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感情让人羡慕不已，然而两人一生却始终未能拥有自己的孩子。这一点，不免在公众眼中成为一种遗憾。
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也曾透露，周总理对没有子女这一件事感到非常遗憾。
在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结束后，周总理对华国锋等人说，他和邓颖超有一个亲生儿子，可是那个孩子却不幸夭折了。
周总理唯一的孩子是怎么夭折的，后来为什么没有再要一个呢？
模范夫妻相伴终生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与变革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不仅是一场文化和政治的革命，更是青年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在天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场激荡波澜的运动中相识。他们当时都是觉悟社这一爱国学生组织中的成员，又是充满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中逐渐培育出深厚的情感。
次年11月，周恩来离开天津，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虽然相隔两地，但这段异国生活并没有削弱他们的情感联系，反而通过书信，两人的心灵得到了更深层的交流。
在一封寄往天津的信中，周恩来向邓颖超表达了他的重要人生决定——信仰共产主义及其基本原则。这份信件中流露出的坚定与热情深深打动了邓颖超，她不仅赞同周恩来的信念，更决心与他并肩奋斗。
1923年的春天，邓颖超在天津收到了一封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信，信封内还藏着一张印有油画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描绘的是自由与希望的画面，背面的文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这是周恩来对未来的向往以及对邓颖超深深的情感。这张明信片不仅是情感的寄托，也成为了两人爱情的重要象征。
第二年9月，周恩来满载着留学所学和革命情怀返回中国，直接投身于党的工作中。而邓颖超也未曾停歇，她在天津教书的同时，积极参与地下党的活动。
1925年7月，邓颖超被调往广州从事妇女工作，而周恩来则已在广州担任重要职务。他们的重逢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汇聚，更是革命事业中的伙伴重聚。
这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为夫妻。他们的婚礼简朴而真诚，没有华丽的仪式，没有繁复的宾客邀请，只有黄埔军校的同事们的热烈祝福和简单的庆祝。婚后，他们共同在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夫妻关系、战友关系和同志关系。
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为朋友主持的婚礼上的发言中提到，他与邓颖超在革命队伍里既是亲密的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和同志。
而邓颖超也回应，他们在互相学习和帮助中，也扮演着彼此的导师角色。
周恩来和邓颖超恩爱有加，一直非常和睦，但有一次周恩来因为孩子的原因对邓颖超大发雷霆。
有过孩子，却不幸夭折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生活刚刚开始时，他们就迎来了生活中的第一次考验。
1925年末，周恩来带领部队参与东征，他一直将革命工作放在首位，而当时21岁的邓颖超则留在广州做妇女工作。
这段时间，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丈夫的陪伴，没有家人的支持，再加上广州的工作局面尚未稳定，她感到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可能会给她的工作和革命事业带来不小的负担。
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邓颖超最终决定服用中药进行流产。彼时她还年轻，认为应当以工作，革命为主，而孩子以后还是会有的，所以她最终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当周恩来结束东征任务返回广州，得知妻子的决定和所经历的痛苦后，他既感到震惊又充满愤怒。他认为这是过于轻率的行为。周秉德说，那是他第一次在邓颖超面前发着这么大的脾气，他批评邓颖超将孩子与革命放在对立面，并且私自就做了这个决定。
1926年，邓颖超再次怀孕。此时，周恩来因为革命的需要已经前往上海，夫妻二人再次被迫分隔两地。
1927年4月，在广东的邓颖超到了预产期，但因为她在怀孕时认为自己应该保护好这个孩子，所以营养太好导致孩子过大，她遭遇了一场长达三天三夜的难产。
因为那时没有剖腹产，邓颖超面对的是巨大的生命风险，最终医生不得不使用产钳这种工具，夹着婴儿的头将他从母亲的体内夹出来。但因为手术不当，孩子刚出生便夭折了。
就这样，周恩来一生中唯一一个亲生孩子还没来得及看这个世界一眼便离去了。
当邓颖超看到那个已无生命迹象的男婴，她心中非常难过。而在生产过程中她的身体遭受了极大的损伤。
本应好好修养的她，因为躲避“四·一二”大屠杀，邓颖超在身体还很虚弱的时候从广州转移到香港，又辗转来到上海，在这个过程中，邓颖超因为刚生产过的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从此之后再也不能生产了。
虽然两人一生没有孩子，但他们的感情还是一如既往。在共产党内部，他们彼此的扶持，拥有共同的理想信仰，而他们共同经历的痛苦与挑战，使得他们的伴侣关系更加深厚，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五十年。
即使分隔两地，他们也会写书信对彼此表达爱意。
缱绻书信情
1930年，国家正处在多重危机之中。国内外的压力交织，抗日战争的火焰与国内的政治斗争并行，形成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局势。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肩负着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指导工作的重任。他的行动轨迹遍布从重庆到延安，再到东南西南的各大城市，每一步都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和战局的发展。
