忙北上，结果遭到了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以逸待劳式的伏击，除了1000余人突围之外，其他部队几乎丧失殆尽。项英本人被叛徒杀害，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留。这场战役，成为蒋介石和“常败将军”顾祝同军事生涯中少有的“亮点”，也是陈毅、粟裕等新四军首长心中永远的痛。

然而事实上，皖南事变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940年时，新四军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支是由项英、叶挺带领的新四军军部，驻扎在皖南；另一支则是陈毅、粟裕的部队，驻扎在苏南。

自武汉战役以来，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日军入侵的压力一减少，蒋介石便又露出了反攻反人民的嘴脸。在蒋介石心目中，江淮地区是自己的地盘，而活跃于江淮一带的新四军，则成了他的心腹之患。

相比于游击于苏南的陈毅、粟裕，蒋介石对项英所带领的新四军军部更感兴趣。苏南早已沦陷，蒋介石即使想剿灭陈粟，也是鞭长莫及。而项英则不同，毕竟皖南是他的地盘，第三战区的十多万雄兵将新四军军部三面包围。就像是一个簸箕，只要盖上盖子，新四军就跑不了了。

蒋介石在作战会议上，曾指着地图对他的同伙说：“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

对于项英所处的处境，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是洞若观火的。

1939年，周恩来到访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村。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

“这个村像个大簸箕，口向村里。云岭村富商地主多，迷信说全靠大簸箕的风水好，向里扒。”

然而周恩来却摇摇头：“你们新四军的风水可不好啊！”

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项英、叶挺、袁国平自然明白周恩来并不信风水那一套，此言必然有所指。

周恩来接着说：“你们三面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住在国民党的大簸箕里，可不要被国民党包住了。”

对于周恩来的说法，项英却表现出不置可否的态度。事实上早在1938年2月，毛泽东就曾建议项英离开皖南，向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发展。到了5月，毛泽东又提醒项英，不要害怕到日本人占领的敌后去。其实比国民党友军待在一起而受其指挥、制约要好一些，方便些，放手些，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机动灵活，就不怕什么日本人。等茅山根据地巩固了，可再分兵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带去，这样一来江南江北的局面的就打开了。

然而可惜的是，执拗的项英却有自己的主意，任凭毛泽东如何提议、建议，他却依然将部队驻留于蒋介石的重围之中。

项英是一个资历极深的老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在三年游击战中，项英带领部分红军游击于南方的山林之中，可谓是九死一生。抗战时，万余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项英担任副军长，负责实际的指挥工作。

项英的优点很多，他为人正直，生活朴素，总能和士兵们打成一片。他每天穿着破旧的军装，剃着光头，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深受战士们爱戴。然而项英并非完人，他也是有缺点，他固执、保守，有时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看不到新四军必须要发展的方向。

针对毛泽东要求其东进或北进的建议，项英有三个想法：

其一，若新四军向东发展，必定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摩擦，进而破坏统一战线；

其二，新四军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敌伪核心地区作战，要冒着被消灭的危险。

其三，项英之所以提出留在皖南，是因为日军迟早会打通浙赣线而对国民党第三战区发动进攻。国民党必然抵挡不住日军。待第三战区一撤走，皖南便是新四军的天下了。若向北、向东发展，丢了皖南，岂不可惜？

因此项英主张“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并决定“部队不宜全部出动”，而这就导致新四军的部分主力和大批当年南方从你的老骨干和慕名参加新四军的青年被留在了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