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法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针对不同的地形空间，采取不同的措施，使敌分散、使己率然，从而在主要作战方向（主攻或奇兵方向）上形成对敌绝对优势，以主要作战方向的胜利带动全局的胜利。这样就将总体的力量弱势转化为相对的作战效能优势。这就是所谓的控势。由于总体军事实力与敌人有较大差距，毛泽东更需要巧妙地运用联合法，不断创造战场有利的控势，不断战胜敌人。实际中，他也正是如此做的。
然而由于边地转衢地地缘战略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联合法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联军合法也包括两部分：积极防御和分围进合。
从理论发展看，毛泽东结合战争实践，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联合法。
一是井冈山时期的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二是赣南时期的运动战的“诱敌深入”。三是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将战略防御时的作战原则确定为积极防御，将战略进攻时的作战原则确定为“适可而止”和“波浪式推进”（笔者认为，称为“分围进合”更为合适，后文将有论述）。到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对这些不同时期的联合法进行了系统阐述。
毛泽东将中国革命战争区分为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战略防御又分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他认为“十六字诀”包含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两个阶段的指导思想。其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是战略防御及其战略退却的思想；“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战略进攻和战略反攻的思想。“诱敌深入”是战略退却的指导思想。“十六字诀”和“诱敌深入”都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时联合法的早期朴素称谓。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战略防御的积极防御联合法进行了系统阐述；但对战略进攻的“适可而止”“波浪式推进”联合法思想，因西安事变发生而没空写。
从战争实践看，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直到解放战争时的挺进大别山，前后20年，都是在“积极防御”联合法指导之下，虽然夺取的国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0%多，但对整个战争起到奠基性的决定作用。从跃进大别山开始，到整个战争主要战事结束，约2年时间，是在“分围进合”指导之下，夺取了约80%的全国国土面积。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