而邓颖超一直与他并肩作战。在重庆，邓颖超不仅是周恩来的亲密伴侣，也是一位积极领导妇女救亡运动和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的革命者。她在城市中的坚持和斗争，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1939年，周恩来因解决国民党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以及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需要，从重庆返回延安。
然而，周恩来在延安期间遭遇了一个严重的意外，他在一次骑马时，马因受惊而导致他不慎从马上摔下，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
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落后，初始的治疗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周恩来的右臂严重萎缩，情况一度令人担忧。
这时，邓颖超在重庆接到了周恩来用左手写的字条，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彰显出他的痛苦与不便。读到信后，邓颖超深感心痛，她意识到周恩来的伤势远比想象中要严重。
不久，她接到中央的电报，告知需要将周恩来送往苏联接受更专业的治疗。邓颖超急切地请求与周恩来一同前往，希望能在他病榻前给予支持和照顾，中央最终批准了她的请求。
8月27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坐专机离开延安，前往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周恩来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诊断和治疗。而邓颖超则留在了旅馆。
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不仅接受治疗，还继续关注国内的战局，利用住院时间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进行了详细报告。同时他还给邓颖超写了信告诉她自己的右臂恢复的不错，避免她太过忧心。
次年2月25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尽管周恩来的右臂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他的精神和决心并未因此受挫。
几个月后，他回到重庆，继续他作为南方局书记的工作，与邓颖超并肩奋斗。
1942年，周恩来因身体原因被迫住进了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这个时期，不仅国内战火连绵，国共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周恩来的健康问题给他本人及其亲近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担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颖超是周恩来情感上的支柱。她几乎每天都给周恩来写信，这些信件充满了关怀与慰藉的话语，试图减轻他的孤独和痛苦。在国家与个人的双重压力下，这些书信成为了两人情感交流的桥梁，也是他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
这年7月6日，周恩来在病床上写下了一封特别的信，寄给了邓颖超。在信中，他深情地写道：“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他通过这句话表达了对他们婚姻的珍视以及对自己作为丈夫的自责。
邓颖超收到信后，迅速回信。她在回信中表达了对周恩来深切的思念与担忧，描述了自己如何每天都在期盼周恩来的康复，以便她能卸下沉重的负担，重新感受到快乐。最后，她在信的结尾充满深情地写道：“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这是她对周恩来无限的爱恋和对未来重逢的期待。
后来，这些书信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周恩来和邓颖超个性与情感世界的珍贵资料，为后人提供了窥探这对伟人私生活的独特视角。
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
周恩来是党内最早倡导火化的人之一，他反对死后的特殊化，强调从简与实用。所以早在1956年。他就在一份死后自愿火化的倡议书上签了名。
当周恩来知晓自己的病症无法治愈时，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意愿：不保留骨灰，丧仪一定要从简，坚决不搞特殊化。
遵从周恩来的遗愿，他去世后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没有被保存而是撒到了祖国的江河大地。而邓颖超也对这一决定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她希望自己去世后也同样处理，骨灰由所在的党支部负责处理，以彰显共产党员的朴素风格。
1978年7月1日，正值党的生日，邓颖超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就自己的后事做出安排，她在遗嘱中明确表示骨灰不予保留，应撒掉，这是她与周恩来很久之前就共同决定的。
1982年，邓颖超身体状况不佳，她又将这份遗嘱仔细地检查并重抄了一遍，同时根据当时的情况，补充了关于房舍、故居处理以及对周恩来亲属、晚辈的从严要求的内容，再次重申了他们共同的生活态度。
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离世，按照她的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她穿上了60年代缝补过的黑色西装，这是她在16年前送别周恩来时所穿的服装。虽然这套衣服已经显得旧了且略显破损，但她喜欢这套合身的西装。
7月18日，邓颖超的骨灰在天津“新海门”号轮船的长鸣汽笛声中被撒向海河，随着滚滚浪涛奔向大海深处，完成了她与周恩来共同的朴素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